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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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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Jane Golley教授介绍了人口转型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人口转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死亡率下降，特别是婴儿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此时青年人占适龄劳动人口的比重将出现上升；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是生育率下降，此时适龄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之比将会上升；第三个阶段的特征是生育率和死亡率同时下降，尤其是老年死亡率明显下降，此时老年人口占适龄劳动人口之比上升。Bloom和Williamson（1998）发现人口转型可以解释1965-1990年间东亚经济奇迹的50%。Cai和Wang（2005）也发现人口转型创造的人口红利可以解释1980-2003年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的四分之一。那么人口转型如何影响经济绩效？一个关键因素便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一般产生于人口转型的第二个阶段，即适龄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之比上升、总抚养比下降的阶段。对于中国和印度而言，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人口转型。1950-2010年间，中印两国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出现大幅下降，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之比明显上升，人口转型通过影响最终消费产品的结构、平均储蓄率及平均投资率等变量，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人口红利的标准定义是适龄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之比，这一定义隐含的假设是，所有适龄劳动人口都在工作，而所有的非劳动人口都没有工作。但事实并非如此，适龄劳动可能下岗失业，非劳动人口也可能参与劳动力市场。因此，Jane Golley教授重新定义了人口红利，即工作人口占非工作人口的比重。
其次，Jane Golley教授构建了包含人口转型的理论模型来预测中印两国未来的经济绩效。由于传统的Solow-Swan模型并没有考虑人口结构，而人口结构的变化会改变最终消费的产品组成、平均储蓄率以及平均投资率。此外，人口结构变化还提高了产出消费比重，从而引发真实汇率贬值，贸易条件恶化等。因此，不考虑人口转型的增长模型也就无法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做出有效准确的预测。为此，Jane Golley教授利用包括16个国家和地区、7个部门的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动态模型，并将人口结构融入该模型之中，建立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消费、政府支出等行为的子模型。然后通过国际间商品贸易关系，将各个子模型连结成一个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最后利用政策模拟仿真预测中印两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并进行比较。
模型的预测结果表明，2030年中国的生育率将会从当前的1.9%下降到1.4%；而印度的生育率将会从3.5%下降到2.6%。而一旦中国放松计划生育政策，2030年中国的生育率将会上升到2.3% ，GDP将会比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时的GDP预测值高8%，但是人均GDP将会下降6%。这是由青少年与适龄工作人口之比提高、贸易条件恶化、真实工资水平下降等原因造成的。人均GDP的下降便是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所付出的成本。相反，如果印度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降低生育水平，将生育率控制在1.6%，那么2030年的GDP将比生育率未下降时的预测值低8%，但是人均GDP将会提高15%。
最后，Jane Golley教授进行总结，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效降低了生育率，但同时也使中国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增长速度出现下降。因此，中国应当关注未来劳动力供给增长缓慢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印度则逐渐进入劳动力快速增长的阶段，控制生育率是一个关键的政策目标。如果能够借鉴东亚各国的经验，采取更有力的生育控制政策，那么生育率将会出现较大幅度的降低。如果按照重新定义的人口红利来计算，中国依然能够在2030年享受人口红利，但是印度获得的人口红利将远超过中国。为了应对老龄化问题，中国应当放松计划生育政策，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这一政策是以牺牲人均收入水平为代价的，因此，中国还应采取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延长退休年龄等措施。
（整理人：余静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