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学者申请
EMAIL
北京大学
ENGLISH
余淼杰：关于贸易的两篇论文
余淼杰教授首先报告的论文是“出口、生产率和信贷约束”。问题的提出基于如下现象：如果企业在出口门槛上面临流动性约束，那么只有那些有足够流动性的公司才能进行出口。而国外直接投资的公司比其他类型的公司更容易进行外部融资。能够得到更多外部融资的公司有更多的出口。
Melitz（2003）和Channey（2005）的论文利用中国公司层面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平均而言，有更多利息支出、有更高的生产率或者是FIEs类型的企业出口更多。
作者扩展了Melitz（2003）的模型，其中影响企业外部融资成本的因素包括公司特有的不确定风险影响投资者要求的利率水平、不同类型的公司对成本的影响，如FIEs能以相对低的成本进行融资。通过最大化企业的利润得到的结论是，如果满足以下三种条件，则企业更容易进入出口市场：（1）有高的生产率；（2）低的外部融资成本；（3）容易获得外部融资，如FIEs。
作者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这三种条件分别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检验。对于第一个条件，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度量生产率。第一种方法是利用IRS模型，其中只包含劳动力。第二种是两要素生产率。本文利用两种方法分别进行度量。通过控制其他变量如利润水平等，建立计量模型分析外部融资的利率水平、全要素生产率以及获得外部融资的难易程度对出口的影响。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反向因果，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会反过来影响要素投入，以及自选择偏差，如一些出口公司因为生产率低而遭淘汰而未能进入样本。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利用改进的OP方法来克服这两种偏差。
样本数据覆盖了自2000-2007年的17万家制造业企业。作者对样本数据进行了梳理，去掉了不满足要求的数据。如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下的公司；由于报表的错报具有误导性的公司；总资产、固定资产净值、销售额和工业产出净值等重要变量存在缺失的公司等。
计量结果发现：全要素生产率与公司的出口正相关；具有更高生产率的公司更倾向于出口；利息支出与公司的出口正相关；如果企业更容易获得外部融资，则其更倾向于出口。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FIE类型的公司出口更多。如果公司成立越早，则其出口越少。
作者进一步考虑到计量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即出口也可以反过来影响信贷水平。因为如果公司有更多的出口，就需要预支更多的固定成本，这将反过来要求公司进行更多的借贷。因此选择货币供应量M1作为工具变量来控制内生性问题。选取的原因是更多的货币供给会导致更低的利率，则公司可以进行更多的融资。作者同时允许误差项存在异方差以及非独立同分布。利用Kleibergen-Paap rk Wald统计量、Weak Identification统计量和Anderson-Rubin Wald统计量进行检验，发现所有的统计量都显示工具变量是正确的，因此可以认为估计量是正确设定的。然后利用2SLS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即使利用不同的模型，得出的量化结果仍然是相似的。经济含义是：利息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导致出口增加1.94个百分点。
接着，作者简要介绍了第二篇论文“贸易自由化、公司退出和生产率：来自中国的经验”的结论。首先作者认为生产率的提高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以往的研究利用进口关税来衡量贸易自由化的程度是不准确的，作者认为进口渗透度是一个更好的指标。本文就利用这一指标来衡量贸易自由化的程度。
作者利用公司层面的数据和Olley-Pakes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来估计贸易自由化程度对公司生产率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贸易自由化使进口竞争的企业产生了更为激烈的竞争。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要小于非出口企业。
Penny Goldberg：发展中国家制药行业推行专利制度的影响
在世贸组织协定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规定，成员国需要在各个技术领域包括制药，推行产品专利制度。发展中国家必须在2005年推行专利保护制度。然而专利保护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在医药领域里不主张专利的人（以甘地为代表）认为药物的发明不应该进行专利保护，一个更进步的社会是无须从生死中获取利润的。而主张进行专利保护制度的一方则认为，专利保护导致药品价格变高是错误的想法。推行专利法可以促使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进行研发，并促进技术转移。同时可以为研发治疗发展中国家特有病症的药物提供激励。
然而关于发展中国家药品市场的实证研究非常之少。一些文献的分析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非计量分析的基础上。这种方法的主要缺陷是，其假定国内和国外的产品是完全可替代的，推行专利制度所导致的福利损失都源自国外产品的价格上涨，并且忽略了药物替代品的问题。
作者指出，对于发达国家医药市场的研究并不适合于专利制度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起何种作用这个问题，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1）人均医疗支出水平低；（2）缺乏全面的医疗保险；（3）存在着与发达国家不同种类的疾病；（4）对药品的保存、运输和管理的规定不同；（5）由于人们在短期内不购买足量的药品，所以药物需求的长期弹性要小于短期弹性。这些不同的特点要求对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独立的分析。
作者利用印度的微观数据估计供给和需求的参数，药品自身以及交叉弹性，支出弹性和边际成本。选择印度作为分析主体的原因是，印度是低收入国家的典型代表，其疾病记录反映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印度在医药领域抵制TRIPS，而没有引入药品专利认证制度。并且，印度是最大普通药生产国。国内的市场结构是众多中小型药厂生产着在发达国家仍有专利权的药品。
在作者选取的数据区间内，印度没有实行药品的专利制度，所以在美国仍属专利范围的药物生产在印度却可无需支付专利费而得到。作者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一旦印度采用了专利制度，这将对价格、消费者福利以及公司利润产生何种影响。
接着，作者以喹喏酮为例进行了分析。在印度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的药物是抗生素类药品。原因是传染病在发展中国家是一种很常见的病，而抗生素类药品是治疗传染病的主要药物。喹喏酮在抗生素药品中占据了20.8%的利润份额，非常具有代表性。它的特点是其属于抗生素类的最新产品，对于大多数传染病都有效，这意味着它有很多的替代品。并且在美国，一些喹喏酮药物仍然在专利保护之下。
通过将喹喏酮药品根据分子结构的不同进行细分，发现的规律是大量的国内公司进行着这种药品的生产，在本国遵守专利法的外国公司在印度并不遵守专利法。这类药品通常是由印度本土公司引进，外国公司属于跟随者。由于分销网络和药物可得性的差异导致此类药物在国内存在溢价。
作者通过建立模型刻画消费者和公司的行为，估计了供需结构，弹性以及交叉弹性，边际成本，并且估计一旦专利制度生效，国内违反专利制度的企业退出市场，消费者由此而遭受的损失。作者将消费者损失分成三个部分：多样性的损失(loss of variety effect)减去转换效应所带来的支出（expenditure switching effect）加上企业竞争力下降而产生的影响。
为了估计消费者损失，作者先利用Two stage budgeting方法对药品需求进行了估计，主要的结论是：不同分子类型的国内药品之间的交叉弹性非常大。一些国内的药品和其他的药品接近于替代品，但是和同种的国外药品却不是替代品。可能的解释是，国内和国外药品的分销渠道是不同的，国内公司的销售网点覆盖率远高于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从此类药品更高的价格和更高的市场占有率推测，消费者更偏好国内而非国外的药物。由此得出的政策推论是，一旦引入专利制度，则其对消费者造成的多样性丧失的损失是占主要方面的。量化估计来看，如果将占抗生素类药品市场65%的无专利权的国内喹喏酮药品去掉，则消费者将损失4亿美元。如果国内依然存在竞争，则消费者的损失就不会那么大。但是当国内的无专利抗生素类药品全部消失导致竞争不存在时，消费者的损失是最大的。这是由国内药品较大的交叉弹性造成的。即使这时进行价格管制，使药品价格不急剧上升而保持在之前的水平，也不能完全弥补消费者的损失。
从对国内的企业损失的估计来看，其至少每年损失5000万美元。而对于国外拥有专利者，如果没有价格限制，则每年收益5300万美元；如果存在价格限制，则收益1960万美元。
综合来看，印度的福利损失是消费者的损失与国内企业损失的总和，而国外企业的R&D支出可能并未增加，但其利润却增加了。
最后作者进一步可供研究的方向，专利制度的推行是否会改变供给方的行为。如：增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加大分销网络的建设投资，等等。
（王睿智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