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7日上午，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国经济2010”论坛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举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Steve Orlins先生和国家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巫和懋教授担任论坛主持。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及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招商局董事长秦晓、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卢锋、黄益平教授以及布鲁金斯-清华中心主任肖耿教授、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博士就中国经济走势和结构调整等问题发表了演讲。分两期简报报道这次论坛内容，本期报告姚洋、卢锋、黄益平、肖耿、王业建就中国宏观经济和增长模式问题讲演内容。

    第二场的上半部分：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他的演讲分两个部分：一是介绍“CCER中国经济观察项目（简称CEO）”，二是提出对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时间点的修改预测。CEO是在林毅夫教授、宋国青教授、周其仁教授领导下实施的一个项目，开始于2005年，主要内容是组织季度经济研讨会，邀请中国经济最顶尖的研究者前往发表对中国经济走势的看法。CCER还与20多个特约机构合作发布“朗润预测”，对GDP、CPI等九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提出季度性预测，并在CEO上发布。“朗润预测”11个特约机构最近发表对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测，平均值为9.78%。2003年发布的著名“金砖四国”（BRICs）报告，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41年超过美国。卢锋教授依据近年中美两国经济实际表现，对上述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时间提出修改预测。2003-2008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实际和名义增长率分别比美国高出8.7%和12.2%，考虑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因素，用美元标价中国人均GDP比美国每年增长率高出16.2%，可见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相对美国收敛速度（Convergent Rate）为16%。2009年底中国经济总量4.98万亿美元，是美国的35.6%，即美国经济总量是中国2.8倍。以此为基础，假设中国经济仍保持16%收敛速度，只要7-8年用汇率和美元衡量的中国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考虑16%年均高收敛速度不必要和不现实，把未来年均收敛速度从16%调低为10%，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1~2022年左右超过美国。因而卢锋教授认为，只要不出现特别异常情况，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10-11年超过美国，退一步看2025年之前超过美国应有很大把握。不过即便如此，届时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1/5-1/4，中国相对美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卢锋强调，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能否推进包括土地、户籍、人口、收入分配、扩大民营准入等多方面改革议程。他赞同林毅夫教授和秦晓博士关于中国经济改革论述，但他重点强调通过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改革完善开放宏观政策架构问题。卢锋认为，无论从上一轮景气增长实际经验看，还是从最近V型回升事实表现看，我国经济成长目前阶段内需增长强劲，并不一定需要贸易盈余高速增长才能实现合意总需求，因而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和利率体制具有可行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二位发言人是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他的主要演讲内容是资本流动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相比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在危机后迅速反弹，归功于中国稳健的企业融资和开放的宏观政策。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更高的开放程度带来效率提高，同时也带来更具波动性和影响力的资本内流。现有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资本流入在2008~2009年期间迅速下降，而中国的基础货币在2008年9月~2009年9月短短12个月内下降40%。但是，这一切都在雷曼兄弟倒闭以后发生变化，货币供给开始迅速增加。这并不是因为中央银行增发基础货币，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的贷款增加，即货币乘数发生变化，这就解释了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当主要国家的货币在危急时刻都贬值时，中国的人民币却始终保持稳定。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解决资本内流的迅速增加。随着各种迹象表明国际资本再次流入中国，基础货币迅速增加，贸易盈余和长期资本流动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外汇储备激增。尽管资本管制十分严格，短期资本流动仍然无法避免。这种趋势将会继续下去吗？王建业的答案是肯定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第一，中国的消费品和投资品市场十分巨大而且增长快速，吸引大量的长期资本流入；第二，G3经济体还会继续保持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果资本流入没有被抑制，这将会导致中国的货币供给再次增加。在他看来，中国与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面临的资产泡沫风险远远大于通货膨胀风险。最后，他讨论了中国的金融政策。仅仅维系贷款的增加是不够的，中国应该以更有效率的方式管理和增加FDI，同时增加资本外流也有助于稳定国内金融体系。中国应该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至于汇率政策，长期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不可避免，但是在货币快速膨胀和资本流入不可预测的时期，发展中国家很难有效地管理汇率，这将是中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要挑战。但是，王建业相信，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可持续的。

    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中心主任肖耿第三个发言。肖耿的演讲主题是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不确定性。肖耿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与三个事实紧密相关：便宜的排污、便宜的货币和便宜的劳动力。这三项都是高度扭曲、不可持续的因素，也是导致全球失衡的根本。在100年前，所有国家都处在农业文明中，没有谁会关心污染排放问题。例如，当时中国主要的要素投入是人口，而人口是不需要排污的。现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处在现代文明，也就需要进行排污。最关键的是，排污没有定价！这就使得在中国生产商品非常便宜。此外，现代社会已经远离金本位和银本位时代，创造货币变得非常容易。廉价的货币导致泡沫的产生。泡沫不仅资助消费者的支出，还给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带来过剩的生产力。以上三个因素都在快速改变之中。排污不再是廉价，货币在泡沫的威胁下变得愈加昂贵，工资也在不断上涨。肖耿还谈及汇率问题。他反驳Nick Lardy关于汇率导致贸易盈余的观点，在他看来，汇率是价格水平标尺，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而言更为如此。如果中国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另一种增加工资和价格水平的方式就是制造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相对价格。遗憾的是，这一事实远没有被大多数经济学家认识。许多经济学家反感通货膨胀，然而，工资在全球之间收敛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坚信通货膨胀是无法避免的，如同在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发生的那样，作为新兴国家，我们就不得不容忍通货膨胀环境。肖耿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的时候，5%的通货膨胀率并不算什么。进一步，如果我们容忍通货膨胀率，央行又应该怎样设置利率呢？如果名义利率很低，那么实际利率就是负的，泡沫的产生也不足为奇，正如中国股票市场在2007年和2008年所发生的那样。假定中国政府提高利率使之与通货膨胀率相容，实际利率为正，那么中国的资本流入会进一步增加。资本内流并不是一件坏事，事实上，如果资本流入能够转变为具有效率和高生产率的投资，资本的流入是一件好事。许多人指责中国的高储蓄率，但是高储蓄率意味着未来的消费。储蓄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中国未来将会消费什么？这就带来很大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如果世界希望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就应该帮助中国解决投资效率问题，这样中国将会在未来消费得更多。所以，肖耿认为中国应该提高利率，避免储蓄者的损失。这样思考问题，可以避免我们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到汇率上面，后者只会导致保护主义的盛行。

    第二场的下半部分：中国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首先发言。姚洋教授感谢中美经济委员会的认真工作。前面的发言人都在讲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不可持续性，他希望能够给观众们讲一个不同的、不那么让人愉快的故事。姚洋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在下个十年甚至未来几十年内仍然存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存在问题吗？至少有两个缺陷：第一，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过剩的外贸盈余。消费下降不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人们的福利提高缓慢，经济有增长，但是没有发展。另一方面，外贸盈余也不完全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中国的储蓄没有完全被用于投资。这是很令人费解的一件事情，因为中国的投资率是如此之高，为何反而选择投资海外债券呢？要知道，美国的国库券年收益率仅在2%左右，这意味着我们在浪费自己的钱。就储蓄本身而言，中国还不如印度。许多人都指责中国操作汇率制造贸易盈余，但事实上，许多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例如德国和日本——也存在大量贸易盈余。自2002年起，人民币升值20%左右，然而外贸盈余不降反增加30%。姚洋认为，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中国存在出口的比较优势，这是由长期因素决定。（1）企业的生产力。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是少有的、在改革以前就建立完善工业体系的国家；（2）人力资本。中国的识字率在90%左右，大部分文盲都是老年人。相较之下，印度的文盲率达到40%；（3）中国处在经济转型和人口转型之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使得工资率在长期保持低水平。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以解释中国的高投资率现象。根据卢锋教授的研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迅速，现在一个工人的生产率是三十年前的8倍，劳动率平均年增长率是14%。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仅为7%，与工资率之间有7%的差距。这一差距就形成资本回报率的核心。宋国青、卢锋等人研究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在1990年代的资本回报率高的惊人，政府的收入也高速积累。就储蓄而言，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从1990年代的22%降到2000年的15%。2000年以后，大部分的储蓄增长率来自企业部门，中国的家庭并没有太多储蓄。总结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整合的经济中，如果中国和美国是一个市场，那么我们并不会担心盈余和赤字问题，失衡同样存在于中国的沿海与内陆省份之间。从长期来看，我们必须将全球经济视为一个市场，劳动分工与比较优势决定一切。无论我们采用怎样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型还将继续。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的利用中国的储蓄，改革我们的金融系统成为解决问题之关键。

    黄益平最后发言。他的演讲重点也是中国经济失衡和可持续性问题。他首先对人民银行在两周前的政策作评论。在他看来，政策传递两点信息：（1）中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还将继续；（2）中国将选择性的进行宏观金融管理，包括银行信贷、政府财政以及股票市场发行。中国政府将继续扶持那些具有创新性、高附加值和低能耗的产业，限制那些缺乏技术含量、容易造成污染或者产能过剩的行业。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去年我们的目标是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今年的目标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出现转向。问题是，即便实施这些政策，我们的目标能够实现吗？答案是：不知道。如果看看过去几年中国政府的政策：调整结构、提高增长质量···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很熟悉。当本届政府刚上台时，他们相信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维系：过多的投资、出口和消费的不足，以及投资的低效率、污染问题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都是中国经济的现存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调整结构、提高增长质量，可是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愈加恶化的现状。政策没有起到效果。这可能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要么政策方向错误，要么政策力度不够。黄益平认为，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问题关键在于力度不够。政府采用的现有措施都过于表面，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只能是激励结构的调整。在过去六十年内，中国实施两套改革方案。第一套是取消市场经济，实施中央计划体制，最终以失败告终；第二套是改革开放，重新引入市场机制，取得巨大成功。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资源配置和产品生产。但是，改革开放的过程只走了一半，或者一大半，远远没有结束。当我们看商品市场的时候，市场自由化基本完成；但是到了要素市场，即便在今天，资源配置仍然是高度扭曲。例如，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至今为止还存在户籍制度限制、福利体系不公平以及收入差距问题；在资本市场，汇率和债券收益率高度扭曲，中国的资本过于便宜；除此以外，能源排放也不需要进行任何补偿。中国之所保持如此高速的增长，是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愿意在中国进行生产。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廉价能源、廉价资本，世界上还能找到一个更适宜生产的地方吗？与此同时，投资和出口更加强劲，全球失衡问题产生了。随着货币重新流入产业部门，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10年内下降10%。如果消费与GDP的增长不协调，我们如何寄希望中国的消费增长能够同步发展？黄益平教授的结论是，全球失衡问题将是一个长期现象。政府对产业结构的管理是正确而且有用的，但是远远不够，激励体系的改革以及要素市场自由化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