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2期（总第1336期）

背景介绍：2017年1月14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论坛第79次会议“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从硬基础设施到软基础设施”暨《中国现代化：投资软基础设施》新书发布仪式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致福轩教室举行。本次会议将分两期简报，本简报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国恩、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王勇在会议上的发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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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政府需减少干预 消除市场扭曲因素
 

软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最大的一个短板。过去几年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硬件基础设施在不断的改善，整个中国的实体经济过去几年进步非常快速。一方面，企业研发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出口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每单位出口附加值快速增长；同时，每个行业的上市公司也经历了效率提升的过程。私人部门在中国的实体经济部门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跟国家市场的高度接轨，加上公平竞争的环境和规模经济效应，总体表现非常有活力。

但由于经济的转型伴随市场非常快的变化，很多人不能适应这些变化。如股灾，如中国在不错的基本面下过去几个月面临着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人民币单边贬值预期较大；同时，高企的房价对实体经济构成了很大的伤害。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是由不当的应对措施所导致。

从股价、房价和汇率来看，只要市场在交易就不断地在制造风险，但市场在制造风险的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在消除风险，在这个过程中有价格的波动和企业的破产淘汰。政府需要汲取的教训是，无论股市、汇市，还是房市，如果政府采取了干预措施来维持一个价格水平，就破坏了很多市场功能。政府需要帮助市场发挥功能，消除市场背后的一些扭曲因素，例如：房地产供地、股票市场过度杠杆投机的、外汇市场干预措施引起的贬值预期问题。
 

刘国恩：软基础设施改革

一个国家，无论个人、企业，还是社会，效率最主要的源泉是交易费用和成本的降低，决定交易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主要是硬件和软件。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多程度上是因为硬件设施的改善、投资，享受了很大的红利。本书谈到的软基础设施投资，类似于无形资产投资，但它又真实影响到交易费用的约束条件。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

80年代初个人和企业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和今天不同。当时政府需要资源、计划配置，以更好地让企业和个人满足最基本的需要。如今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企业、个人能力不断增强，个人面临越来越多的选择，等待的时间成本越来越长。企业、个人、政府部门选择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让交易变得更加便捷顺畅是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例如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就属于软基础设施方面的改善；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解决约束供给侧方面的很多软基础设施政策制度方面的问题；政府强调的“简政放权”，也是在改善软基础设施。

一个例子是退休制度。以前规定是女性55岁退休，男性60岁退休。五六十年代出台这个制度时，人均期望寿命五六十岁，这对个人、社会、政府都正常。但如今人们期望寿命为78岁。退休之后虽希望有年轻人填补空位，但有时发现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一个处长退休，填补进来的不一定是合适的人员，反倒是很有经验的人走了，带走的是许多可以创造出来的机会。所以退休制度是一个软基础设施中非常具体的问题，如果在退休制度这个软基础设施方面进行研究和投资，达成共识，这个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中国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

第二个例子是户口制度。户口制度是中国50年代实施的，当时的社会和经济贫穷落后，资源非常有限，户口制度可以用于更好地管理二元经济，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今天社会需要人口更好的流动、资源更好的配置，户口制度已经不再适应今天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了，需要对户口制度这个软基础设施进行改革。

    第三个例子是医生执业资格。我国280多万职业医生，过去最高法院颁布的非法行医罪，司法解释有两条，一条是要在中国合法行医必须具备个人行医的资格，第二条是必须获得医疗机构执业的许可证，这是政府发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就这一条可以使千千万万退休的医生无法再进行服务。但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过去，2016年12月19日最高法院颁布了最新的关于非法行医罪的司法解释，从2016年12月20日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需要有医疗机构的许可证就可以在中国土地上合法行医，这也是软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改革发展。
    

钟正生：国有企业高杠杆是风险点

国有企业存在软预算约束的问题，要做软基础设施的建设可能要改变软预算约束的主体。当谈到去杠杆，从宏观数据关心到两个事实，第一个是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是60%多；第二个数据就是资产负债率，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和私有企业的杠杆率相比，一开始国有企业并不是更高，只是2008年之后这个杠杆率出现了分化。

2008年以后国企的杠杆率如此高是因为国企集中分布的行业杠杆率比较高，都是重资产、高杠杆、产能过剩的行业，再加上国企集中的行业投资回报率多数偏低，所以负债端杠杆率攀升，资产端回报率在下降。同时2008年以后国企的杠杆率上升速度非常快，一个是国有企业，一个是地方政府，所以国有企业也承担了一些宏观周期调控的职能。

现在中国政府提的债转股，也许是比较好的选择。现在的债转股跟1998年的不同点是企业的融资结构发生了变化，经济周期处于不同的阶段，所以能不能以时间换空间，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最新的变化是去年工业品价格飙升，很多盈利是改善的。私营企业趁着利润的改善在去杠杆，国有企业在加杠杆。所有企业的类型，只有国有企业的投资是扩张的，其他所有的企业投资都是在萎缩的。这很好地说明了反预算约束的问题，里面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动向。一是政府投资挤出民间投资，二是硬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形式更多采用的是PPP，即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

   王勇：结合中国的垂直产业结构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软基础设施投资和转型有关。任何一个中国宏观经济问题都和国有企业改革有关。服务业可分成三种，生产性服务业、销售服务业以及消费型服务业，现在问题的核心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被大量的国有企业垄断。

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不单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世界关注的问题。去年的世界五百强里面，中国已经占了100多家， 2010年世界五百强里中国占57家，仅次于美国。中国在世界五百强企业里面的企业，90%以上都是国有企业，虽然国有企业占经济的比重在下降，但是要根据这个结构来看待国有企业的重要性。

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现在主要是垂直结构的问题。国有企业占据的产业主要是上游产业，而中国的下游产业主要是消费品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由民营企业经营。在结构转型期，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资源的错配问题，而是如果上游的国有企业不改革好，那就意味着上游的能源、原材料非常昂贵，会遏制下游的私营企业的发展，因为下游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关键性的服务，而很多服务不可能从国外进口。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已经不再是这个企业是否盈利的问题，而是在整个宏观经济结构中，对于下游的民营企业，对于整个经济的宏观的问题。

在现在的发展阶段，中国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到非农业，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提升，土地价格上涨，汇率也在上升，所有的出口竞争力受到危险，如果国有企业在上游不进行有效的改革，从而降低关键性的服务业产品价格，就会遏制下游民营企业的发展，影响整个经济体。所以现在分析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应该考虑垂直结构，这是90年代的国企改革和现在不同的地方，因为90年代的国有企业就是下游的商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同一个水平结构里，但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同，必须要把握住结构性的变化，才能够更清晰地厘清国有企业改革的脉络和思路。

研究央地关系、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时也应该结合中国变化着的经济结构来进行探讨。2001年之前国有企业的利润率平均低于民营企业，2007年是国有企业高于民营企业的，到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利润率下降比民营企业更快。这是因为现在外需减弱，下游民营企业出口的需求相对减弱，国内的总需求也减弱，下游的生产规模就会下降，对上游的能源需求也随之下降。所以产能过剩最多的产业都是钢筋水泥，是中上游的产业。

（巫丽敏、张彤整理，王勋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