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 2018年3月29日，第110次【朗润•格政】论坛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再次邀请参与“二轨中美经济对话”中方代表团的几位中方专家就“中美贸易摩擦新进展与应对策略”进行深入的讨论。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论坛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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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对美国也是不利的，那么特朗普为何仍然坚持？余淼杰老师的学术研究成果已经表明，如果打贸易战，无论中国采取哪种措施，其实美国都会受到损失，那么特朗普为何还要执意这么做呢？分析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把注意力从贸易上移开，因为五六百亿的制裁看似很多，其实只占中国出口总量的一个很小比例，作用非常有限。但除了贸易以外，特朗普还要对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并购进行限制，这才是更危险的。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指出，如果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那些产品上发挥出来，美国就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短期内提升技术实力的最便捷路途就是通过并购和购买的方式，从欧美获得技术。过去这种方法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现在欧美都已经明确把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设置各种技术障碍，导致我们的产业升级之路发生困难。表面上看，目前贸易战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主要关乎到短期部分领域的贸易和国家形象，影响其实可以忽略不计，但美国对中国公司技术的限制是真实且紧迫的，对中国发展的制约也是根本性的。

那么中国应当怎样应对这场贸易战呢？主要的功夫应该花在国内，有以下三个重点：

首先要降低关税，培育出一个更加丰富的中产阶级市场。降低关税不仅可以提高民众的福利，而且可以培育和完善中国的中产阶级产品市场。目前我国的高关税，直接造成的是市场的分割，国外进口产品到中国，形成了非常骇人的奢侈品市场，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其标价令外国人都瞠目结舌。但另一面，中国的本土产品市场质量又不够高，大量的地摊货、劣质品也并不能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这些领域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一个有启发意义的例子是汽车市场，过去我们对汽车的关税是85%，加入世贸组织后降到25%，当时很多人担忧我国的本土汽车行业面临危机。但随后的事实证明，恰恰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关税下降，才让国内汽车厂商有了生产低价汽车的动力，也让国际厂商生产低价汽车有了动力，我们才看到更高效的竞争，和随之而来井喷式的汽车销量增长。

其次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具有技术和资金优势，但是，部分低效的国企如果不改革，长期来看，可能会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肿瘤。客观地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技术、产品和研发能力上都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但为何还是存在效率较低、转型较慢的问题呢？最重要的是内部激励不足和外部竞争不充分的问题，同时还有预算软约束下的无序扩张问题。只有把国有企业的激励搞对、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时引入适当的竞争，才可以把国有企业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的效率。

第三要加强负面清单管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汪洋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将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推向了实质性阶段。这次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负面清单管理，这确实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方向。过去，中国对商业活动各方面的限制是比较严格的，比如国内开办咨询公司有资质、人数和资金方面的限制，很多行业还有对外资更严苛的准入条款，其中的一些不当限制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国内企业的发展和竞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部分行业和企业已经具备相当的国际竞争力，不需要过分惧怕外资进入和国际竞争。比如我国银行业在加入WTO之后，反而经营得越来越好，不需要惧怕外资银行进入国内的竞争。再比如汽车行业，存在过于严格的持股比例限制，特斯拉电动车这样符合中国未来汽车发展导向的企业，也因为受制于股权比例，而很难顺利在中国办厂。如果说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就更不应该通过种种条款而把希望来中国投资的外商挡在门外。如果压仓石都没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可能进一步降低。

综合来看，我们应该站在一个制高点上去应对这场贸易战。2011年我们在“中国2020”课题中提出，未来的全球治理应该形成“一元多极共治”的格局，一元就是指一元的秩序，世界的秩序应该只有一个，不应该让世界再陷入冷战或其他混乱状态中。多极，就是今后在本世纪内不会出现一个大国主导世界的格局，世界可能呈现多元化发展。可喜的是，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声音也越来越洪亮了：中国目前在IMF有了一个稳定的副总裁席位；人民币加入SDR篮子，进一步迈向了国际化；林毅夫教授担任了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随后我国每一届都可以派一个副行长去。中国在世界各大组织中不断展现力量，未来还可以逐步壮大，实现多极共治。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明白，站在更高的位置、以开放的胸襟来回击特朗普的倒行逆施才是上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