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o Liu & Wing Thye Woo (2018) Understanding the U.S.-China Trade War,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1:3, 319-340,

https://doi.org/10.1080/17538963.2018.1516256

自2017年以来，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本文首先回顾中美贸易战的发展，从中国贸易顺差和汇率政策、产业政策等分析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动因，指出美国单方面将当前的贸易不平衡局面归咎为中国的汇率政策、产业补贴等政策是不合理的，基于上述分析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指出当今世界多极化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经济争端频出必然性。

首先，文章指出美国发动贸易战主要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担忧：（a）担心中国长期巨额贸易顺差会抑制美国创造就业机会，（b）担心中国利用非法和不公平的方式以低价获取美国的技术，（c）担心中国试图削弱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关于中国汇率和贸易不平衡的争议，文章首先给出1978-2016年中国贸易余额的变化情况（如图1）以及美国经常账户余额和中美双边贸易余额的变化情况（如图2），并进一步结合购买力平价理论和价格弹性方法对汇率是否低估问题进行分析，得到两方面的结论。第一，对“均衡汇率”这个概念的分析和理解上存在争议，第二，中国贸易不平衡反映了中美两国的经济状况，公平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两国均对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

图1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账户余额，1978-2016

图2 美国：国际手机平衡表中的商品贸易余额，1992-2017

关于产业政策上的争议，文章着重关注进口限制和生产补贴这两个方面，并探讨了外界对中国开展“强制性技术转让”争议，得出以下两方面的结论：一方面，强制性技术转让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利用市场力量以牺牲贸易伙伴为代价实现自身利益的争议，另一方面，直到其他国家团结起来抗衡中国，这种市场力量都是有效的。但是这也意味着中国应该采取以合资机制进行技术扩散之外的其他方式加强技术能力。关于美国对中国贸易削弱其国家安全的忧虑，作者指出，一方面美国对贸易政策讨论中谈及的国家安全概念与美国创新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基本无关，一味关注于如何在技术上压制中国，长期上不利于美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美国需要为刚刚改革建立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建立关于关键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清单，并及时更新。否则官僚主义动机可能滥用国家安全的概念，持续扩大CFIUS的清单覆盖范围，使得CFIUS的运作变得反复无常。

在政策建议方面，对于中国而言，由于2018年的中国经济与1978年已经大不相同，比如现在的中国很多方面像新加坡，同时又是非洲最大的捐助国，尽管中国在WTO规则下仍是发展中经济体，但是中国应当与发达国家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发展更多的互惠关系。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不仅应当给更多类型的外资企业如金融机构提供国民待遇，还应该在考虑国家安全的基础上，逐步放宽对外国收购本国企业的限制。对特朗普总统的建议主要在于不要继续将战略竞争与经济竞争等同起来，战略竞争通常是一场零和游戏，一国的经济活力应当依托于本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体系，而不是通过阻止其他国家成为技术大国。而公平竞争虽然在短期内通常是零和游戏，但是从长远来看往往能创造出双赢的结果。

随着中国、印度崛起为北美、欧洲、日本、俄罗斯等经济强国之外的生力军，国际经济进入一种新常态。多极世界的出现推翻了美国的霸权，极大的加剧了美国对国家安全的关注。作者指出，经济争端将成为当前不协调的多极政治秩序的系统性特征。在各区域的领导人同意加深多边自由贸易之前，中美贸易争端的解决也可能会伴随其他新的贸易争端的出现。

（葛婷婷编写）

作者介绍：

刘韬: 任职于中央财经大学

胡永泰：现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同时在马来西亚双威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学术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