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巫和懋先生，于2024年5月3日凌晨2时14分在中国台湾台北市因病离世，享年72岁。
巫和懋先生，1952年9月26日生于中国台湾台中市，祖籍安徽省无为县。1974年毕业于台湾大学经济学系，后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师从Mordecai Kurz (莫迪凯·库尔兹）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enneth Arrow (肯尼斯 阿罗)。毕业后任教于美国罗格斯大学、杜兰大学、斯坦福大学、范德堡大学等，获杜兰大学终身教授。1994年回到宝岛台湾，任台湾大学特聘教授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97年起，来到大陆任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任特聘教授，也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荣誉退休教授。
巫和懋先生于2006年全职加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朗润讲席教授；2008年至2012年期间，他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2010年至2012年期间更是主持院务。在任期内，他不仅帮助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升级为国家发展研究院，还积极募集资金大量扩充学院的奖助学金，并推动承泽园新院区的筹建工作，对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巫和懋先生主导了国发院博士生项目的重大改革，他不仅重新设计了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而且亲自投入大量时间与每位博士生交流并指导论文，极大提升了国发院博士生项目的质量，使之成为国内顶尖且享有盛誉的项目。
本文为巫和懋教授在2015年退休时的演讲全文，以兹怀念。
大家好！常有同学问我：“走学术的路会过怎样的人生？”今天趁这个机会和大家讲几句话，分享我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些感想，也刚好对自己的学者生涯做一个回顾。
走学术道路经常会碰到下面这些问题。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学术给你带来了什么快乐？从人生的角度看，学术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学术与人生”，我主要想通过自己的经历来回答上面这几个问题。
专心一致
从我博士毕业到今天，已经过了三十三年。回顾这三十三年的学者生涯，第一个阶段便是努力拿终身教职，那个阶段还蛮辛苦的。在我写博士论文的最后一年，老大出生了，小孩的出生打乱了原有的生活节奏，我只能熬夜写博士论文。之后有了老二和老三，家庭也从美国西部搬到了东部最后搬到南部，家里面有很多事情。那些年里，我每天晚上都要帮小孩洗完澡，陪他们玩，等他们和太太都睡着，自己才爬起来去书房做功课，就这样坚持了很多年。从开始写博士论文，到最终拿到终身教职，那些年里我一直在坚持，经常熬夜到两三点才睡，甚至把身体搞垮了，直到后来几年才有所恢复。走学术的道路苦不苦？答案是肯定的，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从完成博士论文到今天，我的工作量只增未减。我太太还常问我：“何时得易乎？”其实你们要知道，走上学术这条路，就不会有轻松的时候。那么，怎么能应付学术道路上这么大的工作量？我的回答是，一定要对学术之路专心一致。
专心一致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要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专心一致。我在学者生涯的初期考虑过很多研究方向，最开始想做发展经济学，因为从台湾大学去斯坦福大学求学之前，台大的老师推荐我研究这个方向。后来，有斯坦福的老师鼓励我研究计量经济学，因为我数学还不错，而且研究计量经济学会比较有利于将来找工作。除此之外，还有过别的选择呈列在我面前。但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自己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也就是一般均衡和博弈论，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领域。尽管很难，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还是坚持了下来，直到现在的研究方向还是一般均衡和博弈论。
总而言之，在学术的道路上，做到专心一致是相当重要的。
真心对待
从1997年开始，我来到大陆任教，一开始在南开大学，后来在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任特聘教授。2006年，我正式成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的全职教授。这些年来，我碰到了很多人、事、物，也一直用自己的真心来对待自己遇到的人、事、物。
首先，是要真心对待自己所研究的学问，真心对待自己阅读的每一篇学术文章。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教高级微观经济学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会从作者的角度来思考一篇文章的价值。我经常问同学，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如果你是作者，你又会怎样辩护自己的这篇文章？这么做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一篇文章，懂得怎么辩护一篇文章的观点，才能体会到这篇文章的价值所在，再来才是对文章的批评和创新。这便是我所提的“真心对待”的第一点，也就是要真心对待自己研究的问题，真心对待每一篇学术文章。
第二，是要真心对待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很多同学都会说巫老师记性特别好，即使过了很多年，也常常能记得大家的名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我总会很用心地去理解每一位同学，因此才会记得大家。我经常遇到和别人不大一样的同学，像以前教到一位农村子弟，说话方式有点奇怪，有时还喜欢跟人抬杠，同学们也有点排挤他。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忽视他，因为我在他身上也看到了很多优良的特质。无论碰到什么样的同学，我都会用一样的方式来平等地对待，并不会因为哪位同学取得了比较高的成就就对他特殊照顾。博弈论里面有一个思考原则，就是要站在对手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其实就是关心身边的人。在生活中也一样，我们要真心地对待身边的人，学会理解身边的人的想法。后来，这位农村来的学生发展得很好，我也为他感到非常高兴。
第三，是要真心对待自己所碰到的事情。我自己在教书之外还做了很多其它的服务性工作，曾经担任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帮助它转亏为盈。来到北大CCER之后，我也担任行政职务，帮助CCER升级为国家发展研究院，帮助CCER募款，帮助整理博士班。我刚来的时候，CCER有二十几位延期的博士，一直没能写出合格的博士论文，找他们座谈时好几位都泪流满面。于是每个礼拜我召集这些同学讨论博士论文，坚持了两年，帮助他们一个个顺利毕业了。他们带了一个好头，后面博士班的士气也调动起来了，近几年毕业的博士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把CCER博士班的名声打响起来。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整理博士班，毕竟他们自己的导师都不怎么管，我却偏偏要“多管闲事”。其实在我看来，很多事情并不能用世俗的功名利禄来衡量，比如我帮助延期的博士们毕业之后，自己就很享受那种圆满的感觉。这就和我们平时说的企业家精神一样，并不是为了更多的财富，也不是为了更多的名声，我们只是希望能够真心地把身边的事情做好，真心对待自己肩上的责任。
从毕业到现在，我一共带出了将近二十位博士，也指导过一百多位硕士，其中有二十几位在全球一流大学攻读或已经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真心对待身边的人，真心对待手上的事，能有这样的成果，我自己也感觉很满足。
不忘初心
博弈思考的原则里有一条，就是要“向前展望，向后逆推”。每一个人面对自己的未来，都能看到很多的可能性。在《学者生涯三十载》这篇文章中，我曾经说过，“在那充满理想与梦想的年纪里，曾想要抛头颅洒热血以不负少年头，也曾想要遗世独立以求潇洒快意；摆荡在理想之间，人生充满着无穷的可能与希冀。”年少的我天马行空，在还没有确定走上经济学的学术道路之前，我也想过自己未来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把这些可能性想完整了，想清楚了，“为什么要走学术之路”的问题也就有了解答，走上学术道路之后也会愈发坚定。
我是第一志愿考上台大数学系，后来才转到经济系。在转系之前，我读了很多经济学的书，其中两本对我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一本是Debreu的Theory of Value，另一本是Arrow的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读这两本书时，我写了一本厚厚的笔记，虽然后来搬家时不小心丢了，但那本笔记的样子在我脑海中一直存在。可以说，这两本书给了我很强的震撼，让我意识到原来可以用这么简洁的数学语言来表达一些很深刻的道理，让我看到了经济学的深沉和美丽。当时的那种震撼，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走上学术道路的开端。
学术道路，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一条道路，过程中要吃很多苦。那我为什么还要走下去呢？一方面，把一些问题想清楚之后，会有一种很快乐的心情。面对一些问题，一开始可能会很糊涂，摸不到边际，找不到思路；而随着思考的步步深入，问题的答案逐渐展开，文章也逐渐成型。文章完成后，此时的我反倒会感到依依不舍，因为找寻答案的过程结束了，快乐的旅程结束了。正是这种找寻答案的快乐，支持着我在学术道路上走下去。像我发表的一般均衡文章常被引用，博弈论的文章也一样，最近又有一篇关于异质性信念的文章被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教授（Robert Shiller）在他获奖演说中列为近年来在金融学领域具有重要贡献的论文，这让我感到很快乐。
另外，学术就是“教学育人”，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告诉同学，这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我常常鼓励我的学生做老师，或是选择其它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的职业。因为私人收益较少，在追逐功利的社会里就常被人忽略，所以更需要鼓励同学来为这个社会努力。我们是知识分子，年少时可能都想过要对社会和国家做出更多的付出，我常鼓励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初心”。在课堂上我常说，学术是一个公共品。所以，我愿意多付出精力来教学生，也鼓励更多人来提供这个公共品，希望为我们的社会产生正面的影响！想清楚了这一点，也让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义。
把人生拿来追求名利是很空的。名是别人给你的评价，有道是“赵孟贵之，赵孟亦能贱之”，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别人主观而多变的评价中，是很空洞的。利也一样，如浮云轻烟，转眼成空。我有很多学生是企业家，我也鼓励他们专心、真心把事业做好，并且对社会做出贡献，而不要在乎名利。所以我想说的是：人生要追求有意义的生活，而我选择坚持走学术这条路，是想追求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我在上课时说过，向前展望，向后逆推，把所有的可能性罗列出来，才能找到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但是这样的思考原则有时候可能还不够，未来永远有不清楚的地方，人生的道路往前是什么样子，我们并不能很好地预期到。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像我这次决定在今年秋天从北大退休，也不是九年前来北大时能完全预期到的。常有同学问我，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在这里，我要引用弗罗斯特的一首诗，来表明我的看法。
黄色的树林里有两条叉路，
可惜我不能两条都走，
多年以后某个时刻，
我将叹息并述说往事，
在布满落叶的两条小径间，
我选择了人迹较少的一条路，
这就造成后来我截然不同的人生。
这次，我又选择了人迹较少的一条路。有这么一句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智慧。人生永远都在做选择，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当年放弃了美国的终身教职，回到台湾，很多朋友都不理解。但他们不知道，我的初心就不包含在美国留一辈子。后来我放弃在台湾安定的生活来到北大，也是依据我的初心。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时，求诸自己的初心，或许就能找到答案。
除了这首诗之外，今天早上我还回想起年轻时听的一首歌曲，是台湾光启社的电视剧主题曲。我对这首歌一直印象很深，它经常会浮现在我脑海里。原本的歌词记得不清楚了，但这几年我脑海里出现的是以下版本：
像水面浮萍飘流不定，
像林中小径崎岖难行，
人生的机遇稍纵即逝，
切莫等待，切莫因循，切莫迟疑。
像天空繁星忽现忽隐，
像江上帆影迎向光明
人生的机遇稍纵即逝，
我心向往，我心期待，我愿追寻。
我经常会回想起第一段的“切莫等待，切莫因循，切莫迟疑”。因为我自己有时也会因循苟且，也会有一些迟疑。每当这些时候，我就会想起这首曲子，它告诉我不能迟疑，告诉我应该怎么去做出选择。而第二段话，又告诉我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去追寻未来。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感想大概就是这些，总结起来就是“三心一意”:“专心一致，真心对待，不忘初心，意志坚定”。我的经历可能可以作为大家的一个参考，或许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为巫和懋教授2014年为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编写出版的《经济学之路》一书所做的序，以兹怀念。
我成为经济学教授以来，时常遇到同学问我：“你为什么想成为一位经济学者？我们怎样能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者？”面对着他们渴望的眼神，我时常因为一时不能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而深感歉疚。
过去几年，我担任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长，协助中国经济学年会一起推动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与规范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趁机整理下我个人的思绪，谈谈自己研究经济学的体会。
一、我为什么想读经济学？
作为“社会科学之皇后”，经济学有其特别迷人之处，一方面是因为它理论的深沉与美丽，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对群体命运影响之深远。
我在年轻时候也曾沉醉于各门学科，难以取舍。直到在图书馆读到了阿罗（Kenneth J. Arrow）教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和德布鲁（Gerard Debreu）教授的《价值论理》（Theory of Value : An Axiomatic Analysis of Economic Equilibrium）两本书，苦读之余感到震惊不已，我发现了经济理论的无远弗届与简洁美丽，那种感动的心情到今天依然清晰如昔。
就是因为这份感动，让我下定决心转入经济系，后来也到斯坦福大学追随阿罗教授作学术研究。虽然几年下来自己学术成就不多，虽然当代经济理论也跨越了阿罗和德 布鲁教授的理性框架，但经济理论结构的严谨和完美，给年轻的我带来的那份震撼与感动，是这些年来我坚持走学术道路的一份最重要的动力。
在转入经济系的同时，我也开始研读经济思想史，体会到经济思想与社会变迁之间有着无比密切的关系。造成西方国家崛起的工业革命，深刻改变了人类生产关系与社 会结构，也促成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诞生；而《国富论》促成现代经济学的兴起，又反过来左右了二百多年来各国经济政策的走向。
像这样理论与现实互相影响的例子不胜枚举，海尔布鲁诺（Robert L. Heilbroner）教授的《俗世的哲学家》（The Worldly Philosophers）就强调了这些研究“世俗经济生活”理论家的重要性，他们提出的经济思想塑造并改变了人们的心灵与观念，对人类社会发展轨迹产生 既深且钜的影响。
第二个例子是发生在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生活在经济大萧条阴影中的个人，其实是某些错误经济学说与政策的受害者，群体命运所受影响之深远也是难以衡量。这样重大的危机也促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由此导出的政策思想又反过来影响了二战后六十余年的宏观经济形势。
再回来看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思想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务实政策给中国带来三十多年飞跃式的进步，让三亿中国人民脱离贫困，让中国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这段成功的经验反过来又强化了中国经济政策的务实倾向，成为各国学习的对象，又见理论与现实的互相影响。
我举的这三个例子，分别代表现代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三门学问的兴起，就是想说明经济思想对群体命运影响之深远，正如卢卡斯（Robert E. Lucas）教授谈到经济成长问题时说的：“涉及这些问题相关的人类福祉后果非常重大，一旦我们开始思考它，就很难去思考其他事情了！”
作为一位知识份子，我们总有一些抱负，虽不敢说要“为生民立命”，但也想为这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因为感受到经济理论的深沉与美丽，体会到经济思想对群体命运影响之深远，所以我选择经济学研究作为一生的道路，至今不悔。
二、怎样能成为一位好的经济学者？
所谓的“经济学者”，我是指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并且以经济学的研究与应用作为职业规划核心的学者。至于对“好”经济学者的定义则人言各殊，因此教科书上或一般文献中没有任何讨论，成名经济学者也不愿多谈。
为了回答同学们殷切的询问，我觉得有责任谈谈我个人的主观感受，提出三个原则，供青年学子参考。当然，我讲的是我“理想”中“好”经济学者的状态，而我自己 未必能做得到，只是常以此为目标来砥砺自己。我希望“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不期待立刻做到，只望“滴水穿石”，有天能够达到这些要求。
我觉得要想做个好的经济学者，首先要经常留意并思索经济理论与真实世界的关联。真实世界中的制度安排与人际关系都很复杂，要形成理论就必须经过简化的过程， 抽离出最重要的外在因素，作为经济决策诸项推论的前提。在错综复杂的现象面前，如何能抽离出最贴切最重要的因素，作为经济推论的前提，是一种“艺术”，也 是作为一位经济学者必须日夜寻思的重中之重。
给定同样的前提，经过微观或宏观经济理论训练的学者都能推导出相同的结论，这部分是经济理论 隶属于“科学”的那部分：经济学者都会同意这类“若A则B”的命题。但是，不同的经济学者可能想采用不同的前提描述同一个真实世界，采用不同的假设必然导 致结论的差异，造成“两个经济学者，常有三种意见”的现象。
一旦成为一个经济学者，就需要提出经济理论来解释真实世界中的现象，因此也经 常要通过抽离、推导、验证三个阶段来构建和修改自己所相信的理论。确立理论就是世界观，对经济学者而言，居于首要地位。凯恩斯说过：“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 家的想法，无论是对是错，其影响力均超过一般人的理解。自认能够完全不受知识影响而偏重实务之人，其实经常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比起观念的深入人 心，对既得利益者的影响力未免过于高估。”
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必须经常检视自己采用的理论，熟习抽离和推论，并用各种计量或调查方法把推 得的结论与真实世界比对验证，再回头修改原先的假设。在不断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尝试中，让经济理论逐渐贴近复杂世界，就会真正体会到经济理论的美丽 和经济理论与真实世界关联之密切。
经济学虽然是一门社会“科学”，但要成为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必须要能掌握这种抽离和验证的“艺术”。而 且这种艺术在课堂上并未传授，要靠自己去揣摩。从前提到结论这部分，可以依靠逻辑思维推得，在这方面数学家要比经济学家更有其优势。至于如何选取适当的前 提假设来描述真实世界，并不断进行验证，则是一种艺术，必须经过长年的反复思索，并融合对真实世界的洞察，才能逐渐掌握。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经济学者应该 具备的比较优势，也是他应该最优先培养的能力。
其次，我认为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必须经常留意并思索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延续前面提到的三个例 子，先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论证经过“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私人利益与社会秩序可以并行不悖。在了解市场如何使社会凝聚在一起之后，亚当•斯密 才讨论政府应该发挥的功能。第二个例子是经济大萧条之后出现的现代宏观经济学，更是以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为其争论的焦点，从凯恩斯的论证市场不能自动调节， 到新古典学派论证可预期的政策必然无效，到各方争论当前的金融大海啸后各国政策得失，这样的辩论到今天仍在继续之中。再看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历程，政策与 市场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能因为外在条件和制度演变等复杂因素，而分别有其特殊贡献。中国经验被视为二十世纪经济奇迹，想要解释这个奇迹，就必须了解其 中市场机制贡献的份量有多大，这是每一位研究中国的经济学者必须经常思索的问题。
从这三个例子可以看到：如何总结和预测中外社会重大变迁经验中市场与政府对经济的影响，是掌握经济理论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也是作为一位经济学者必须日夜寻思的重中之重。
这边所谈的“对经济的影响”，尚未涉及价值判断。经济学者要研究市场所发挥的功能，也要研究加入政府后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目标在解释经济现象的各种因果关 系，讨论实际发生的情况（what is），属于经济学的“事实层面”（positive aspect）。至于评估政策对社会整体福祉的影响，是否满足某些公平或福利的判断标准，就牵涉到价值判断（value judgment）。讨论应该达到的状态（what ought to be），属于经济学的“规范层面”（normative aspect），我们会在下一个原则里进一步讨论。
一般而言，在“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情形下，我们才会找到政府发挥功能的空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可能没有效率或滋生腐败，产生“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我们必须依据外在环境或依据产业条件，就事论事探索市场机制与政府对经济的影响，不宜“一刀切”或抱着极端立场，未曾查验真实世界就断 定市场一定失灵（可称为极左派）或政府一定失灵（可称为极右派）。其实，真理可能在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我们应该要求自己进行诚恳的思考，不受某些固定观 念的影响，而丧失了求真的机会。
目前提出前两个原则都属于经济学的“事实层面”：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必须经常思考所持理论能否说明真实世界，也必须思索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并随着所处制度或环境的不同而进行修正。因为尚未涉及价值判断，对相关事实的分析希望能够做到越客观越好。
最后，我认为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必须经常留意并思索自己形成判断所依据的价值标准。当有经济学者提出“市场功能导至供需平衡”时属于“事实层面”分析;但如果提出“市场应该扮演更重要角色”这样的命题时，就牵涉到价值判断，属于“规范层面”分析。
一旦牵涉到“规范层面”分析，经济学者就必须使用某种价值标准。如果一个政策能使得所有人受益，那是属于巴瑞图改进（Pareto improvement）：不需要提出很明确的价值标准，大家就能支持这样的政策。如果一个政策使某群人受益，但伤害了另一群人，牵涉到人际比较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经济学者就必须对这些不同的群体分别赋予“权重”，衡量受损方与得益方之损益，再判断对社会整体是否有益。这时采用的“权重”就 是我所说的“形成判断所依据的价值标准”。
我们可以应用“巴瑞图判断标准”（Pareto criterion）来衡量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efficiency），甚少争论。但是只要牵涉到有关“公平”（equity）或“分配正义” （distributive justice），就不存在能为所有学者都接受的价值标准。古典经济学家曾经采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相当于赋予每个人同样的 “权重”，把个人效用直接加总当成社会福利，而公共政策就在于求取社会福利的最大。它的特色是强调每个人，无论贫富，在社会福利衡量中均有其权重，但也难 以说服所有经济学者。批评者认为不同个体之间的效用不好比较，难以加总，而且功利主义主张所得分配的完全均等也会抹杀个人工作的诱因。
在社会选择理论与福利经济学中，对公共政策目标存在各种看法，其实就代表对不同群体选取各种的“权重”。像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其实就会对未来可能较低所得的群体给予较高的权重。当然，这也引发各种批评。也有学者像诺芝克（Robert Nozick）提出要重视程序的公平与机会的平等，而不重视结果的公平。我鼓励大家应该花些时间研读阿罗教授、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8年诺贝尔奖得主）和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等诸位大师在社会选择与福利经济学方面的著作。
作为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在价值判断上至少要避免落入某些利益团体的观点，或只为某些特定群体争取利益。这点做起来并不容易，必须以“人文关怀”的善心与“统 观全局”的视野作为基础。所以，一位好的经济学者也要多体察各阶层人民生活，多涉猎社会、政治、历史等人文社会学科。更重要的是，应该经常诚实地检视：“自己形成判断所依据的价值标准是什么？”
《论语》有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种自省的功夫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传统。我们经济学者如果能用上列三个原则来“吾日三省吾身”，在思考的深度上必有所得；经年累月下来，在经济学的造诣上也必有所成。
三．结语
我平常不愿意多谈个人的理想，我觉得那是属于自己最私密的一部分。但是，面对全国青年学子，我还是愿意与大家分享一些自己“敝帚自珍”的主观想法。
回顾我提出的三个原则，其实要求还蛮高的，想做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并不容易。可能有人要问我：做个经济学者，何必对自己作出如此苛刻的要求？我想我是有幸观察 到多位伟大学者的言行，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坚持：他们对自己都有相当高的要求，目的在坚守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责任。
在罗曼•罗兰所著《约翰•克利斯多夫》里，有这样一段话：“克利斯多夫在逆流中行走，肩上顶着个孩子。当到达彼岸时，他对孩子说：‘孩子，你多么沉重！你究竟是谁啊？’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
我也以此寄盼各位青年学子，作为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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