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2017年6月16-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联合举办的第20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

本期简报报告杜克大学Juan Serrato教授、Univ. of Western Australia的 Shawn Chen教授发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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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an Serrato: 应尽量减少企业因避税导致的研发投入无效增长

中国2008年实行的旨在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税收减免政策，鼓励了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这些研发投入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从全球数据比较发现，中国企业的研发支出显著快于美国、加拿大、印度的研发指出，并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逆势上涨。基于这一现象，作者提出了如下两个重要问题：税收激励是否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投入？研发投入是否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为这些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实验研究条件。中国的科技创新项目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2008年以前，凡是研发投入超过一定门槛比例（研发投入/总销售额大于5%）、员工结构达到一定要求（本科学历超过总员工人数的30%，研发人员占比高于10%）、高科技产品销售额占比超过60%的企业，都可以享受到税收减免的优惠（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2008年以后，科技创新项目进行了进一步修改，根据企业规模确定研发投入门槛，规定企业年销售额小于5000万元的研发投入门槛为6%，5000万-20亿元的研发投入门槛为4%，大于20亿的研发投入门槛为3%。

文献上，很多研发投入的增加具有避税动机：企业通过给产品贴上高科技标签，获得国家税收政策支持。作者首先发现，2008年以前，在研发投入门槛附近（5%）的企业数量分布非常不均匀，略高于门槛水平的企业显著多于略低于门槛水平的企业数量。2008年后，科技创新项目实行分档优惠后，各类企业在门槛附近的分布非常不均匀：销售额低于5000万）的小企业中，略高于6%的门槛水平的企业显著多于略低于门槛水平的企业数量；中型企业（销售额在5000万-20亿）的企业，略高于4%的门槛水平的企业显著多于略低于门槛水平的企业数量；大企业（销售额高于20亿）的企业，略高于3%的门槛水平的企业显著多于略低于门槛水平的企业数量。另一方面，通过行政费用支出与研发投入门槛之间的关系，作者也印证了企业确实存在通过多报研发投入从而降低税收的行为。

在回归分析中，作者发现这一项目有效提高了企业研发投入约29-46%，其中由于企业避税动机导致的研发投入的无效增长约占46%，研发投入实际引起企业生产率增长2.3%。同时，通过结构方程的估计，作者将税收激励、研发投入、生产率、逃税相结合，发现逃税动机会低估研发投入对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的调整成本导致资源错配。最后，作者通过模拟实验，假设改变研发投入门槛和税收激励，发现企业自选择地参与项目最终导致了项目的成本和经济影响。

Shawn Chen: 产业集群有助于企业降低税率

社会与自然界中的集群现象很普遍。例如，自然界动物集体出行以避免被天敌捕杀，绑架、海盗、抢劫、腐败等社会现象均与集群有关系。那么，企业是否也会通过集群的方式实现减税的目的？

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编制”规模在1995年和2008年几乎完全一致，即地方政府规模并没有显著扩大。进一步，用县级、街道、网格层面的数据，构造了衡量政府规模的变量，用税收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衡量实际税率，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政府规模越大，企业实际税率越高。

随后，通过广东省的企业分布和税率分布图，可直观展现企业密集度越高的地区，其平均税率越低。从回归结果来看，企业密集度每提高1%，税率会下降0.5个百分点。此外，毗邻大企业也有助于企业降低税率。

最后，钓鱼行为可类比企业缴税行为：企业是鱼，征税机构是渔夫，管辖区域是池塘，税率是钓到鱼的概率。如果渔夫越少、池塘越大、池塘的大鱼越多，那么小鱼被钓到的可能性越低。因此，企业出于避税的动机，可能会选择极化的分布，选择聚集在一起，从而降低税收。这样一来，就可能引发内部的竞争和整体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