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岁，到2024年的79岁，下一个五年的目标将冲刺到80岁。

这一跃升轨迹，不仅与基层医疗覆盖率95%、重点癌症早筛率超55%等关键数据高度重合，也说明健康中国不是一个抽象的目标，而是落到每个人身上的具体改变，从偏远乡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做的慢病筛查，到城市社区里触手可及的健康指导。

这得益于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如今这一体系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跃升”。

然而，全民健康从不是一个医疗体系就能够实现的，生态和社会环境、个人认知等同样不可或缺。如何让80岁预期寿命的目标落地，且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发展？《财经》专访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刘国恩，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财经》：你认为要实现人均期望寿命增长一岁的目标，需要哪些核心条件？目前欠缺的是什么？

刘国恩：实现这个目标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期望寿命的提升，核心取决于三个维度，且权重差异很大。

由小到大看，首先是良好的医疗条件，让患者该救治的时候能够及时得到救治，这也是人类健康最后一道兜底的关口。比如卒中（脑梗）黄金抢救时间的把控、突发疾病的及时诊断治疗、细胞基因治疗等等医学技术手段，都可以用于挽救生命。

但根据大量医学研究证据，个人健康权重不到10%取决于医疗条件。因此单靠医疗救治，撑起一岁寿命的提升不仅困难，代价更高。

《财经》：那比医疗更重要的维度是什么？

刘国恩：我们所处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对期望寿命的影响大于医疗条件，接近20%左右。

根据《柳叶刀》的研究显示，物理环境如室外PM2.5污染、室内污染，会显著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肿瘤的死亡风险40%以上。

还有全球气候变暖，破坏大气生态平衡，导致极端气温、旱灾、涝灾、火灾、风灾频发，直接威胁生命健康。2015年，各国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目标是到2100年不要超过工业革命前平均温度1.5摄氏度。很不幸的是，2024年12月就已“破防”此线，现在努力的目标只能是如何固守2摄氏度的“红线”。

自然环境改善带来的健康收益，是多少张化验单都换不来的。同样，社会环境也影响人们的健康，社会越公平、人际越和谐、心态越放松，人们自然更健康，极端暴力、伤害事件更少，非自然死亡风险就越低，这都是提升寿命的关键。

另外，遗传基因的健康权重在10%左右，这是爹妈给的，个人能够改变的程度有限。

《财经》：最核心的维度是什么？

刘国恩：相对环境条件和医疗手段，更为重要的健康决定因素是个人生活行为，其健康权重可能高达60%，因此也是成本收益最高的环节。

比如“三高”、消化道肿瘤、呼吸道癌症等非传染性疾病，核心诱因是生活习惯和膳食结构。以慢阻肺（COPD）死亡率为例，根据新英格兰（NEJM）的大型队列研究，吸烟者风险是不吸烟者风险的28倍；肺癌死亡风险在两组人群之差也高达26倍；还有，心脑血管的死亡风险也伴随吸烟而大幅增加。另外，吸烟还影响他人，即“二手烟”的外部性问题。结果如此，吸烟又是完全属于个人可以掌控的生活行为。可见，仅吸烟一项，居民生命健康水平的促进就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肥胖，又是另外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健康改善领域。吃得多、动得少，体重超标、慢病缠身，越来越成为全球各国居民健康面临的首要危险因素。近年来，国家卫健委提出“体重管理年”行动，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促进全民健康的举措。推广全民体重管理，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减少慢性病风险，不仅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社会健康和文明程度。

总之，如果全社会能引导大家改善健康生活方式，不要过多依赖医疗手段救命，大幅降低重大慢病发生与死亡风险，才是实现人均预期寿命提升的核心抓手。过去我们欠缺的，恰恰是对“前端疾病预防”的重视，自然就把压力推给后端的治疗手段，结果就是“事倍功半”的结局。

《财经》：经过多年医改，中国卫生健康发展和人口公共服务“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有哪些得到了改善？

刘国恩：最大的不平衡，还是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的资源错配，这也是医改长期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对此，大多业内人士并非不知，而是长期形成的大医院“虹吸效应”太强。

2009年国家医改方案的“分级诊疗”目标，就是针对这个大问题提出的改革方向。分级诊疗的原则是“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通俗说就是给医院功能定位，引导病人在小医院首诊，看不了的病再转去大医院看；而大医院治疗后的病人，后续的康复可以到就近的社区医院看。

如果“十五五”期间我们在分级诊疗上能够迈出更大步伐，就可能把公平和效率提升空间更好地挖掘出来，医疗资源不仅能够得到更大节约，期望寿命的提升还可能更高。当然，这并非一件易事。

《财经》：分级诊疗推了很多年还是慢，“十五五”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大力气？

刘国恩：“十五五”要破局，核心是解放医生。把医生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其中的关键之一是解决医生到社区执业的综合保障问题。

分级诊疗的分工逻辑简单明了：基层社区主导慢病管理和健康促进，上游大医院负责急难重症的诊疗处置。无论根据医学的理论实践，还是基于经济学的观察视角，分级诊疗都是医疗服务的优化之道。但现实的就诊模式却并非如此，各地大医院既扛着疑难重症救治的活，又得肩负越来越多的海量普通门诊服务。反观基层医疗，服务供需长期处于相对凋零状态，其变化趋势还越来越下行。

政府公布的数据很直观，2011年到2023年，全国总诊疗人次增幅52%，基层医疗机构仅涨30%，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同期，三级医院的诊疗人次从9亿上升到26.3亿人次，涨了高达92%，这说明什么？要么居民健康问题变大了，非得去大医院不可？要么是大医院的虹吸效应更严重了。显而易见，前者不成立，一定就是后者的问题了。

事实上，患者跟着医生走，而数百万医生受“单位人”身份束缚，职业发展、社会地位、体面收入、退休保障等后顾之忧都离不开大医院，自然也就走不出大医院。

如果大多医生能够走进广大社区诊所执业，那么大医院的人力成本也会大幅下降。

与此同时，大医院的门诊收入大头，可以更优化配置到社区服务平台，直接为社区医生提供更有效、更便捷的全科服务收入，从而更好促进居民健康和慢病管理。

从支付角度看，全科服务由全民医保按人群人头买单，全科医生的收入主要取决于所服务的居民人群，自然也就少了思考红包、飞刀、回扣的必要。

放眼世界，在绝大多数国家、地区，除了大医院急症部、住院部必需的全职岗位医生，广大医生的主要收入部分都是源于自己执业的社区诊所提供给社区居民的全科服务，其收入水平不仅高，也体面。

从服务效率、医疗效果来看，针对慢病管理和健康促进，社区医疗模式明显优于大医院的集中诊疗。

以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模式为例，社区全科医生是居民看病就医的“守门人”，所有患者先经医生的社区诊所进行首诊，绝大多数的门诊服务留在了社区，需到大医院专科诊疗的再转诊，大医院不拥堵了，整体服务效率自然也提上来了。

NHS的目标不仅仅是纾解医院压力，而是构建一套更早介入、更连续、响应频次更高的健康支持网络，让初级诊疗真正成为国家医疗体系的核心支撑力量。这就又回到我们前边谈的，预防比治疗更重要的就医模式。

因此，在“十五五”期间，我们有非常大的空间进行更有效的配置医疗，正确地引导服务资源，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让全科医生医疗资源下沉到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