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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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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谢朝斌的论文《证券公司不良资产风险防范与控制》指出，我国证券公司的不良资产主要通过证券业务和非证券业务两种渠道产生。在证券业发展早期，不良资产主要形成于非证券业务特别是房地产投资中。大量不良资产的存在严重加大了证券公司的经营风险：一方面导致证券公司净资本下降，自有资本的耐风险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导致证券公司资产流动性降低，资产质量下降，业务风险加大；不良资产占用了大量的资金，也严重阻碍了证券公司的长期发展，固化的资产不仅不产生效益，而且吞噬着效益，使证券公司没有能力扩大经营规模。因此我国证券公司不良资产风险的防范与控制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现有不良资产进行处置，其中非证券类不良资产的处置是关键所在。二是规范公司经营，完善内控制度。证券公司风险防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证券公司本身，最大的风险是道德风险，如何防范道德风险的课题亟待探讨和解决。
巴曙松研究员做了评论：该演讲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证券公司的不良资产状况。道德风险在证券公司不良资产的形成中具有重要影响。演讲暗示了要保持中介机构在转轨中的稳定，政府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
泰康人寿保险公司稽核部胡盛明的论文《股份制金融企业内部控制探析》阐述了完善我国股份制金融企业内部控制的意义。对西方内部控制的理论演进、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和系统构成诸方面进行了介绍，指出7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正式将控制环境纳入内部控制范畴，不再区分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随后他分析了我国股份制金融企业内部控制的现状和认识不统一、 体系不健全、执行不力等问题，并提出：第一，我国股份制金融企业内部控制应从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等五个方面构筑内部控制机制，把经营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第二，建立和完善企业风险评估和经理人业绩评价体系；第三，建立良好的企业内部信息沟通系统；第四，进一步加强企业的内部审计、控制自我评估和金融纪检监察；第五，强化外部监督，督促企业完善内部控制。最后他介绍了泰康人寿内部控制机制在风险管理、控制活动、信息沟通和监督等环节的特点。
李维安教授做了评论：企业需要管理，公司需要治理。该演讲所选取的股份制金融企业内部控制的课题在公司治理中具有重要意义。
华夏基金管理公司研究总监林浩的论文《首都基金业发展研究》概述了我国基金业发展的背景、历史和现状，认为我国基金业正处于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之中，发展前景广阔。然后他介绍了首都基金业的发展现状和隐忧，并且分析了上海、深圳在基金业环境如税收政策优惠、群聚效应等方面具有的优势。基金业是新兴产业，发展基金管理公司的同时可带动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产业群并吸引高端人才，所以首都发展基金业具有迫切的必要性。首都发展基金业具有市场优势、信息优势、业务创新优势等区位优势。因此建议应该提高首都居民的金融意识，培育基金市场，进行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和企业年金委托投资的试点，为基金业及其相关行业提供一个交流平台，使首都成为基金业的信息交流中心；发展与基金有关的细分产业，形成产业群；为吸纳人才方面和税收等方面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在基金管理公司所得税方面进行灵活变通；政府帮助积极推动对外交流与合作。
谢朝斌博士做了评论：这篇报告关注的正是所有业内人士一直在向政府高度呼吁的问题，如果得不到重视，北京证券业拥有的优势将不复存在。政府应允许证券企业获得合法合理的收入，向企业让利，避免竭泽而渔。
郭光磊主席做了补充评论：利益激励机制和企业获取的价值的考虑可能是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迁移的深层次原因。
华夏基金管理公司法律监察部总经理助理李诗林的论文《基金管理公司内部控制研究》包含四点内容：I. 中国基金业发展历程与现状；II. 内部控制基本理论及主要内容；III. 中国基金业内部控制建设的现状；IV. 中国基金业内部控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途径。他指出我国金融企业的内部控制无论从理论研究上还是从实务操作上都是一个薄弱的环节。首先，由于国内基金公司股权构成单一，以国有股份为主，发起人以金融机构为主，因此经营理念受传统国有企业影响。对此应放宽行业准入并且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实行股权多元化。其次，董事会中内部董事多来自国有企业，独立董事未发挥实质作用。对此可以通过加强培训，立法进一步明确独立董事职责，对独立董事兼职数量进行限制来加以改进。第三，董事会结构中缺少专业化委员会。第四，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内审部门应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汇报，法律部门应向CEO汇报。
张俊喜教授做了评论：基金和银行有类似的特点：自有资金比率低，代理成本高。完善的基金业需要清晰的产权，合理的内部治理结构，适度的竞争机制。在基金业的建设中，宏观上应注意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的设计，基金公司的改制，封闭式基金对开放式基金的影响。
北京证券公司研发部研究员范国英的论文《证券公司不良资产剥离研究》指出，市场发育不完善，经济过热和房地产投机，证券公司内部控制不严，自律性不强和盲目低水平扩张业务，创新服务水平低是北京市属证券公司不良资产的主要成因。借鉴国外经验，在对待不良资产的问题上，“尽早处置原则”比“成本最小原则”更为重要，把对证券公司的伤害降到最小，其处置过程应尽量透明。剥离不良资产的方式可以选择以政府为主体收购证券公司的不良资产；成立金融控股集团，在此架构下剥离非证券资产；以合资合作方式化解不良资产；考虑北京当前的实际情况，以证券公司原有股东为主体化解不良资产时，大股东直接收购不良资产和证券公司原有股东出资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收购证券公司不良资产更具有操作性，而对“减资剥离”的方式应慎重使用。她建议剥离不良资产与证券公司增资扩股、改制上市相结合，与证券公司兼并重组相结合，与证券公司金融创新相结合。
刘俏教授做了评论：化解不良资产课题可以注意与韩国、印尼的国际比较。中国证券类公司数量多、规模小，亟需进行行业整合。在“国退民进”的趋势下应允许更多的民间投资接手不良资产，以避免道德风险。
（龚鹏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