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2日下午，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邀请，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做了题为“全球格局大变动中的重庆方略——当前形势下的重庆改革与发展”的报告。报告会由国家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巫和懋教授主持。以下是报告的主要内容。

    黄市长首先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此次金融海啸的源头是美国金融管理体制中监管的不到位。具体来说，对发放次贷所导致的泡沫性需求、按揭贷款操作不当、券商发展过程中的异化、投资市场杠杆比过大、信用掉期违约风险和对冲基金的异化等六个方面的监管缺位，造成了数额巨大的金融机构坏账。虽然很多人预期美国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复苏需要很长的时间，但黄市长认为到2010年美国经济会从困境中走出。这主要是因为此次危机是从金融部门蔓延到实体经济部门的，而不像1929年经济危机是由实体经济大衰退引发虚拟经济的崩溃。而且，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通过资产重组、债务打包和信用注入等方式对金融企业实施有效的救助。

    黄市长接着分析了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自今年三月份以来，中国的进出口尤其是加工贸易开始受到影响，到九月份以来则受到了全方位的冲击，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幅也大幅减缓。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政府开始了以“保增长、促发展、调结构”为导向的宏观调控政策，包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启动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促进出口、拉动内需、刺激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等一系列措施。同时，地方政府也积极采取配套措施来刺激经济。黄市长认为，这些中央和地方政府联动的调控政策会带来比较显著的效果，中国经济会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出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过去几次的宏观调控经验也告诉我们，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措施在中国比较有效，这主要是因为这种情形下地方政府会跟中央政府有比较一致的政策导向，调节速度比较快。

    然后黄市长开始介绍重庆市当前的经济形势。截止到今年11月，重庆市GDP同比增速14.6%，与去年全年增长率15.3%基本持平。重庆市2008年前11个月的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银行利润等相比国内其它省市均有较高的增长率。到目前为止，此次经济衰退对重庆的影响较小，主要得益于重庆市政府较早地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施。今年3、4月份，重庆市就派人到沿海地区考察美国次贷危机对出口加工企业的影响，然后根据重庆的实际情形制定了六项措施。这主要包括向出口企业提供补贴，为流动性资金短缺的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性担保、对第三产业企业实施税收优惠、交易税减半等相关的措施。重庆还未雨绸缪，较早地储备了煤炭等能源，以确保电力供应的充足。重庆还新批准成立数家信托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为中小企业融通资金提供有效的渠道，这些均削减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对重庆的冲击力。当然，黄市长对当前重庆面临的经济困难也有充分的估计，他认为今后半年重庆经济会经受更加严峻的挑战。今后一段时间，重庆市还将在企业劳动力成本、房地产市场、税收、社会保障、金融业、家电下乡等方面采取有效的调控措施，尽量减轻金融危机对重庆的冲击。

    随后，黄市长介绍了今后重庆市长远的发展战略，这包括两条线，一条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之路；另一条是经济体制的创新和改革。重庆市的地理位置在西部，但又是西部的东部。直辖11年以来，重庆最大的变化就是改变了原先极为闭塞的交通条件，逐步成为西部地区的交通枢纽。重庆的铁路里程从直辖初的500公里增长到了目前的1200公里。重庆市目前规划的高速铁路也得到了审批，建成之后重庆到北京、上海和广州的车程都将在8小时之内。三峡水库的修建巩固了重庆作为长江航运中心的地位。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在直辖后也有很大的提高。重庆作为全国六个特大城市之一，主城人口超过1000万人。此外，重庆城市群还包括5到6个人口50万以上的大城市和20多个中小城市。重庆市的城市人口从直辖之初的700万人增长到了目前的1500万人，城市化率已经提高到50%左右。“大城市通过城市群带动大农村”正是重庆实施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战略。重庆市的工业化道路将逐步从原先的老工业基地转变为六大支柱产业，包括汽车、摩托车、装备工业、化工产业、高技术产业，此外还有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加工业。黄市长介绍，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惠普在我国设立的唯一一个集台式机和笔记本于一体的综合性电脑生产基地近日已在重庆正式开工。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同时也是城市化的过程。只有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财政收入，才有实力去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及城市反哺农村。因此，重庆的城乡统筹发展将依赖于工业的大发展，政府统筹城乡发展时不能拔苗助长，只有工业化的推进使得刘易斯拐点到来后，才可能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黄市长实事求是地判断，未来五年重庆的城乡收入差距还将不可避免地扩大。但随着务农人口的逐步减少，农业规模效应逐步显现，2013年以后重庆的城乡收入差距将会逐步缩小，到2018，城乡收入比会缩小到2：1。

    第二条主线就是抓好政治经济体制和城乡体制的创新和改革。黄市长通过几个鲜活的例子介绍了重庆市进行体制创新和改革的经验。首先是重庆的金融体系改革。2004年重庆市三家本地的金融机构重庆市商业银行、重庆市农信社和万州商业银行都有着高达30%以上的坏账率，资本金严重不足。为改革金融体系，重庆市通过成立渝富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来进行金融重组，通过资产重组、债务打包和信用注入等方式，使三家濒临倒闭边缘的地方金融机构起死回生、焕发生机。这三家地方金融机构目前已分别改名重庆银行、重庆市农村商业银行和三峡银行，重组后的坏账率和资金充足率都显著改善，目前都在积极争取上市。其次是重庆的国有企业改革。重庆的国企改革和重组也是通过渝富资产管理经营公司来实施的，渝富公司作为国有资产重组和经营的平台，收购国有不良资产再与国有企业签订回购协议。这创造了国企改革的“渝富模式”。改革后，重庆市国企总资产从2003年的1700亿增长到目前的7200亿，国有企业负债率从80%下降到60%。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产业分布结构也更加合理，40%是基础设施型的企业，30%是金融贸易类企业，30%是其它工业企业。国有企业在重庆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重庆的高速公路正是通过重庆建设投资集团这个国有企业来建设的。高速公路建成之后再将其出售给私人企业经营，可以有效避免基础设施建设中私人企业投资不足的问题。最后，黄市长介绍了成立重庆土地交易所这个创新举措。重庆土地交易所主要从事地票交易，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所谓地票，是指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指标。企业购得地票之后，即获得相同数量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建立农村土地交易市场，实现土地入市，将作为重庆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创新的突破口。

    最后，黄市长总结道，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改革和创新需要知识的支撑，要遵从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同时，改革和创新又必须围绕着实际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改革的过程”。

      

（马光荣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