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一个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7%时，这个社会即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7.13%，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根据人口统计学推算，到2010年，这一人口将突破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38%；到2020年，老龄人口将超过1.5亿，占10%以上；到2030年，这一人口将超过2.5亿，占总人口的16%。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增加需要照顾抚养的人口数量，另一方面减少劳动人口的比例，对一个社会的积累、经济发展的动力将产生一定的影响。老龄化社会大多发生在高收入国家，它们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源较多。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属于刚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所幸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国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还会继续提升，必须利用这段时间，尽速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贯彻执行，以最大限度避免在将来劳动人口比例下降时，需要抚养人口增加对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任何社会对老龄人口的照顾都必须有一定的安排，以使老有所养。传统的方式是靠自我储蓄和“养子防老”，以解决个人年老不能工作时的需要。但是现代社会人口、就业的流动性大，几代同堂的情形已不多见，家庭的规模变小，家庭成员间分散风险、相互保险、相互照顾的能力降低。以家庭为单位来解决养老的需要，经常会有些人出现得不到最起码的必要照顾的情形。因此，进入到现代社会以后，个人在工作期间的储蓄仍然是个人养老时的最重要资金来源外，各发达国家还都建立一些辅助的体系，以满足最低的保障要求。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职工实行的是低工资制度，每个人在工作时的工资并无养老金的成分。退休后的养老靠政府的财政拨款，通过工作单位发放给职工退休金来满足生活的需要；在农村养老则靠农民自我的储蓄、子女的奉养和集体对无子女及无其他近亲直系家庭成员的老人的“五保”。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后，尤其是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怎样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原则建立一个长期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当务之急。在这方面各界的讨论已经很多，一般认为必须是“个人积累、企业贡献和国家税收”三结合，在此不拟多加述说。

    本文要分析的是和老龄化社会有关的人口政策问题。人口政策一般包含两个方面：人口的质量和人口的数量。

    人口的质量与教育有关。预计到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劳动人口的比例将会不断下降，若能提高劳动人口的工作能力，他们创造的财富和能够抚养的人口的比例就会增加，可用的资源多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人口质量的提高也有利于我国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由教育部领导亲自组织的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并在今年年初出版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课题报告中，对此已有较好的分析和规划，各界的看法不会有分歧，今后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如何按照这个共识，在教育上，尤其是农村的教育上多下力气。

    人口政策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人口数量的问题。所谓人口老龄化就是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高过一定标准、年轻人占总人口中的比例低于一定的标准的一个现象，这是近期生育率低以及过去高生育率下出生的庞大人群陆续成为老年人的结果。如果生育率继续降低或是仍然保持在现有较低的水平，将来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就会更为严重。

    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是我国从1970年代底开始严格执行的一个国策。十六大报告里仍然主张继续控制人口增长。对于人口数量问题，我们常讲毛主席错批了马寅初，酿成中国多出生了几亿人，因此，现在不得不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否则人口数量过多，会成为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沉重负担。

    回顾1950年代后期的那场争论，是不是马寅初的观点就必然对、而毛主席的观点就必然错？毛主席认为，一个人有两只手一张口，双手创造的财富总比一张口吃的多，这样每个人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必然可以做出贡献，人多不是坏事。但是，从后来实践的结果，大家认为马寅初主张控制人口增长数量的观点是对的，而毛主席认为人多好办事的观点是错的，其原因其实在于从1953年开始到1978年改革之前，我国推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投资很多，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少，不仅不能把农村劳动力吸纳到城市非农部门，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除了一个工作岗位安排三、五个人来做，还必须让大量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城市各个部门，人浮于事，效率很低；农村的劳动力由于在生产中得不到足够的资本和 其配合，效率也非常低。这样人多不仅不是好办事，而且，事实上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负担。

    可是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人多是否必然就是坏事？从改革开放这些年的经验来看，发展最好、最快的却是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些自然资源相对贫乏，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而且，从国际的经验来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的发展中经济，只有东亚的少数几个真正赶上了发达国家或大量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些经济的人口密度都非常高，甚至比我国大陆还高。比如2000年我国大陆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35人，而日本则是337人，韩国是479人，台湾省是616人，这些都属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经济。为什么人多在东亚经济和改革开放以后的我国却反而成了优势？其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的沿海省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利用了我国劳动力多，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都非常有竞争力。日本和东亚的几个新兴工业化经济则是在它们经济发展的每一个过程中都充分利用了比较优势，在早期人多资金少时，就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随着资金的积累，劳动力由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稀缺，资金由相对稀缺变为相对丰富，产业才逐渐升级，发展资金、技术比较密集的产业。这样看来，只要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人口多时，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人口多就会成为一种优势，经济发展得好，资金就能得到较快的积累，产业升级得快，收入水平也就提升的快。而且，从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迈克·波特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的观点来看，只要能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人口多也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在同等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下，人口较多的地方，（1）市场规模较大；（2）生产活动较为密集，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包括纵向的支持（企业的上游产业在设备、零部件等方面的支持）和横向的支持（相似的企业在生产合作、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支持）程度会较高；（3）同行业的竞争会更为激烈。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 所以，对经济发展来说，只要发展战略是对的，人口多不仅不是负担，而且还可能是一个优势。

    在我国加入WTO以后，政府可以用来补贴、保护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政策空间很小，经济必需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是我国的比较优势，能够吸纳的劳动力很多，实际上，90年代以来，东部沿海人口密度高的省份，由于发展了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不仅促进了这些省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还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情形，每年从中西部吸纳了数千万农民工。所以，在改变了传统的在资金相对稀缺的情况下优先发展资金密集型重工业的战略，并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时，毛主席的人多好办事的理论就不再是不正确的。

    我国已经加入WTO，今后必须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人多不会再像过去是一个沉重负担。现在又逢已经提前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生育率上升一点，对缓解人口老龄化有好处。因此，应该重新评估现有的人口数量政策，可以考虑在人口生育数量的控制上宽松点，计划生育以提供咨询和帮助为主，提倡晚婚晚育,生育数量逐步达到遵从自愿的原则。如能这样，会是利大弊小的一项政策选择：现在农村中三农问题相当严重，原因之一在于干部人数太多太臃肿，其中不少是计划生育干部。需要养的干部多了，农民的负担就重。执行计划生育的时候，又经常会引起矛盾，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国际社会对此也有不少看法。寛松点生育数量的控制有利于上述农村问题的解决。而且，根据各国的经验，只要经济发展得好，随着收入的增加，养子防老的需要减少，同时养孩子的成本增加，生育率自然会下降。不至于造成人口数量的过度膨胀。没有推行强制性计划生育的发达国家以及诸如我国台湾省、韩国等亚洲与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生育率已下降到很低水平的原因就在于此。所以，根据现有的情况和条件，改进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加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大力提倡晚婚晚育，逐步达到遵循自愿性的原则，应该是一项与时俱进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