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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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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经济、社会的重大变迁将很多国家引上较高的经济增长路径，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变迁并未伴随劳动力市场的较大改善。由于就业是联结经济增长和反贫困的重要因素，如果一种增长不能强有力地创造就业，就无法很好地实现削减贫困的作用。此外，对于低收入阶层，劳动力是其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资产，因而我们必须给予劳动力市场足够的关注。
那么，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存在怎样的问题呢？首先，近年来，经济实现了增长，但是在很多国家，劳动力的增长往往超越了伴随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就业的增加，亦即这种增长不足以为日渐增多的劳动人口创造足够的就业。第二，很多新增的工作岗位往往伴随着低生产率和低报酬的特性，例如粮食生产和非正规部门中的很多工作岗位。最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既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挑战：（1）伴随着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得以接触新的市场和技术，但也面临更严酷的竞争；（2）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从而给世界工资水平造成了影响；（3）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产品市场、服务市场和要素市场在世界范围内的整合程度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得以自主选择生产技术，但其选择不一定能够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也不一定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数据显示，不同国家之间的就业率和失业率有着显著的差距。同时，据估计，在2005年至2050年间，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结构也体现出迥异的变化趋势，例如，在这一阶段，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有显著的增加（约增加2亿），而中南亚增长最多的则是15-64岁的劳动人口（增加5亿以上）。此外，劳动对于GDP的贡献呈下降趋势，在亚洲国家，GDP增长的劳动密集度下降。以1%的GDP增长所伴随的劳动增长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这一指标值约为0.37%，而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指标值下降到0.1%左右。
我们应当如何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现存问题？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面，价格如何影响劳动需求？在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面，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工资谈判如何影响劳动供给？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已经为发达国家的数据和计量模型所证实，但是，这样的关系能否应用于低收入国家？答案是否定的。由此可见，对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相对规范的发展范式，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还缺乏可行的发展范式。Lewis (1954)和Harris-Todaro (1970) 针对发展中国家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的两部门模型已被证明是无效的，Grindling (1991)和Maloney (2004)指出，非正规就业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一种自愿的选择，而Fields (2006) 指出，对于上层阶级而言，非正规就业是一种选择，而对于低层阶级而言，非正规就业则是其唯一的出路。但是，他们也未能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成熟的解释框架和指导政策。因此，我们有必要尝试建立一种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范式。
那么，这样一种范式应当如何创立？可以分两步来实现：第一步是填补知识空缺，重点关注国际研究团体、多边和双边援助国以及特定国家的经验；第二步是为发展中国家提出一种可行的创造就业机会的操作框架——MILES。MILES是一个创造就业机会的多部门政策框架，其中，M代表宏观经济，I代表投资环境，L代表劳动力市场制度，E代表教育和技能，S代表社会保护，M、I和L涉及就业岗位的创造，即劳动的需求面；而L、E和S涉及劳动的供给面。
MILES方法是一种多部门的、将供给面和需求面相结合的方法。由于失业和低就业率并非仅仅是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我们无法仅仅通过对供给面（制度、保留工资、机器等）的关注实现就业增长，这只是必要条件。在需求面，企业改组、企业发展和企业激励等方面的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就业的增长。在使用MILES方法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相关的硬约束（binding constraint）（如，政治强制是有限度的，而相关部门的改善空间则是无限度的），尽可能多地运用现有的统计工具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确保部门间和部门内政策的一致性，并应注意相关政策制定者和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协调问题。
以下对MILES的五个组成部分作简要介绍：
（1）M（宏观经济）。健全的宏观经济结构（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和相合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对于企业家扩张企业、创造就业的决策相当重要。中小企业最容易受到经济、政策不稳定的影响。MILES框架关注通过提供更加稳定、可预测的政策环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投资、增长和创造就业。
（2）I（投资环境、制度和基础设施）。假如企业能够以较低且可预测的成本开展业务，则通常会实行扩张，并创造正规部门就业。但是，即使开展业务的市场成本较低，其影子成本（如资金可得性、市场可得性和腐败等）也可能会很高。欠佳的投资环境通常会对中小企业造成非均衡的影响。MILES框架通过使用已有工具（企业、投资环境调查），分析业务环境的状态及其如何影响具有较高就业创造能力的企业或部门，并提出政策性工具，协助企业创造有利于提高就业的环境。
（3）L（劳动力市场管理和制度）。健全的管理有助于雇主和雇员建立生产性的长期工作关系，并在工作岗位维持、工作条件改善和客户需求满足等因素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劳动力市场管理和制度通过限制最低工资、设定工资谈判规则，在工作条件和工资设定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MILES框架有助于判断劳动力市场制度的现状及其对于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并能够进而被用来分析：通过改革这些管制措施，能够对创造就业和雇员的在职保护造成怎样的影响。
（4）E（教育和技能）。体面的工作（如生产率较高的工作）必然要求雇员具有良好的正规教育和适当的技能。许多雇主认为，技能短缺是影响其企业运作和增长潜力的主要限制因素。MILES框架分析教育可得性和入学率、技能短缺和教育回报率、以及学校的终身教育政策等。
（5）S（社会保护）。如果能够较好地制定和实施社会风险管理计划，则能够有效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性和合理性。但是，如果社会风险管理计划制定不佳，则可能对正规就业或非正规就业造成严重的障碍。MILES框架在给定管理和资源限制的情况下，分析了可行的社会风险管理方案，并对不同方案所伴随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衡量。
识别硬约束的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一是微观计量方法（the microeconometric approach），这种方法通过分析微观（企业层面）数据来判断生产率和就业创造之间的关系。二是结构性方法(the structural approach)，这种方法致力于探求不同国家间生活水平存在的巨大、持续性差异的原因，这种差异可以被转换为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三是实验方法（the experimental approach），这种方法关注于某种特定的约束，并通过实施放松这种约束的实验——现场实验（field experiment）、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和政策实验（policy experiment）——来判断其对于增长和就业创造的影响。四是制度方法（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这种方法重点关注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在解释不同国家劳动力市场表现中的作用。
在劳动力市场研究中，一些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有：（1）提高对劳动力市场的判断和对劳动力市场脆弱性的识别；（2）理解投资环境、劳动力需求和贫困之间的关系；（3）识别结构性变迁以及全球化给劳动者带来的收益和成本；（4）认识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区别；（5）制定适当的劳动力市场规制政策；（6）确定最佳的技术发展和技术升级方案；（7）衡量国际劳动力转移对平滑劳动力市场和国家间人口不平衡的作用，改善知识流（knowledge flows）。
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研究议程，需要世界银行、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研究机构的共同协作和努力。2007年10月，世界银行获得了一项多捐款方基金，此基金的设立目的是协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功能，为有助于创造更多就业、削减不平等和社会歧视的政策提供支持，并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政策制定的有效性。此基金主要被用作以下三个方面：（1）弥补知识空白：资助在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削减不平等和社会歧视的关键政策问题等方面所作的大规模研究；（2）克服能力不足：提高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分析能力、以及对于技术和政策的执行力的评价能力；（3）填补实践空缺：推动成员国开展地区性劳动力市场状况分析，并为相关政策的试点提供资助。
提问：您指出，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范式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自身情况也往往不尽相同，那么，您是否认为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定范式？如果不存在，那么，世界银行应当如何制定并实施劳动力市场发展计划？例如，在中国，各省的情况不尽相同，针对一项新政策，我们通常会选择几个试点地区，之后再在全国推广，您是否支持这种做法？
回答：并不存在一种普适性的模型，至于特定模型应当有多少，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一个未知数。我们所提出的政策框架只是一种指导，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运作可能是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试点的方法是有效的，但是，因为试点的规模不能很大，这样的方法适合于类似于中国这样的特定国家，但可能并不适于为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组织所采用。对于世界银行而言，基于统计方法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提问：在研究劳动力市场问题时，人力资本很重要，收集较长时间面板数据（panel data）是很有必要的，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回答：收集数据可能并不是世界银行工作的重点所在，我们用的数据多为二手数据。在很大程度上，企业数据多来自于正规部门，关于非正规部门的数据很难获得，因为我们很难对个体劳动者、家庭企业作出界定和区分。
提问：您指出，在发展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需要对劳动者实施劳动保护，但是这会给雇主造成一定的负担，从而可能对就业率造成负面影响。您认为应当如何权衡这一问题？
回答：如果你拥有一个企业，社会保障的存在有两面的影响。正面影响是，社会保障让雇员有更高的安全感，负面影响则是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效率。我们需要对效率和安全性做出个案性的权衡。
提问：世界银行是一个十分强有力的国际组织，但是，您所提出的这个框架非常庞大，在研究和实施过程中很难实现面面俱到。那么，您认为世界银行主要聚焦于哪一方面？
回答：这些年中，我们致力于对社会福利的研究，我们同样关注于整个过程的协调。
提问：中国最近出台了一项新的劳动力政策，即，在企业与雇员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后，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目前为止，这种政策面临很大争议，在某种意义上对企业和雇员都有不利影响。据我所知，世界银行也曾推行一些初衷良好、但最终失败的政策。世界银行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况？
回答：劳动市场规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问题在于，劳动市场规制是否重要？不佳的劳动市场规制是否一定会导致不佳的劳动市场表现？我们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劳动市场规制是重要的。据你所讲，中国试图通过终身雇佣来保护劳动者，那么，在这种政策之下，企业面临的成本和雇员所能获得的利益之间存在某种权衡。事实上，如果推行一种不这样严格的制度，允许企业解雇工人，但提供某种失业保障，可能也会有利于低收入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邓一婷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