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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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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卢锋教授团队课题报告探讨了中国就业转型的供给面与需求面因素，就业体制与就业政策。报告结构合理，逻辑清晰，资料详实，论证充分，在理论上有一定深度，对现实的把握也比较准确。报告在理论上创新值得肯定。一是提出超越刘易斯拐点的解释。卢锋教授分析了刘易斯拐点几个假定，发现农业边际产出不变与非农部门工资长期不变的假设不符合中国现实，并提供一个不同于刘易斯拐点假说的解释。二是将开放宏观与就业问题相联系，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本次报告会如果有央行和发改委的官员参与讨论，各方也会得到诸多启发。张曙光主席谈了谈报告中值得商榷之处。
第一，报告经常提及“多样化的宏观政策”，这一提法不够准确。当前政府本就经常将宏观调控政策与行政手段混为一体，报告中更应将二者加以区分，而不应采用“多样化的宏观政策”之类的表述将二者混同。再者，报告对行政手段弊端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加强。如果政府过多依赖行政指令等其他手段，央行则很难成为重要的宏观调控部门。
第二，报告第63页提到“从实际情况看，大学生就业困难主要表现为当年求职难度增加和初始就业率较低，由于经济增长较快和政府针对性扶持政策，经过调整绝大部分毕业生还是找到不同工作”以及“新增大学生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时，接受比较简单操作加工相对低端工种就业岗位的意愿和概率下降”。对此提法，有两点质疑。第一，目前大学生就业率没有客观数据，因此并不能完全认同“绝大部分毕业生还是能找到不同工作”这一观点。第二，扩招后大学生接受低端工种就业岗位概率并非下降了，反而是上升了。报告中对大学扩招持基本肯定态度，但应加强对扩招弊端的分析。
随后，张曙光主席就教育失衡和大学生就业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目前教育危机严重，主要表现在学校生态恶化、高校官僚化、知识生产工厂化、教学管理数字化、学术评价政治化和道德化、学生行为失序等方面。教育失衡一方面表现在基层教育扭曲，中小学成为知识灌输的机构，缺少对学生素质与品行的关注。另一方面表现在大学扩招致使学历教育过度，而职业教育欠发展。学历教育过度造成就业市场的扭曲与失衡：大学生就业首选政府部门与国有企业，就业渠道过于单一。同时高学历者在低端岗位就业，大学生与农民工竞争岗位，接受较低的工资，在此情形下教育收益率明显下降。因此教育应该适当、适度，报告应更充分讨论高等教育过度扩张后果。
解决教育与就业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中小学小班化上课。目前中小学班级规模过大，学生在课堂上不能充分答疑解惑，于是课外辅导班市场蓬勃发展，形成恶性循环。如果推行小班上课，比如一班20个学生，学生可以接受更良好的教育，大学生毕业可以有更多机会谋求中小学老师的职位，这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张车伟（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张车伟所长认为课题组报告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非常有助于读者理解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联系。他尤其认同报告中两个观点。第一，报告提出一种不同于刘易斯拐点解释，在中国套用刘易斯拐点假设解释劳动力市场转型并不合宜。中国经济增长与农业发展紧密联系，农业部门源源不断地为非农部门提供劳动力，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撑，这也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区别。第二，报告系统梳理了近几十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对读者理解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报告发现，上世纪80年代前后农民工名义工资增幅和水平高于职工工资，后来农民工货币工资相对下降，这与张车伟所长去年的研究结果吻合。去年的研究发现，上世纪正规部门职工工资与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之比小于1，而最近几年这一比重逐渐升高已经超过1。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失衡和扭曲主要来自于劳动力市场。
接下来，张车伟所长对报告中三个观点提出自己理解。第一，如何理解近年来劳动力市场的量价齐增？劳动力扩张无容置疑，但是关于劳动力工资的上升仍存在疑问，因为近年来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意味着劳动力的价格在不断降低，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快速增长时期也出现过相似情形。中国目前缺少职工工资总额的数据， GDP核算时采用的工资总额中还包括了个体从业人员的收入，而其他国家在统计工资总额时仅包括工薪者的工资收入。我通过其他方法估算了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1992年为33%，目前约为30%；同时，职工人数在最近几年呈缓慢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工薪人员的平均报酬实际在下降。
第二，报告中提出中国近年总需求偏热，致使通胀压力高涨，那么逐渐下降的劳动力报酬如何支撑总需求的过快增长？这可能主要源于投资需求增长过快和外需过旺，而居民需求其实不足。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第三，报告从开放宏观的视角解析劳动力市场，其中讨论了利率与汇率工具。汇率对应相对劳动生产率，也即中国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中国劳动者报酬偏低，即是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另一面。利率对应资本的相对价格，当前的负利率意味着中国劳动力在自身收入偏低的情况下还进一步补贴资本，因此投资需求很难抑制。但话说回来，中国近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与利率和汇率的扭曲紧密联系，也与失衡的经济模式相关。所以如果将汇率大幅升值并调整至均衡状态，那么中国大部分的竞争优势就被消除了。而且汇率升值有利于进口部门，但百姓很难从中获益。因此，未来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更多考虑百姓利益，考虑国内利益，循序渐进地进行调整。
（沈可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