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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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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澳大利亚的经济表现在发达国家中可谓可圈可点：尽管在90年代出现过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澳大利亚在1990-2000年10年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仍然达到3.4%的高水平，同时劳动力生产率也提高了2.8个百分点；更值得一提的是，在1996年以后，GDP的增长率达到3.9%，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3.4%。虽然同中国相比，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率似乎不值一提，但对一个发达国家来说，增长率达到如此地步却殊为不易。从1992年以后，澳大利亚的生产率增长就超过了美国，而后者被认为是9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源头。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的劳动力生产率在过去10年中有了大幅度提高，而这种提高又可以分解成若干因素的影响：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统计表明，在过去35年中，资本深化的贡献率是基本不变的，而全要素生产率在1993之后的增长速度达到了每年1.8%，是80年代的2.5倍。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通货膨胀率却一直保持着比较低的水平棗1996年之后每年1.8%（扣除了2001年推行新税制的影响），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高，经常账户赤字缩减到历史最低水平。
澳大利亚之所以在90年代能够有如此好的经济表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与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政府所大力推行的经济改革。
资本和金融市场是最早进行改革的领域。
1980年，澳大利亚开放资本账户，放宽资本流动限制；澳大利亚元1983年开始实行浮动汇率。
从8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开放金融市场，放松金融管制，其目的在于：通过引入竞争来提高效率；取消不必要的监管；在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同时，提高金融系统创新和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
主要措施包括：取消对利率的直接控制（1983），放松了对储蓄银行特定资产要求的监管。改革是全方位的，其中最有争议的举措是1985年开始允许外国银行进入澳大利亚经营原来受到高度监管的商业银行业务。几乎与此同时，政府废止了对银行存款和借款数量的控制。国家和地方政府逐步放弃的对金融机构的直接所有权。
在放松监管之后，我们观察到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却加强了，这说明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管制，鼓励竞争的改革是成功的，并且并没有影响保持金融稳定、 保护消费者利益等其他目标的实现。尽管澳大利亚金融改革是广泛并且深入的，但对劳动力市场和非贸易品部门的改革却有些滞后，市场仍然受到高度监管，同时关税壁垒几乎存在于各个领域。
在二战之后很长时间里，澳大利亚实行的都是固定汇率制度：
至1971年11月，钉住英镑
至1974年9月，钉住美元
至1976年11月，钉住一揽子货币（以贸易额为权重）
至1983年11月，爬行钉住TWI。
1983年之前所推行的种种汇率制度的效果都令人失望。1983年，在市场的压力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和不同汇率安排之间的矛盾的压力下，澳大利亚开始推行浮动汇率制，尽管在改革之初企业经受了不少波动，但这种影响已经逐年减少，而且我们成功地抵御了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的经济低迷，浮动汇率制成为一道抗拒外来冲击的屏障。
虽然我并不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采用浮动汇率制，选择何种汇率制度是每个国家自身的权力。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各项政策都在勉力维持固定汇率制度，那么，这种努力维持不料多久；而一旦国家放弃了这种努力，危机就很可能发生。
众所周至，澳大利亚的农业和采矿业主要面向国际市场，需要贸易保护措施和产业政策的倾斜，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使得政府可以形成共识并确定改革的方向，尽管在具体的步骤上还存在分歧。
70年代和80年代间，除去汽车及纺织品以外，澳大利亚的贸易保护水平大大降低。1984-1985年，对制造业的平均实际补贴降低了20%，汽车和纺织及制鞋行业实际补贴提高了40%。但是，从70年代开始的降低贸易保护的举措已经开始加快步伐，1988年政府宣布降低关税，并且公布了其后4年减低关税的具体安排。尽管90年代初遇到危机，但降低关税的步伐并未停滞。
今天，澳大利亚超过49%的进口商品免税。平均关税降到5%，只有客运车辆（现有税率15%，承诺2005年降至10%）和纺织品、服装和鞋类（最高到25%，承诺2005年降至17.5%）除外。
80年代后半段开始，澳大利亚的非贸易品部门也开始改革，其目的主要是考虑到对下游行业棗公用事业、通信和运输业的影响。
这些改革措施收到很大成效，80年代中后期开始，所有改革部门的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总体经济表现也越来越好。
要想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体，仅仅向国际市场开放是不够的，必须建立本土竞争性的产品和原材料市场，以及灵活的劳动力和其他要素市场。这是80年代中期以后澳大利亚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
改革不仅包括在沿海地区进行的改造和在电信部门中逐步引入竞争机制等从90年代初期开始的措施，还包括从9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对能源部门的结构改造。
1995年，包含在1974贸易法案中的竞争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非公司制实体和国有企业，澳大利亚政府也开始重新修改所有不利于竞争的法律，并且在政府的商业行为中自动贯彻平等竞争的原则。
从1995年开始，上述的部门改造由国家竞争政策（National Competition Policy）保障进行，这项政策确立一个在经济中引入竞争机制的框架，要求国家和地方政府重新审视现有法规，修改其中不利于竞争的条款；并要求在经济活动中，政府和私人部门一视同仁。
众所周知，生产率和工资率较高的经济更容易创造就业机会，因此，澳大利亚对自身的教育体制也进行了改革，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教育体制改革始于80年代末。随着入学门槛的降低和参与人数的迅速增加，高等教育由原来只有少数人接受的“精英教育”变成普及的大众化教育。伴随这种变化的是高等教育基金的建立，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需要承担一部分受教育的成本，这笔收入作为发展教育的基金，而同时学生还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贷款，由于支持自己完成学业；大学自主权越来越大；学生的需求，包括逐年增加的留学生的需求，成为决定教育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
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始于80年代，但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出现在90年代后半期。改善就业工作环境的工作从宏观层面上的改造逐步深入到具体企业的工作环境改造，1996颁布的工作环境法案（Workplace Relation Act）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90年代中后期，澳大利亚在经济的其它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澳大利亚的金融体制改革建立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金融监管体系，每一个监管者棗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局（Australian Prudential and Regulatory Authority）和澳大利亚保险和投资委员会（Australian Security and Investment Commission）棗都拥有相当的自主权和明确的目标。澳大利亚要努力建立一个公正、高效、透明和值得信赖的金融监管体系。
公司法的重新修订始于90年代中期，修订后的公司法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财务报表及披露机制。政府公司法律经济改革计划（The Government’s Corporate Law Economic Reform Program, CLERP）的目标是保证澳大利亚公司法同建立健康有活力的经济体制的基本目标相一致。政府在制定法律时，充分考虑了以下的经济原则：
避免不适当地妨碍经济增长；
减少不确定性，鼓励竞争；
减少市场准入障碍。
从1985年开始，澳大利亚还进行了两次重大的税制改革，主要措施包括引入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 Tax）和额外福利税（Fringe Benefit Tax）来避免税基的流失；同时引入一套收入划分体系来避免双重征税。2000年进行的税制改革重新调整了现有的指数化税收体系，增加了货物税和服务税，这两项税收收入主要归地方政府所有。税制改革的目标是保障政府收入和鼓励工作及储蓄。新税制的主要变化是削减了个人收入所得税，简化了现行的福利体系，提高了福利水平和工作激励。新税制的特点是增加了中低收入家庭的实际工作收入。
从1993年开始，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将通货膨胀率作为一个政策目标，目标通货膨胀率在2-3%之间，并且要“超越”经济周期（Over the Cycle）。这要求政策的执行者可以根据实际的经济情况灵活执行政策：当目前的通货膨胀率高于这一目标，但很快会回到目标区内的时候，并不需要采取措施强行降低通货膨胀率。在此之前，澳大利亚政府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度。90年代澳大利亚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仅为2.3%，而80年代和70年代，这一数字则分别高达8.3%和10.2%。
财政政策改革的目标同货币政策类似，希望在“超越”经济周期影响的条件下实现政府收支平衡。改革的具体目标是稳定名义政府债务，降低其占GDP的份额。财政政策的改革帮助我们降低了国内实际利率，并有助于我们抵御外来风险，并且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手段克服经济周期的不良影响。
事实上，从1996年开始，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在逐步实现私有化的进程中实现财政盈余。中央政府的负债占GDP的份额从1996年的19%下降到2001年的6%。政府净负债可望在2004年降至GDP的0.5%。
改革的成效是明显的，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澳大利亚的国际贸易得到快速发展，进出口总额由60年代末GDP的28%上升到90年代末的42%，而国际贸易的发展在过去40年中一直是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国际贸易发展不仅体现在总量的提高上，还体现在贸易结构的变化上：精密机械和服务是澳大利亚出口增长最快的部分，而且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发展了贸易关系，尤其是同中国的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其次，最近以来，我们观察到了澳大利亚生产率的明显提高：以往限制增长的因素，通货膨胀和经常账户赤字不再是增长的障碍。
OECD的研究表明在21个成员国当中，澳大利亚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仅仅略高于美国和英国；对企业家精神的鼓励也仅低于美国和英国；而贸易和投资壁垒是各个国家中最低的；90年代的发展速度是所有OECD国家中最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