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CCER论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模式的成功与前景”的演讲。我们分两期报告论坛概况。本期简报将介绍评论及回应的主要内容。

 

    秋风评论：

    总的来说我的看法是，其实没有什么中国模式可言，这里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社会平等。中国的历史和欧洲的历史存在很大的差异。从秦代以后中国就废除了封建制度，最大的好处是实现了君权之下的人人平等，这一直延续到清朝，异族统治可能造成种族间的不平等，但汉人之间是平等的。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消除了所有的不平等，实现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人和人之间法律层面的平等，当然也有不完善之处。但这种平等被1949年的革命完全打破了，只留下一个平等的表象。直至现在，仍然可以感受到等级制度，比如说姚洋教授提到的户籍制度以及计划体制下的绝对权力。

    另一个问题是中性政府的概念。中性政府一种可能定义是不顾任何社会集团利益，只关心自己利益。从政治学来说这一般叫做革命性政府，其含义是说它不关心任何人的利益，只关心自己的革命目标，所有集团都是它的敌对面，而不是构建新制度的主体。从这个角度分析建国60年来所发生的变化：前三十年是社会和思想革命，后三十年是资本革命。中国共产党至今仍然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革命党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实现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使老百姓受益可能只是一个意外结果。

    计划体制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制度——市场化和法制制度，这两组制度互相矛盾、发生冲突，而中国的前景取决于这两者哪个力量更大。中国要向好的方向变化难度非常大，这也许最终取决于公民社会的自觉。

 

    王小鲁评论：

    对于是否存在中国的发展模式的问题，我个人更倾向于存在中国的发展道路这一说法。发展模式意味着存在成型的制度和框架，在这套框架下社会经济可以发展运行。而现在我们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框架，还处在过渡期。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大体上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经济改革不能取代政治和社会的改革，有的方面还在前行，有的方面刚刚起步，有的方面还没有起步。中国所处的位置还非常不稳定，某些方面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还没有明确的方向，现在的发展能否继续还要打一个问号。

    但我能接受发展道路的说法。中国改革走过的道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道路都是不同的。我们改革中所采取的措施和步骤也不是主流经济学家所认可的。虽然大体上都是向市场化过渡，但是过渡路径有非常大的差距。西方人常常用他们的眼光和标准来评判，认为我们没有走最优路径。但我认为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而我们的选择在某些场合是最优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存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比如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眼中是最优的发展道路，但事实上俄罗斯经济经历了将近十年的倒退，相比之下中国的改革更平稳，在改革的同时保证了经济发展。因为中国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环境选择发展道路和改革措施，所以我觉得存在中国的发展道路。

    尽管这样，有一点我认为是人类共通的，即追求社会平等和民主制度。这是欧洲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和美国的人权宣言表达的人类的共同愿望和价值观，改革者及其拥护者都希望朝这个方向努力。这不存在哪个国家的模式，而是人类共同的期盼。例如，相比于种姓制度，中国过去是相对平等的，比如科举制度选拔官员是依据考试成绩，而不问出身，这具有一定意义的平等性，虽然离现在的平等仍有很大距离。不过要达到这个目标，各个国家所采取的方式不尽相同，我们不一定要追随哪个国家现成的模式，还是需要讨论和探索什么是对中国最好的选择。在政治改革中也需要坚持我们自己的道路。美国的两党制未必是最好的，我们未来有可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政治模式，但关键是我们还需要往前走。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实现我们希望的目标，比如社会平等，城乡老百姓的权利就不是平等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改革是一个标志，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面临的诸多困难也是一种体现。而民主方面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怎样去监督政府。中性政府的概念很好，政府有这样一个理念要摆脱各种利益集团，但是能不能保证做到，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现实中看到的是，由于缺乏制度的保证，政府正在倒向某些利益集团，这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要避免这种危险，我认为唯一的办法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不应该是休克疗法，可以是渐进的。但尽管渐进，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推进，特别在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加强社会对政府的监督这些方面，是需要脚踏实地往前走的。

 

    周其仁评论：

    我有两个问题要跟姚洋老师和大家探讨。第一个问题是共识和观念之间的关系。姚洋老师刚才概括了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他认为中国发展的成功基本上是恰当表述华盛顿共识的实践的结果，我大体上同意这个看法。问题是怎么去看待共识。成功是一个社会现象，不是自然现象，人都是有思想的，一次行动总会有一些共同的想法，共识大概是这个情况。但共识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改革开放到现在一直充满了不同意见：不要改革，要不要开放，直到今天都有争论。那共识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全社会的一致意见吗？我们看到人类社会很少需要意见一致才行动。无论是西方社会的民主制还是中国社会的民主集中制，都有决策机制，也就是不同意见转换成共同意见的过程，而共识在其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我觉得是很值得探讨的。另外一个词是观念的转变，改革开放中有很多次是把毛主席不对的观念改掉了，如果观念没有改变，很多改革是无法实现的。观念和共识之间有什么关系，共识是不是指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意见，使得反对意见至少不能阻止实践行动？这个问题若要探讨下去，就牵涉到刚才姚洋老师讲的，需要经济学和其它学科的交叉。

    对共识问题还有一个层次的讨论。共识有两个方向，一是共识要说服更多的人，二是共识的看法本身要正确。共识不正确恐怕是有问题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在哪里形成是没有关系的，关键在于它是不是正确的。今天讨论更多的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中有没有一般性，这我认为是有的，而我比较关心的是共识中的“识”是不是可靠的。亚当·斯密讲过国家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有激励的制度、最低工资保障和司法体系，经济就能增长。看上去很简单，可是能实现增长的国家很少，这就牵涉到简单的事情怎么做到的问题。马克思相信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了，社会就进步了，这也是一般性的。近代的诺斯相信有效的经济组织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怎么定义有效？与刚才姚洋教授总结的华盛顿共识有关，都涉及到人总是在激励下行动。科斯强调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降低会使得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生产中去。中国的经验中有什么一般性的东西，我相信还是值得我们共同探讨。

    第二个问题是实质性地解释中性政府。确实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长期跟固定的利益集团绑在一起，如国民党政府、拉丁美洲许多国家、以及印度的等级制社会。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中性政府？如果没有，那为什么经济会增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问题？我自己的看法是，中国的出发点非常独特，国家是一个超级大公司，改革就是打破这个超级大公司，分成无数小公司。若真有中性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中性”的程度可能是不同的。中性政府的一个硬性指标是除了税收应该没有别的经济收入，但我们看到的并非如此。这条路能不能走到理想状态，既取决于经济改革的继续进行，还取决于政治改革的进行。

 

 

    陈平评论：

    对中国经验的评论：我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只是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还为世界提供了经验。中国模式这种说法确实不太合适，我自己采用中国道路（China’s approach）的提法。对于华盛顿共识，我认为它验证了新古典经济学是失败的。我要质疑的是天下有没有纯洁的制度，有没有最优制度？我认为没有。现实中的经济学实验一个是东欧的“休克疗法”，一个是金融危机，这都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失败，也证明了西方启蒙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法制——所存在的局限，而中国经验中我们看到的机遇、协商和实验。对于中性政府，我认为近似的是北欧政府，北欧可以维持现状、保持民主，而中国唯一不能犯的错误就是保持现状。目前世界上不只发展中国家在转型，美国、欧洲、日本也在转型之中，因为他们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原来我们说摸着石头过河，以为对岸是英美的制度，现在我们发现是开着船航海，因为我们不知道对岸是什么。

    社会平等有很好的结果，中国的革命虽然犯了很多错误，但确保了平等化，并且还有一个副作用，它阻止了我们犯和俄国同样的错误，使我们没有走上和他们一样的私有化道路。在消除进入壁垒方面，中国表现很好，没有全盘输入西方的法制，中国市场其实很开放，可以出现民营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挑战跨国公司的局面。贤能体制也非常重要，柏拉图早就指出民主制度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中国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高度竞争的集体决策，到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最接近科学体制的。英国的民主宪政是为了和法国打仗而发债，西方法制是由拿破仑在军队中建立起来的。

    对中国走向的评论：我认为姚洋教授在谈中国问题的时候，潜意识里是拿欧美的民主制度当参照系。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民主制、扩大政治参与的结果是发展福利社会，但福利社会对西方经济发展不利。在中国过去三十年里，虽然消费比例下降，但人均绝对收入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原因如熊彼特的观点，技术革命中新旧产业的更替，即创造性的毁灭代价是非常之大的。现在中国投资过度、产能过剩恰恰是中国技术更新速度高的结果。中国的高铁已经成为世界追赶的对象，中国的第二代互联网马上要成为美国追赶的对象，中国的投资过度是中国占领技术制高点的努力。蒙代尔认为早在六十年代，美国就已经是卖方经济了，而现在的宏观经济学还在讨论买方市场。实际上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的世界战略。过去中国的发展是在适应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而现在这个经济秩序已经动摇了，我们要看中国是否能引导世界进入新的、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以美国为中心的信用制度瓦解了，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我认为中国要有新的世界观和全球战略来带动国内的改革，而不是用自我修炼的方法来应对目前的国际经济危机。

 

    姚洋回应：

    小鲁提出发展道路的提法，我非常赞成。我也非常赞成民主、平等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但政治模式是可以探讨的，我们不一定要追寻美国的模式。

    周老师提出中性政府一方面带动了过去三十年的成功，但另一方面问题又很多，那到底是不是存在中性政府？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没有数据、也没有很好的测量指标，无法给出经验性的证明，只能用举例的办法，但举例不能成为证明结论的方法，这一点我还需要在学术研究上努力。

    秋风提出社会平等问题，他认为民国就实现了平等。作为回应，在我提到革命时，不是单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指从辛亥革命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革命，这些革命在改变社会结构上来说是一脉相承的。我也同意中性政府导致经济增长是一个意外的结果，我们不可能期望中性政府是仁慈的政府，它也可能具有掠夺性，但这种掠夺性可能没有秋风说的那么严重。

    我最后主要回答陈平教授提出的问题。陈平教授说的正确，我没有他那么彻底。他认为中国要创造一个宏伟的模式来替代西方，而我认为西方并没有衰落。中国在七百年前被西方赶超时，中国也没有衰落，只是停滞不前。现在的情况可能也相似，只是中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西方。退一步讲，即使西方在经济方面会被中国赶超，西方过去五百年的实践所创立的民主自由的理念是不是也衰落了，这值得探讨。过去几百年的探索，我们大致知道民主、自由、平等是我们值得追求的目标，这是基本的价值观。如果不承认这个的话，我觉得中国要想替代西方是几乎是不可能的。民主产生社会福利，但不一定促生西方意义上的福利社会。《第三条道路》中提出一个投资型的社会——政府的支出应该投资于民，增加老百姓的能力，比如教育、医疗保障。在民主社会里才可能实现这种投资型的社会，特别是教育。我国2010年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的一个目标是把大学入学率提高一倍，从22%提高到40%，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中国到时候收入大概是人均一万美元，而40%是人均3万美元的发达国家才达到的水平，这完全超前了。这些钱应该投到真正需要的中等教育。如果增加民主的成分让老百姓来决定投资方向，就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魏旭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