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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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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外汇储备的日益增加和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加剧，人民币汇率问题近几年获得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人民币汇率有没有被低估？该不该升值？如果需要升值，怎么升？这一系列问题已经超乎普通意义上的经济问题，经常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出现在国际会议中。Williamson教授作为当今国际经济学界著名学者，结合他所创立的“基本均衡汇率”（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s）和“汇率目标区”（Exchange Rate Target Zone）等理论，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他认为当前中国存在一定的通胀，但就业充分，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汇率升值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使资源移向不可贸易部门，实现充分就业和收支平衡的双重目标。
首先，Williamson教授采用诺贝尔奖得主James Meade的分析框架，认为一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需要兼顾两个目标，即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所谓的内部平衡指的是无通胀下的充分就业，按照最新的理论就是达到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所谓的外部平衡，则指一国的国际收支维持在可持续的平衡状态。政府为了实现这两个平衡的目标，需要根据就业情况对汇率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这两个目标要求的政策调整方向是相反的，这意味着政府有时需要在两个目标之间进行取舍。
根据一国当前的汇率与就业水平组合，Williamson教授把国家面临的决策环境分为四类。当一个国家处于充分就业，但有较大的国际收支逆差时，将处于米德困境：此时币值重估有利于达到内部平衡的目标，但外部平衡更加恶化。同样，当失业率较高伴以国际收支顺差时，币值重估有利于外部平衡，却使内部平衡进一步恶化。中国当前存在较大的国际收支顺差，但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就业比较充分，此时币值重估有利于同时达到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并不处于米德困境。
随后，Williamson教授仔细分析了人民币币值重估对通胀、增长、投资、就业等的影响。他认为币值重估有利于靠近内部平衡的目标，实现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从温家宝总理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当前中国领导人对物价稳定非常重视，他认为这是很正确的。一种普遍的担心是币值重估会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甚至像日本那样，陷入长期停滞。但是Williamson教授认为，日元在广场协议之后大幅升值与随后十年经济停滞之间的关系缺乏直接证据：一方面，广场协议之后日本还有5年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地产和股市泡沫使银行系统出现一系列问题，这也是经济滞涨可能的原因。就中国而言，人民币升值使可贸易部门的一部分需求转移至不可贸易部门，拉动不可贸易产品的增长，最终的结果是并不会抑制经济增长，同时也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内需。从投资的角度看，由于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较高，吸引的投资比较多，而币值重估有利于资本流向劳动密集型的不可贸易部门，带来更多就业，也拉动了经济增长。币值重估通过改善贸易项目、减少低储备部门的投资，增加了实际的可利用资源，政府可以对这些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以缩小收入差距。例如，人民币升值后农业产品价格下降，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加大对农村地区的社保投入来抵消升值对农民的负向影响。
接下来，Williamson教授介绍了预测基本均衡汇率（FEER， 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的克莱恩-威廉姆森方法。基本均衡汇率是使内外部平衡目标同时达到的实际有效汇率（REER），克莱恩-威廉姆森方法把政府的经常账户目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结合起来，使用Cline 的对称逆矩阵方法，可以得到对基本均衡汇率的一致预测。就中国而言， GDP占比3%左右的经常账户逆差目标是合宜的，根据去年10月份的数据，模型计算出来的均衡汇率显示人民币被低估了17%，考虑到美元的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低估了20%。
最后，Williamson教授认为当前中国政府追求的一系列经济目标，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高速增长和汇率稳定之间，有内在的不一致性。领导层对就业、物价、增长的判断非常正确，这些目标需要将资源从可贸易部门转移至不可贸易部门，调整汇率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也能更有效应对通货膨胀，以最小的成本实现上述经济目标。
（整理人:马英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