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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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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Laurenceson, Hannah Bretherton, Paul F. Burke & Edward Wei (2019) Chinese investment in Australian infrastructure assets: accounting for local public preferences,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2:1, 77-92
https://doi.org/10.1080/17538963.2018.1543792
在2016年，澳大利亚成为中国的第二大海外直接投资接受国。随着中国对澳大利亚采矿业投资的减退，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开始显现。是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投资到达43亿澳元，占中国对澳大利亚总投资的28.3%。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的发展也意味着，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将更加青睐基础设施项目。
澳大利亚基础设施资产的卖方，特别是各级政府，一贯欢迎中国的参与，因为这能提高拍卖的竞争程度。尽管两国于2012年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其中提到要“加强基础设施项目的合作”，但是澳大利亚政府拒绝与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的合作上签署一般性的谅解备忘录。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澳大利亚是美国的盟友，一些基础设施项目涉及战略和地缘政治因素；另一个是澳大利亚的国内政治，公众意见会影响财政部长的决定，后者能以所谓的“国家利益”为由直接否决某项投资。Bath（2012）的研究表明，在澳大利亚这样国家，“公众关切”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决断。因此，理解本地公共偏好是如何决定的，对于优化公共和企业决策很重要。
本文采用了离散选择实验（DCE）的方法，因为传统的调查方法不能用于解释公共偏好的影响因素。DCE方法假设受访者存在一个选择集，每个选择集中包含一些不同的选项（如表1所示），受访者被要求对这些选项按偏好程度排序。此外，DCE的调查结果是离散型数据，可避免连续型带来的问题，比如一些受访者会有意避免打分过于极端。本次调查随机抽取了1002个澳大利亚成年公民，表2是相关的描述统计。
表1 公共偏好的潜在影响因素
图1 DCE调查的问卷截图
表2 样本描述统计
回归结果显示（如表3所示）所有潜在影响因素都统计显著。其中，显著性最高的是外资所有权比重。它的系数为负，表明保持其他条件不变，随着外资所有权比重的上升，公众对该投资的赞成度会下降。对此的解释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媒体宣传。McCarthy和Song（2018）发现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造成了一种与实际“不相称”的“严重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在“政治和媒体的披露中广泛传播”。事实上，据澳大利亚统计局，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只占所有FDI的4.8%。
另一个显著的因素是租期，其系数也为负。这意味着租期越长，公众越不支持。这或许是由于公众希望政府能有更多的“管控”（Goot，1990）。紧随其后的因素是投资的来源国。尽管美国、日本和阿联酋的投资更受公众欢迎，但印度和中国并没有明显区别。中、印的共同点在于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以及对澳大利亚人来说，更加陌生。不过，由投资来源国所形成的差异可以被其他因素抵消掉。投资规模的影响也很显著，其系数是正的，意味着投资规模越大，公众越支持。不过，这与对外资所有权比重的态度不矛盾。
管理控制权系数为正，说明当投资项目的管理层主要是澳大利亚人时，项目更容易获得公众好感。资金使用的系数为正，表明如果资金适用于建设新的基础设施而非还债，公众将更欢迎。运营能力系数为正，意味着能够提高基础设施使用效率的投资更受青睐。最后，所有制类别的系数也为正，其含义是公众偏好外国国企的投资胜于外国私企。这个结果或许有点令人惊讶，但是鉴于其绝对值较小，所以与Laurenceson, Burke和Wei（2015）的研究结果可以相互支持。他们发现，在澳大利亚农业部门的外国投资中，本地偏好与外国投资者的所有制类型没有负向关系。
表3 回归结果
本文发现，本地偏好并没有明显地针对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果中国企业有意在澳大利亚投资，则应考虑以上的因素，从而减小公众的反对意见。一个可行的投资模式是采用合资企业的形式。然而，2014和2017年的KPMG和悉尼大学的联合调查显示，中国投资者对获取企业的主要控制权具有强烈偏好。这显然不利于增强公众对项目的支持程度。
当然，本文的一个缺陷是调查结果只反应某个时期的公众偏好。因此，类似的调查需要经常进行。这类调查有助于克服媒体的偏见和不实报道，因为基于现实而非杜撰的辩论更有价值。
（张一斌编写）
作者简介：
James Laurenceson,和Hannah Bretherton来自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Paul F. Burke和 Edward Wei来自悉尼科技大学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