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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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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为了科学的讨论“需求理论”，首先阐释了“科学的方法论”。他认为理论的推测一定要“可能被事实推翻”；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是没有解释能力的。换言之，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可能被事实推翻而没有被推翻，就算是被证实（confirmed）了。张五常强调经济理论要解释现实，必须要了解的现实的“局限条件”（constraints）。因为“局限条件”的改变，直接会影响对行为的解释。为了满足理论的科学性，前提假设可能不一定都是可以被观察的事实。但是，在真实世界中却是可以通过细致的调查而观察到“局限条件”；理论研究还可以对“局限条件”的简化分析。张五常认为“局限条件”非常复杂、调查也非常困难，但是“局限条件”是不可以想象的，它必须是来源于“真实世界”！
张五常认为他的“需求理论”的分析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论”和对于“局限条件”的调查。传统的“需求定律”（the law of demand）是认为：任何物品的价格下跌，其需求量就必定上升。但是在鲁滨逊世界里，只有一个人、没有市场、没有市场价格；但是只要获取缺乏的经济物品，他就必须付出代价（Sacrifice）。同样物品，他付出代价增加，则需求量就会减少，不会有例外的情况出现。张五常特别强调“需求曲线”和“需求定律”是不同的。通过讨论等优曲线（Indifference Curve）的移动，教科书中的“效用分析(Utility Analysis)”认为：由于商品价格的下降，实际收入会增加，需求曲线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但是，张五常认为需求曲线不是需求定律。需求定律就是：价格下降，需求量一定上升！
张五常特别讨论了“吉芬物品（Giffen Goods）”的例子。许多人认为，因为“吉芬物品”的存在，即使价格下降，需求量也会下降。而且，他们利用需求曲线的分析认为：在实值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价格下降，需求量一定会上升。但是认识的困难在于：“实值”是观察不到的。解决的办法就是，不再坚持 “实值不变”的条件。因为“实值增长”的存在，所以张五常不同意Slutsky “明显实际收入不变”的理论；他也不同意弗里德曼(“马歇尔需求曲线”,1948)的诠释“最好让价格改变而不理会实际收入的变化”；对于阿尔钦等人的“不允许需求曲线向上”方法、无差异曲线（等优曲线）成弧形，张五常觉得这都是经济学家“武断”的认识。他认为，在鲁滨逊世界里“吉芬物品”在逻辑上是存在的。但是由于市场竞争的存在，“吉芬物品”在逻辑上是不存在的，没有交易实现的可能性。
张五常提出了对于“需求定律”新的解释。他认为：（1）凡是直接影响价格的因素，允许其变化。（2）凡是直接影响需求量的其他因素，皆不允许变化。（3） 价格转变会导致需求量的转变，但是价格的转变会影响其他因素的转变，这些其他因素还会影响需求量的转变，这些因素可以改变。对于“需求定律”的实证研究，张五常又一次强调：在“真实世界”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价格的变化。但是，我们无法观察到的不存在的需求量的变化（需求量只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只是“成交量”。为了验证“需求定律”存在性，如果使用统计学的方法来计算需求曲线就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不能用数字去度量不存在的需求量。所以，张五常认定“需求定律”本身是不可验证的，也没有任何解释能力。如果要有解释能力，就要加入新条件和变量来分析。
张五常对于经济学的“量”和“价格歧视”也发表了个人的看法。他认为：需求定律约束的“价”与有关的“量”的规律，其量可能是“有质”的或者“委托”（Proxy）的，或是二者的合并。重要的是价与量必定要有直接的联系：有关的“量”就是“价”直接地表达着的量。他以维他命丸的例子说明：一条需求曲线是多种维他命的组合；量委托于“无质”的瓶子。这里，需求曲线只限于瓶价与瓶量。而且，不直接表达的量不属于需求定律管辖的范围（他指出“芝加哥”学派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张五常也不同意“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的说法，主张使用“价格分歧”的概念。他通过“珠宝店”和“路边”出售钻石的例子，说明“价格分歧”和谈判中“信息成本”的关键作用。
张五常还对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他根据中国教育的迅猛发展的趋势，认为中国经济将会迈入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同时，他还对中国的“外汇管制”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管制会影响中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
[黄毅整理记录]
附录。陈平和张五常教授的讨论记录
2002年4月27日中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管研究的副主任陈平教授，代表林毅夫主任在北大勺圆宴请张五常教授及夫人。中心的卢锋，胡大源，赵耀辉，赵忠，金甫春等教授出席作陪。席间和讲演过程中，陈平向张五常教授请教若干和张五常的专长有关的问题，切磋甚欢。张五常教授答陈平问题的记录如下。
陈平（以下简称“陈”）：我们在1993年的海南会议上初次见面。这次有机会当面求教。因为我研究劳动分工和经济周期，涉及制度问题。故对你的工作早有兴趣。杨小凯做分工从优化出发，我是从演化出发。请问你和科斯有何不同？
张：你看我和科斯关于企业本质的文章，就知道了。科斯认为问题解决了，我认为问题才刚开始。我不知道企业的边界在哪里。签合同付工资买的是时间，只是Proxy, 我要的是产品。这中间就有监督的问题。
陈：我注意到产权问题，是1995年在上海讨论国企改革。当时许多人赞成产权改革。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米勒，是我尊敬的金融学家。他评论说：产权当然重要，但没有优化解。简而言之，英美型短期行为投资不足，德日型长期行为投资过度。虽然他个人偏好英美型产权，但他不认为英美模式为最佳选择。我希望知道你对米勒观点的评论。
张：这对我也是一个新问题。
陈：二次大战后，世界许多国家进行了土地改革，理由是租佃制缺乏经济效率。你的租佃理论证明租佃制有经济效率，你的政策含义是什么呢？这些国家的土地改革都只是浪费时间吗？
张：这全是政治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搞土改，国民党只好在台湾搞土改。土改后台湾的农业产量增加，并不等于台湾农业经济更有效率。
陈：大宗稳定商品的需求曲线斜率为负是争议不大的。但是变化很快的金融商品的供求关系假如满足需求律，就不会有金融危机了。请教先生如何解释？
张：金融的信息在改变。股票价格变动后的股票，不是和以前一样的股票。
陈：先生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在取消外汇管制。亚洲金融危机中取消外汇管制的泰国，韩国，印尼受冲击很大，保持某种外汇管制的大陆和台湾却受冲击不大。先生的解释如何？
张：亚洲金融危机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大陆先将人民币大幅贬值，引起东南亚各国的困难。二是东南亚各国的贪污腐化。例如韩国的货币贬值就是贪污引起。中国银行的官员要垄断和贪污，就反对取消汇率管制。
（讲演中一些学生和记者反复追问数学和经济学的关系上张五常和陈平有何不同意见）
张：博弈论在八十年代的流行是因为博弈论的数学模型好做，真实世界的约束条件难做。经济周期理论很难，陈平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没有不同意见。
2000年4月30日上午11:40陈平和回到香港的张五常教授通了电话。进一步对他的工作做了求证。征得张五常教授的同意，将讨论要点记录如下：
陈：请教你的佃农理论与斯蒂格里茨有何不同？
张：斯蒂格里茨的文章是我审稿通过的。他对风险的描写用随机噪声，方差可大可小，与已有的数学框架并不完全兼容。我后来放弃风险模型，因为感到自己的数学能力不够描写如奈特指出的不确定性风险。
陈：我读你的“蜜蜂的寓言”，你发现真实世界蜜蜂授粉可以交易。大家对这一贡献
没有异议。你试图验证边际定价较为困难，平均成本定价得到验证。是否如此？
张：边际定价可以间接验证。
陈：我请教过商学院作营销的专家，他们告诉我经验观察多为成本加成，没有边际定价的经验案例。这是我将来可能与先生观点不同，有待进一步研究之处。另外，劳动分工本质上是演化而非优化问题。劳动分工的优化并未有经验研究的支持，如你对蜜蜂授粉的研究那样。不知先生意见如何？
张：我同意制度是演化的问题。
陈：新闻界报道你反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但我看你对蜜蜂授粉的经验研究的数学分析非常仔细，超过某些只作纯理论的经济学家。
张：我跟阿罗是好朋友。我怎么会反对数学。我以为某些问题很复杂，现有的数学和自己的数学能力不够。我会把我的英文论文寄给你，不要读中文翻译。
陈：我拜读你的文章后，希望有机会深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