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剥夺和健康：哪类参照群体更重要？

 

    2009年4月22日下午，牛津大学Albert Park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大教室发表了题为“相对剥夺和健康：哪类参照群体更重要”的演讲。该演讲基于Albert Park教授与Eiji Mangyo合作的同名论文。以下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试图考察相对剥夺对健康的影响。Whitehall（1967，1985）的研究表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在健康状况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以往的研究表明相对地位对健康的影响可能有以下几个渠道：第一，相对差距会给处于底层的个体带来压力，从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第二，处于社会底层的个体的关系网络的相对缺乏会对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第三，社会底层的个体的医疗保障和服务条件相对比较差会间接影响健康状况。

    以往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关于参照群体的界定，以往研究主要基于人口特征或地缘关系，很少考察基于社会关系形成的参照群体，如亲友、同事、同学等，基于地缘关系的参照群体研究也很少说明哪一层级内参照群体更重要。这类研究通常不能控制区域的固定效应，从而影响估计的一致性。以往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很少。本研究利用来自中国的微观数据，试图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即将发表的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收入不平等正在逐渐加剧，基尼系数已从1981的0.309上升到2003年的0.453。因此，对中国的相对剥夺问题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

    本研究利用的是2004年中国社会平等和分配公平调查数据。该调查包括了23个省，65个县，85个乡镇的3267个样本。受访者年龄在18岁到70岁之间。调查采用空间地理概率的抽样方法（spatial probability sampling methodology）。对于健康的度量本文采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自评健康状况。自评健康分为五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非常差、差、一般、好、很好。另一种是心理健康。对于心理健康的度量基于八个问题：“在过去一周，你有没有下列的体验：a. 我为一些小事而担忧；b. 我没有食欲；c. 我做事不能集中注意力；d. 我觉得我的生活不如意；e. 我的睡眠质量差；f. 我很幸运；g. 我感到孤独；h. 我过得很开心”。每一个问题都有四个选择项，分别为：经常、有时、很少、从来不。我们算出每一个问题的标准化得分，最后利用八个问题得分的均值作为心理健康的度量指标。问卷中对家户在2003年的年收入作了直接度量，在直接报告了收入数值的样本之外，12%的样本报告了收入的范围，还有11%的样本收入变量为缺失。对于这些样本，我们采用了回归插补方法（regression-based imputation procedure）得到对收入的估计。问卷中向受访者询问了对相对经济地位的主管感知。问题为：“和周围人（亲友/同学/同事/邻居/同一个县/同一个市/同一个省/同一个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相比较，你觉得你的生活水平更好，好一些，差不多，差一些，还是差很多？”与客观度量的相对经济地位相比，主观感知的相对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会更直接，但是主观度量的偏误会影响我们的估计的一致性。本研究试图估计出主观度量的偏误，并对其进行控制。

    以往基于相对剥夺理论的经验研究假设，在控制了个人收入之后，参照群体的收入越高，个体的相对剥夺感会越强，健康会越差。通常相对收入的度量是某一地理区域内的平均收入。以往研究存在三种可能的估计偏误。第一，收入度量的测量误差（measurement error）会引起衰减偏误（attenuation bias）。第二，一些不可观测的地区公共品的提供或公共服务的质量与地区平均收入水平有关，同时也会影响个体的健康。由于以往研究中使用地区平均收入作为相对收入的度量，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 model）在这里不适用。因此以往的研究不能有效地解决遗漏变量偏误（omitted variable bias）的问题。第三，健康状况会影响收入水平，因此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偏误（reverse causality bias）。本研究利用自报相对经济地位作为相对收入的度量，可以同时控制地区效应，故可以避免以上提到的第二种估计偏误。

    因为乡镇是调查中的最小抽样单位，所以本研究中使用乡镇固定效应计量方法。被解释变量是自报健康，包括主观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两种度量；解释变量包括家户人均收入，自报相对经济地位，人口特征变量，如性别、年龄、年龄平方项、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和城乡虚拟变量等，残差项包括乡镇固定效应以及基于个体的残差项。

    在我们的模型中相对经济地位和健康变量都是基于主观的度量，一些不可观测的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可能影响我们估计的一致性。例如，一个乐观的人可能会高报自己的相对经济地位和健康状况。这会使得估计的相对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效果偏高。我们试图利用自报相对经济地位和客观相对收入的差异控制这种偏误。估计自报误差的具体做法是，首先我们假设自报相对经济地位是个人收入和地域（研究中使用的是县级层面）平均收入，以及个人不可观测特征的函数。假设函数具有线性表达形式，这样个体不可观测的特征作为残差项包含在我们的模型当中。我们的目的是要估计出个体自报偏误（outlook bias），即这里的残差项。普通最小二乘估计（OLS）存在明显的遗漏变量偏误（omitted variable bias），因此我们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用访谈员对受访家户在当地相对经济地位的评估作为家户人均收入的工具变量。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们控制了乡镇固定效应，但是对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参照群体，我们无法控制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水平对个人健康的直接影响。例如亲友越富裕，个人从亲友中获得的馈赠可能越多，从而对健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这会使估计的相对收入效应产生向下的偏误。在我们的模型设定中，预期相对收入效应为正（相对收入越高，自报健康越好），如果回归所得的相对收入系数为正，上面的偏误会加强我们的结论。

    虽然我们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和自报偏误，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收入的内生性问题。如前面所指出的，还有两个可能的因素会导致收入的内生性。一个是收入的测量误差，另一个是健康对收入的反向影响。在前面模型设定的基础上，我们用一组资产虚拟变量作为收入和相对经济地位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在问卷中，我们对受访者询问了“在你们家里是否有下列资产：摩托车、汽车、冰箱、彩色电视机、照相机、电话、洗衣机？”一方面，这些家庭资产的度量比收入的度量要更客观。另一方面，耐用消费品更多地受持久收入的影响，因此可以排除健康对于收入的暂时冲击效应。虽然我们不能排除健康对收入的持久影响，但我们可以知道偏误的方向：这种影响会使收入效应高估，而使相对收入效应低估。

    最后，自评健康可能是受访者基于参照群体的判断，即自评健康可能度量的是相对健康水平，而不是绝对健康水平。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不能很好地解决这种偏误。但是由于心理健康是基于频率的度量，因此，对于心理健康这种偏误存在可能性比较小。

    统计描述显示，样本中自评健康状况均值为3.63（“很好”为5，“很差”为1），自报心理健康指数均指为0.0028。家户人均收入的均值为4061元。此外，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39岁，男性占51.7%，已婚占79.8%，具有初中学历的占33.8%，高中及高中以上学历的占25.6%，城市人口占39.8%。从简单的统计描述中，我们发现对于大多数参照群体自报相对经济地位越高，自评健康也越好。

    为了和以往研究作比较，我们首先按照以往研究的模型设定，利用乡镇和省级范围内的收入对数的均值作为参照群体收入水平的度量。普通最小二乘估计（OLS）显示在控制了个体收入后，参照群体的收入水平和自报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和自评健康关系也为负，但是不显著。将解释变量由参照群体的收入改为主观相对经济地位之后，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显示，在控制了个人收入之后，相对经济地位和自报健康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相对经济地位越高，自报健康越好。在控制乡镇固定效应和估计的自报偏误之后，基本结论没有改变，自报相对经济地位和自报健康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只是系数变小了，这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即不可观测的乡镇地区效应和自报偏误会使相对收入效应高估。对于所有的参照群体，上面的结论没有明显的差异。

    我们分城乡和教育程度分别重新做了上面的回归。对于教育程度，我们按照是否获得高中或高中以上学历把样本分为两组。回归发现：第一，对于住在农村和低教育程度的个体而言，个人收入对健康的影响更重要。第二，对于住在城市和高教育程度的个体而言，相对于亲友和同学这两类参照群体的经济地位对于健康的影响更突出。而对于住在农村和低教育程度的个体而言，邻居的影响更重要。

    在控制了乡镇固定效应和自报偏误的基础上，我们利用资产虚拟变量作为收入和自报相对经济地位的工具变量。第一阶段F统计量（F-statistics）都大于11，表明存在弱工具变量（weak IV）的可能性比较小。除了一个回归之外，其他回归的过度识别检验（over-identification test）的P值都大于0.10。回归结果显示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的相对经济地位效应比最小二乘估计的效应要大，但是前者的精度不如后者，不少系数不显著。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显示，简单最小二乘估计可能低估了相对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此外回归结果还表明，亲友和邻居作为参照群体对于个体健康的影响比其他参照群体更重要。

    最后总结本次报告。本研究第一次提出了基于社会关系的参照群体在研究相对剥夺理论中的重要性。同时我们提出了一种控制自报偏误的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社会里，亲友和邻居是主要的参照群体。不同的特征的个体可能有不同的参照群体。对于住在城市和高教育程度的个体而言，亲友和同学可能相对重要；而对于住在农村和低教育程度的个体，邻居的影响可能更重要。

 

（蔡澍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