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i Fang (2018) Population dividend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1978–2018,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1:3, 243-258

https://doi.org/10.1080/17538963.2018.1509529

在过去的40年间，中国经历了重要的人口过渡。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上升形成了人口红利。总生育率的显著降低是政策变革和经济因素共同决定的。本文揭示了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即促进资本的广化、提升劳动力质量、增加劳动力供给以及提升劳动力流动性等。随着老龄化替代人口红利成为人口过渡的主要趋势，为保持经济增长势头，中国应当既关注于传统的增长因素，如进一步降低农业人口，又关注新的增长因素，如提高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和减少制度障碍。本文首先分析了人口红利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然后解释了人口过渡的成因，接着说明了就业政策和劳动力资源再分配的影响，最后对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并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建议。

基于中国与东亚国家的经验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拓展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可以用来解释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首先，人口红利放大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为近乎无限的劳动供给提高了储蓄率并降低了资本回报递减的速率。其次，人口红利不但提高了劳动供给而且提高了劳动力质量。第三，人口红利，特别是由此产生的劳动力在城乡间、部门间和区域间的流动性，极大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也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第四，巨大的人口规模会形成对创新的极大供求，从而加速了科技进步并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然而，合意的人口结构并不必然转化为人口红利，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改革开放的结果。通过消除限制经济增长的障碍，中国将人口红利转化为极高的增长潜力，并最终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增长速度。

中国的人口政策经历了数次变革。建国初期，人口迅速增长。虽然马寅初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了人口控制的建议，但是直到1962年，中央政府才开始提倡计划生育。1980年，中央政府正式宣布了著名的独生子女政策。1988年提出“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至此计划生育由自愿转为义务。事实上，将计划生育简单理解为独生子女政策是不准确的。在2010年前，有四种类型的计划生育政策：1）独生子女政策，涉及所有城市居民和六个省份的农村居民，涵盖中国35.9%的人口；2）独女户二胎政策， 19个省份的一胎为女孩的农村家庭可生二胎，涵盖52.9%的人口；3）二孩政策，五个特定省份的农村居民可生二胎，涵盖9.6%的人口；4）三孩政策，在某些特定地区的农村家庭和少数民族群体可生三胎，涵盖1.6%的人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非一成不变，也并未同质化执行。伴随着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许多省份已经放松了相关限制，一些省份自2014年开始允许独生子女家庭生育二胎，并在2016年推广到全国。因此，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只是总生育率下降的附加因素，其根本原因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导致的自然生育率下降。

只有充分并有效利用丰富的劳动力，才能将合意的人口结构转化为人口红利，否则就会变成人口负担。中国通过一系列宏、微观改革实现了这一点。首先，农村改革，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引入，解放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其次，改革提高了劳动力在部门间、地区间的流动性，特别是户口制度已经不再成为阻碍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徙的主要障碍。第三，国企改革等措施减少了劳动力进入高生产率行业的限制。第四，改革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并且重新配置了城市的劳动力资源。最后，全球劳动分工，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张，极大地提高了总就业水平。

库兹涅茨指出，结构变革的本质是将资源从低效率部门转移到高效率部门。中国的人口红利就在这一进程中形成。回首过去，是时候研究劳动力资源再配置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得影响。作者分别采用了Timmer and Szirmai’s (2000)与Bosworth and Collins(2007)的方法进行估算，具体结果见下表。

在中国改革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符合刘易斯理论中的典型二元经济发展类型。随着人口过渡进入新的阶段，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源泉将被耗尽。特别是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意味着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当一国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时，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会下降。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前提下，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当一方面继续维持传统的增长势头，比如推进户口改革、教育改革等；另一方面，寻找新的可持续增长点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张一斌编写）

作者介绍：

蔡昉，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现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丝绸之路研究院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