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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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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几点悖论
第一个悖论：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多的不是那些参与国际组织的国家，相反这些参与国际组织按规定办事的国家发展状况并不乐观。
世界银行曾经做过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的研究，把观察的样本分为两组，一组是参与了国际组织（比如WTO）的发展中国家，另一组是没有参与国际组织的发展中国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和越南在90年代还没有参加WTO，不仅平均关税高，而且还设有其它一些贸易壁垒，但是经济却发展得非常快，人民生活水平也提高得很快。比较而言，印度和乌干达在90年代已经是世贸成员国了，贸易自由度相对高，但是经济发展速度却不如中国和越南。
研究还发现，那些加入了国际贸易组织且按组织规定办事的国家表现得反而比较差。拉美在1960－1980年间经济封闭，但是发展速度很快；到了1980－1990年间经历了惨痛的金融危机，经济长期衰退，增长率为负；到了1990－2003年间，经济开始复苏，尽管贸易自由化，但是增长速度却不如经济相对封闭的亚洲国家。从这可以看出，遵守了国际贸易组织的规定，但经济发展状况并不乐观。
第二个悖论：资本市场的全球化频频带来惨痛的危机，为了防止危机的发生，很多国家不得不采取一些成本极高的自我保护措施。
提倡资本市场全球化的理由是：发达国家资本比较多，资本的回报率会比较低，而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资本的回报率会相对较高，如果发展中国家开放自己资本市场，那么资本就会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然而实际情况却非如此，资本市场开放给很多国家带来了金融危机，而且很多国家经历了不止一次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的GDP减少了10％，后果很严重。
为了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很多国家不得不采取一些成本极高的自我保护措施，比如储备外汇。其中，发展中国家往往更倾向于构建巨额外汇储备，中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研究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发达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都是2－3个月的进口额，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开始大幅增加，到2004年时，已经达到8个月进口额数目，而此时发达工业国的外汇储备仍然保持2－3个月进口额的水平。持有储备外汇社会成本极高，因为这些钱仅获得很低收益，既没有用来发展国内经济也没有用来发展国际贸易。
第三个悖论：可以预计收益最大的应该自由化领域却没有得到重视。
据世界银行最新估计：只要发达工业国稍微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即允许外国劳动力占本国劳动力的3％，发展中国家就可以获益800亿美元；与此相对的是，如果取消所有农产品和制造业的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只能获益220亿美元。然而，我们现在都在努力谈判的话题是什么呢？多哈谈判的焦点是什么呢？都是在谈判取消产品贸易壁垒的问题，却忽视了稍微增加劳动力流动性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上面所说的都是“稍微”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而不是说要全面开放一个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
为什么完全取消产品贸易壁垒所带来的好处不如稍微放开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好处呢？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取消了很多产品贸易壁垒，我们已经几乎耗尽了由取消产品贸易壁垒的方式所带来的好处，而开放劳动力市场却还没有起步，当然这种措施的好处会比较大。
第四个悖论：发达国家并不拥护贸易
美英意三个国家大约2/3的人赞成要限制进口来保护本国经济，即使是最提倡贸易自由的德国也由2/5的人赞成限制进口。
悖论的部分解释
不同国家各项制度安排迥异，导致交易费用并阻碍深层次整合。尽管近几十年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来减少交易费用，比如减少贸易壁垒，减少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但是，交易费用依旧很明显。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虽然正式的边境壁垒已经消除，但是“边境效应”依然很显著，不利于贸易进行和资本的流动。原因在于，国与国之间制度不同，在边境地区，制度和法律的是不连续的。据估计，边境的存在使得成本提高大约40％。
政治风险、道德风险的存在不利于资本的流动。比如当一个国家借钱给外国时，债务国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偿还。虽然银行在借出钱时可以要求借方提供流动性证明和还款保证，但是保证书可信度如何是个问题。这些现象在一个国家内部是不存的或者不明显，但是在国与国之间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会导致国际家金融的不稳定。
从这个角度来讲，仅仅加入诸如WTO这样的贸易组织是不够的，因为只要国与国之间的内在机制不和谐，就不可能有深层的经济一体化与经济趋同。通过比较欧盟（EU）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模式，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欧盟包含法律和政治的整合，因此建立起来比较困难，实际上为了建立和治理，共同体的法律就多于80000页，而且还设立了专门的欧洲法院；北美自由贸易区只是贸易层次的整合，相对就比较容易。但是只有欧盟才能带来生活水平趋同。
不过，制度多样性往往更合意，所以对大多数国家来说,经济一体化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为实现某些职能而做出的制度安排并不是唯一的，发展程度不一样，所需要的制度安排也不一样。产权保护、基于市场的激励机制、对外倾向、宏观稳定等，都能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中实现，我们要选择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具有当地特色的制度。多样性的制度安排基于：社会偏好的差异（如对公平与机会的理解），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如美国、日本与欧洲模式的比较）。
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为了经济增长，国内政策是绝对首位重要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假想存在两个国家：A国和B国。A国拥有自由出口美国的权利，能将几百万公民送到美国工作，享受大量的直接投资。完全与美国生产线融为一体，美国财政部愿意为此国给予紧急性的借款，并且享有美国军事保障，可以看出A国是高度全球化的国家。B国受到美国禁运的限制并与美国没有邦交，既没有资助又没有任何其他协助，被拒在诸如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门外，禁止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借款，可以看出 B国几乎没有参与全球化。那么，哪个国家会发展得更好呢？A国是墨西哥，B国是越南。事实证明，墨西哥发展远不如越南，越南的发展模式同中国模式很相近，近几年经济发展迅速，是全球的一颗新星。
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发展战略需要政策空间才能成功。不同国家需要不同药方，这是由于各国的“有效约束”不同。实践中快速增长往往是出于特殊原因不同的约束因素导致不同的“症状” 任务：优先采取与“症状”相匹配的政策非正统的改革也许是理想的。比如说，中国的双轨价格制度、乡镇企业与经济特区实现了有效的价格刺激、产权保障与开放取向，采用的不是传统方法，但在实践中很有效。
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十条建议
1、短期工作许可制度，让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在发达国家工作3-5年，高技术和低技术工人不断轮流。2、禁止补贴国外直接投资的多边协议。这是唯一明显将资源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但至今仍未被禁止的产业政策。3、世贸组织将有利于发展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合法化（包括出口补贴）, 认为这些措施不利于发展的国家需要承担举证责任。4、自愿与发展中国家政府共享发展中国家居民在发达国家银行的账户信息。5、征收0.10%金融交易外汇兑换税，将收入用于全球公共品的提供。6、发达国家（尤其美国）认同对资本流动的谨慎限制（资本账户管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促进发展的关键措施。7、接受“恶债”的原则，发达国家的法院不再强制执行独裁政权强加给其国民的债务。8、准备一个“发展影响书”,并将其列为任何国际协议的必要部分（包括对发展中国家财政的影响,以及如何为它们提供财务支持的措施）。9、通过分成若干独立的竞争机构，结束世界银行在政策制定和宣传上的垄断地位。10、将国际货币基金的政策发展与监管部（及其职员）每五年轮流派往发展中国家，如若干非洲国家的首都。
提问部分
陈平教授提问：
您提到“边境效应”弊端，是基于经济趋同理论，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能进一步打破贸易壁垒的话，将有利于知识技术的外溢，有利于全球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您也发现到各国制度多样性，这似乎与“经济趋同”理论背道而驰。关于“边境效应”我有两个观点：第一，“溢出效应”的存在，即从发达国家外溢到发展中国家，那么取消边境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但是考虑到技术外溢，发达国家为了防止培养自己的竞争者，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限制技术的外溢，便会强化边境效应，这可能是另外一个理论上悖论。第二，您的“十条建议”发展中国家听到会兴奋不已，但什么动机会使发达国家的政府比如美国政府，去遵照您的建议呢？就如您说的，最近几十年危机频频发生，人们开始对“自由贸易”不那么好感，开始倾向于采取一些贸易保护措施了。因此，您能否给我们提一些既对发展中国家友好又对发达国家友好的政策建议呢？这样的建议可能更加中性，更容易被执行。
丹尼.罗德里克教授回答：
一个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确实需要一个利弊的权衡：一方面，开放市场有利于技术的溢出、管理经验的学习，比如人家花50年积累的技术你可以只需2年的时间就全部掌握，这些都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开放市场可能给国内工业企业带来太大的竞争，阻碍本国企业的发展，因此不能盲目完全开放而是需要一定的保护。总之，市场需要开放到什么程度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需要慎重考虑。对本国工业的保护措施也有很多种，比如出口退税、出口补贴、税收优惠、研发补贴等等，很多措施同时采用可能效果更好。
对您第二个观点我说明两点。第一，任何促进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的措施也应该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发展，因为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了，发达国家也就多了一些出口的市场多了一些投资的机会，这些都是有利于发达国家自己的。第二，即使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利于发达国家的措施，实际上也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比如劳动力全球化，因为引进别的国家的劳动力会使得国内劳动力价格下降，国内工会可能会觉得自己吃亏了，但是如果不引进劳动力，国内劳动力价格较高，产品价格也相对较高，商品贸易的存在使得国内大量进口国外的商品，国内经济也就萧条了，劳动力价格自然也得下降，引不引进劳动力带来的结果实际上是一回事。因此，加强劳动力流动性尽管不合政治家口味，但是真的对发达国家有利。
林毅夫教授提问：
您刚才提到了关于劳动力流动和贸易的关系，我认为您暗含的假设是劳动力集中在可贸易部门的，不然的话加强劳动力流动和加强贸易自由是不一样的，放松劳动力流动的话会使得更多的移民会进入别的领域，这对本国经济的影响要大于单纯开放贸易的影响。第二个问题是，您在演讲中提到我们应该从“华盛顿共识”过渡到“对症下药”。不同国家面临约束条件不同，因此需要不同药方，这一点我很同意。但是不清楚的是，该由谁来提这些药方呢？由谁来做这些政策分析的工作呢？毕竟如IMF和世界银行的专家还有如您所在的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们可能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很了解。
丹尼.罗德里克教授回答：
关于您的第一个问题，我想说，我的观点并不依赖于发达国家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性的大小，在发达国家，在贸易部门工作还是在非贸易部门工作都是一样的，我认为您把我关于加强劳动力流动观点延伸得太远了。当然，如果说让大量的移民进入，对本国工业造成的影响会远大于商品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但是我说的是“稍微”放松限制，是说让占发达国家本国劳动力的3％外籍劳动力进入，我想这应该与增加商品贸易对本国工业的影响差不多。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很自信，说IMF或者世界银行的专家或者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对我们的国情不了解，也就提不出什么到位的建议。尽管外国专家不清楚很多细节问题，但是他们会教你怎么去发现问题，怎么思考，怎么找到解决的方案。这也正是“华盛顿共识”和“对症下药”的区别所在：前者告诉你这么做之后结果会是什么，但是后者告诉你怎么去思考问题以及怎么去找到“药方”，我认为后者是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
巫和懋教授提问：
您提到“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政策空间才能成功”，根据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给出不同解决方案。我的看法是，给予发展中国家多一些政策空间存在一个利弊的权衡。比如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提就是遵守入世前谈好的的一些协议，如果给予它更多的政策空间，我认为是利弊兼有的。我的第二个看法是您谈到全球化的成本问题，您说到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这含有很大的机会成本，因为这些钱本来是可以用于国内投资的。但是就中国而言，据我观察由于中国国内金融系统的非有效性，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即使用于投资本国发展，可能也找不到什么好的投资机会，还不如用来投资于购买美国国债。也就是说您可能高估了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这就存在一个利弊的权衡，这笔钱投资于国内经济也未必比投资于国外好。
丹尼.罗德里克教授回答：
确实每个国家有自己不同的国情，当谈到外汇储备的社会成本时，确实需要先弄清楚如果不用于外汇储备的话它的可能去向。但是据研究这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很大比例确实是用来增加流动性的，也就是处理资本市场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流动性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讲，如果资本市场不全球化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保留这么多的外汇储备，这个就是外汇储备的社会成本。我认为发展中国家过分强调依靠建立巨大外汇储备来处理流动性问题，而忽视了建设国内资本市场来预防流动性危机的问题，而且后者成本相对而言要小得多。您提的观点很好，我会把它加一个脚注说明。
听众提问：
您刚才提到“劳动力流动”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很重要，但是我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墨西哥，另一个是菲律宾，这两个国家劳动力流动性很强，每年进进出出，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得并不好。
丹尼.罗德里克教授回答：
您让我的演讲更加完美，增强劳动力流动性并不能保证发展中国家经济就能快速增长，能不能快速增长还是取决于国内政策，我自己也拿墨西哥当例子。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到位的国内政策，仅仅增强劳动力流动性是不可能带来经济快速增长的。
（周艺艺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