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冬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指出，需理性看待贸易顺差上升现象，通过对话、合作与调整化解贸易不平衡因素影响。

中国新兴经济体发展特定阶段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和竞争力提升较快，各种调节机制受到国内外多方面因素影响难以很快发生作用，出现阶段性贸易不平衡因素上升是难以避免的。中国官方明确表示并不追求贸易顺差，随着针对国内供强需弱矛盾出台系列政策，加上外国主要贸易伙伴通胀和本币实际汇率过高得到调节，顺差增长势头也有望趋于缓解。

从中国经济发展角度看，一方面，中国出口强劲增长和结构提升，背后有基本面中国创新和生产力追赶带来竞争力增强的合理驱动力；但另一方面，内需相对偏弱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偏低，也是推高顺差的重要因素——而这正是当前需要解决、也正在逐步解决的问题。

“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个结构性矛盾：供强需弱。而破解之道，在于公共资源配置方式的深层变革。”卢锋表示。

事实上，这是一个卢锋早已预见的问题。

“2023年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指出贸易失衡问题将重回中美经贸关系的焦点。”他回忆道，疫情期间，由于西方国家需要大量进口而中国供应链保存完好，出口强劲、顺差增加，但“当时相安无事”。“但我当时就感觉，这种增长势头一旦疫情结束就会浮出水面。”

数据印证了他的判断。去年卢锋的撰文总结了2024至2025年期间贸易平衡的九个特点，其中提到制造业贸易顺差达9600多亿美元，当时他预计2025年会超过1万亿。数据公布后显示，202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惊人的近1.2万亿美元。

顺差高企的原因是什么？卢锋从供需两端进行了剖析。

从供给端来分析，中国制造业生产力提升迅猛，竞争力持续增强。“正常情况下，如果汇率不能升值、要素价格不能顺利地比较充分调节，加上外国通胀和汇率人为走强，顺差就会增加。”

从需求端来分析，国内消费不足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持续贬值。“我去年在一些场合就讲过，人民币实际汇率这几年贬得太多了。从经济学角度看，实际汇率贬值意味着竞争力人为增强，最终导致顺差过高。”

“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能放弃的，比如供给方面的效率提升，这关系到我们的发展权利。”卢锋强调，“但我们可以在需求方面做文章，增加消费和内需，这样顺差就会减少一些。”

在卢锋的分析框架中，贸易顺差只是表象，深层矛盾在于中国经济“供强需弱”的结构性失衡。

他详细阐释了这一判断的依据：

在供给侧，基建领域优势稳固，钢铁、造船、电力等传统行业竞争力持续强化，高端科技和制造领域实现从追赶到部分进入前沿，甚至在个别部门形成引领。“在AI最前沿领域，马斯克、黄仁勋等国际行业领袖均对中国发展实力与潜力给予高度评价。”

而在需求端，结构性短板清晰可见。 “总需求不足的核心是内需疲软，内需短板的关键在于消费不足。”卢锋指出，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占GDP的比重，存在15至20个百分点的差距。

“这绝不是一个短期问题。”卢锋强调，“供强需弱”是2018年以来持续存在的需求抑制型增长形态，“与历史上的需求不足相比，呈现出持续时间长、同时供给侧上台阶等鲜明特征”。

他进一步指出，这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构矛盾。“过去也有需求弱的问题，但供给不强；这一次是供给很强，需求跟不上。”

为什么扩大内需喊了多年，效果却难以持续？卢锋将目光投向了公共资源配置这一深层问题。

“这几年我们花了不少精力来扩大消费，也取得了一定效果，经济增长稳定在5%左右，维持了大局稳定。”他坦言，“但效果比较短期，需要不断追加投入。而且即便达到5%的增速，消费不足和就业压力可能也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卢锋透露带领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的测算。结果显示，2023年中国公共部门掌握的资源总规模约占GDP的48%。其中投向供给端的支出约占GDP的25.5%，而投向民生消费领域的公共支出仅为22.5%。

“只要这个格局不改变，即便发更多债，如果还是按原来的模式投向供给端，问题就难以解决。”卢锋直言。

他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认识转变：“消费不足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它是相对于供给能力而言的。”

在传统的“三驾马车”分析框架下，投资被算作内需。但卢锋认为，这一框架忽视了一个关键转化：“投资在短期是内需，一旦投资完成就变成了供给能力。我们过去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转化过程。”

他进一步指出，侧重供给侧投向的“赶超型配置方式”持续存在，构成了消费偏弱的深层根源。“其直接后果是投资收益率不断下降，长期以来依靠投资弥补消费短板、谋求供求关系大致平衡的做法难以持续有效。”

如何破解“供强需弱”的困局？他进一步给出了解决思路：“把公共资源的一部分从供给端转移到需求端，不是额外发债，而是调整存量资源的配置方向。”

具体而言，就是提高社保水平，特别是针对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村和非城镇居民。

这一调整是否会影响中国的发展追赶进程？卢锋认为不会。

“过去我们有一种观念，就是资源绷得很紧，如果多一点消费，供给就不够了，就会影响追赶。”他分析道，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有一定市场，但现在的背景已经完全变了，供给过剩是一个持续的结构性现象，而且供给水平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低端状态，至少到了中高端水平。

“这其实也提供了一个契机：把一部分公共资源从供给端转移到需求端，不会影响我们的追赶进程。”卢锋强调。

他还从外部平衡的角度论证了再平衡的必要性。“如果政策调整得好，顺差有望缓和。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现在推动再平衡对自己是有利的。增加消费之后，我认为反而对供给端也有利，因为企业会有更好的内需市场支撑。”

为何改革难推进？“因为用于投资的钱比较多。”卢锋直言：“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逐步、有序推进，这需要一个系统性的顶层设计。”

站在达沃斯的全球舞台上，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之路，既是对内回应民生关切的必答题，也是中国对外化解贸易摩擦的关键牌。正如卢锋所言，当供给能力已攀升至中高端，当顺差规模即将突破万亿美元，这场从“赶超型配置”向“均衡型配置”的转型，或许正迎来最佳的历史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