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5日晚，北大国发院公益委员会第一次线上研讨会召开。在这个全国人民共同聚焦疫情发展的特殊时期，公益委员会有幸邀请到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授王超老师为大家带来《公益如何在突发事件中发挥作用》主题讲座。
讲座中，王超老师强调了对现状的认知与理解。目前的疫情不同于一般性的自然灾害，比如地震、水灾等，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是很典型的顽劣问题。在疫情的防控方面，对参与者有很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非专业人士的介入可能非常容易造成一种添乱的局面。
王老师提出，共创是应对剧变环境顽劣问题的基本方法。他还对公益人与公益机构如何应对当下局面，提出了几点建议：
1) 不同利益相关者尽可能高程度的参与；
2) 项目（参与）过程应设计为一个学习过程，注重对受益人与参与者（包括自身）的赋能；
3) 尽可能快速的实现项目和介入的闭环，及时反思调整项目，行程迭代，以应对环境的改变。
下文是根据王超教授在2019年9月19日可持续发展金融创新实验项目启动仪式上的发言整理。
题记
“可持续发展金融创新实验项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发起，在北大国发院内开设的可持续发展金融创新实验共创平台。项目秉持开放、共创的原则，通过政策制定者、学者、行业专家社会各界力量的融合共创，探索可持续发展金融的中国模式，从而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王超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当前我们已然进入了一个剧变时代（VUCA时代），可持续发展相关议题正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必须把握剧变时代所具有的多变性、不确定性、超级复杂性和模糊性特点，以共创的社会行动与实验手段探索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
以下根据其发言整理：
可持续发展的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到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它越来越嵌入到我们生活中各个层面。如果可持续发展的议题问题没有处理好，大到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细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都会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挑战是剧变时代的顽劣问题
随着日益加剧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加之信息通讯技术的推波助澜，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变且不确定时代。我们把这个时代称为剧变时代。剧变时代是我给它的翻译，英文是VUCA，是四个英文单词（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的首个字母的组合。在这个剧变时代里，我们所面对的许多问题不再是一般性复杂问题（complicated problems），而具有其独特的生成性和反身性，属于超复杂的适应系统问题。例如，一个手机或者一个芯片，里面的零件和结构是复杂的，这还只是一般性的复杂。今天在我们解决问题与带来改变的过程中，会不断涌现和生成不可预见的新问题与状况，是一个非线性和不连续的过程；我们在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反过来改变我们。我们把这类问题称为顽劣问题（wicked problems）。
今天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根本挑战就是剧变时代的顽劣问题。它挑战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看法和理解，以及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所应采用的手段和工具。在许多应对方法的前提条件被颠覆的同时，剧变时代也要求我们并不全面否定过去被认为行之有效的理论与方法，使行动具有包容性，以共同应对线性与非线性挑战。
剧变时代呼唤范式的转变以应对顽劣问题
我们以前所处的时代（非VUCA时代）有几个基本假设：第一，存在最优的目标和解决方案；第二，有一个固定的未来预测；第三，可以用阶段性的方法来规划，因为改变都是连续和线性的。非VUCA时代的思考的范式也是基于一种相对稳定、可预测、常态化、有明确目标这样的基本前提。这些假设和前提以及我们原有的规划思路在VUCA时代里都开始受到巨大的挑战和面临颠覆。
VUCA的第一个特征是多变性（Volatility），指改变的高频率与易变。从系统的角度来看，系统的每一个子部分都在改变；当系统的部分被改变的时候，整个系统会产生一种适应性。在一个系统性易变的环境中，变化是无常的，而我们的策略应该由抵制变化转向应对变化。应对变化的意思是透过建立敏捷性（agility）和适应性能力(capacity for adaptation)使组织具有复原力（resilience）。而策略的侧重点应该由制定固定精确的目标和计划转向建立敏捷型组织，使其由清晰愿景和有效沟通来引领，能够对自身的价值、目标有清楚的认知，并灵活的使用其适应性与复原能力来实现愿景。
第二个特征是不确定性，是指人们无法确切地了解所有事情的所有方面。你也许可以了解某些事情的所有方面，或许是所有事情的某些方面。不确定性的产生是由于复杂系统中有着巨大数量的要素，且存在着非线性的互动并随着时间而演变以适应局部改变的能力。这意味着在复杂系统中，未来是不断涌现和生成的。这种呈现过程是无法提前预知的。试图通过计算具体细节来设定单一未来情景大多是徒劳的。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我们传统的、基于风险的、对未来的分析将会失去原有的效用。我们只能透过多重模拟和实验去探究现实中事件是如何实时在地发生的，并且维持一种多元和互补的系统以应对各种不同可能的环境条件。
第三个就是复杂性，很多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比我们所能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如果你的公司里面有一个组织构架图，它只能反映领导和从属、或者汇报的关系，真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这要复杂得多。A经理可能跟C助理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等等，这样的关系并不是我们都能够看到的，也并不是我们能真正厘清或者清晰描述的。复杂系统的非线性、互动和互赖使得我们透过直接干预来控制系统的能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在复杂系统中，由于互动与互赖的非线性特征，我们几乎永远无法清晰地预测我们干预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试图直接将组织的要素与未来目标进行匹配超出了我们的能力。领导者需要做的是聚焦于创造一个更为使能的环境，让解决方案能够顺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呈现出来。
第四个特征是模糊性，就是指我们对同样的事件、同样的现象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和理解，而这种解释和理解通常是不存在对错的。当环境变得复杂起来，我们所惯用的线性的、因果关系的解释开始不起作用。由于缺乏足够的对现象解释的模型，模糊性变得愈发强大。我们需要建立系统思维的能力，去共同看见相互联系；采取不同的视角，发现更为全面的背景， 从而得到对事件的更恰当的多元的理解。
顽劣问题的特点
今天碰到的很多跟可持续发展相对应的问题基本属于顽劣问题，他们不再是简单复杂的问题，而是超级复杂问题。比如说气候变化、恐怖行动、贫困问题，它们都具有很强的生成性和反身性。
顽劣问题有这样一些特点：其解决方案可以有诸多甚至是无限的可能性，原因也是多样的，有很多相互依赖的因素，涉及到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存在相互冲突的目标，针对问题没有清晰的解决方案，甚至没有清晰的描述。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顽劣问题都是高度环境敏感的，它对所处的特定环境特别敏感，以至同样一个解决方案换到另外一个环境里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顽劣问题通常具有反身性，例如环境问题，其巨大挑战在于其会带来反身作用，你觉得你改变了它，实际上它也在改变你。我们认知上的巨大缺陷就是常常以第三者的方式去看待问题，使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是改变者也是被改变者。而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所有的可持续发展议题，或者说可持续发展金融的议题都具有这些特征。
这些特征在呼唤着全新的方式来面对，但这种全新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否定过去。
可持续发展议题是对我们认知范式的一种挑战
有一个经典的例子：你手里面拿的是一块石头，你扔出去的时候，完全可以描述和预测这个石头所走的轨迹，只要我们有充分的数据。这一类的问题都可以用牛顿定律来解决，所以我们把这一类问题叫牛顿世界的问题。如果想象一下你手里面拿的是活的、会飞的鸟，你扔的时候它会去哪里？它符不符合牛顿定律？当然符合，但你没有办法仅仅运用牛顿定律去计算它的轨迹。我们需要具有包容性的牛顿世界认知和量子世界认知来共同面对。
非线性且具有量子特征的世界，需要新的方法论，需要行动学习与行动研究。我们无法只用过去的经验去面对，因为它具有生成性；仅仅用过去是没有办法推导未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连续线性的。还有一部分知识根本不在我们认知的范围里面，因为它一直在生成。可持续发展议题是对我们认知范式的一种挑战。
在这里我们试图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应对所谓的顽劣问题。我们人类在过去二三十年已经出现了一些思考和思想，包括哲学、方法论以及工具等方面。如果我们从认知和系统的矩阵模型来看，发现可持续发展的议题更多是在我们非线性系统里的隐性知识所面对的。
可持续发展金融一直是我们和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准备要做的事情，后来博时基金参与进来。我们要做就是用社会行动实验室的方式来应对可持续发展金融问题，使其建立在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并努力开发出一系列的方法与工具。这里面包括系统思考、量子理论、场域理论、复杂理论、认知与学习理论、行动研究、欣赏式探寻、催化工具。
“可持续发展金融创新实验项目”的创新举措
这样一个社会创新实验室到底在哪几个层面上有所创新？
首先，它是一种共创的平台，它需要尽量多的利益相关者来参与，来共同创建，这是一种共同看见与共同作用的过程。其次，它营造一种场域，让学习与变革在更赋能的场域里面发生。而在过程的层面则是范式的转变。另外还涉及一些工具，它们使改变产生杠杆的作用。
在这个场域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功能：一需要学习，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未来的；二需要催化，有效的学习和创新是要透过一些催化的工具才能够实现的；第三需要赋能，它是一个使能能的空间，能够使社会共创者有效地应对超级复杂和系统性的社会问题，把握转化性的社会变革机会，为国家经济、社会与创新领域的行动和政策咨询建议。整个过程也将颠覆原来的规划思路，有原型替代蓝图，由迭代替代规划，有反思替代评估，由实验替代实施， 从而实现上升螺旋曲线。
与此同时，国发院作为一个智库机构将努力打通三个层面：产品和项目层面、操作层面，组织、管理和领导层面；体制和政策层面；可以通过政府、监管机构做自上而下的社会实验，也可以通过产品和项目做自下而上的实验。
这就是我们针对当前可持续发展议题所提出的应对方式。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系列方法论、方法和工具等不同层面的建议，使得我们能够真正有效应对可持续发展议题，特别是可持续金融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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