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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讲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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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展望论坛讨论实录一：陈锡文、林毅夫、蔡昉

发布日期：2005-11-18 01:3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5年11月12日，第三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开幕，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做客新浪嘉宾聊天室，与广大网友就“新农村建设”为主题展开了第一场讨论，以下为讨论实录：
 
主持人：这个论坛是一个展望论坛。但展望未来，就不能不以回顾历史为前提，首先请分析一下农村经济和农村改革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回顾一下我们以往在三农问题上的政策脉络及得失。

陈锡文：这20多年来在三农问题上，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还存在着问题。大家在各个方面都感受得到，农业最重要的就是它保证了国民的基本需求，这对于人口大国来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市场上各类农产品供给都非常充分，只要有钱都能够买得到，这对中国来说，也就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更早的时候，从政府到老百姓都在为吃饱吃好绞尽脑汁。

作为农业主体的农民，在给社会提供农产品的同时，他自己的情况也是受到人们的关注，就目前来讲，中国大部分的农民收入还是比较低的，去年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平均还不到3000元，而城市居民的收入达到9400元。农民是比较大的群体，但是也是收入比较低的群体。

为什么农民的收入就比较低？因为他们受的教育，接受的医疗水平都比较低。因此我们也能想到，农村存在比较普遍的社会问题，农村的发展比较滞后。过去从吃饭的角度，我们特别关心农业问题，似乎农业的好坏就决定了国家人民生活的好坏。城里人逐渐吃饱后，就觉得农村不仅仅是要解决农业的问题，而且要逐步地让农民有越来越高的收入水平，让他们逐步地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

主持人：从去年到今年的连续两个1号文件，可以看出党中央对农民问题的重视。我知道林老师和蔡所长合作了《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对中国农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几年后，您二位对农民和三农的观点是不是还保持一致？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林毅夫：至少在分析方面还是一致的。

主持人：对于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我们之前的政策取向您是怎么判断的？

林毅夫：我跟蔡教授合写的《中国的奇迹》对中国的农业、农村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进行了比较历史性、系统性地分析。建国以后，到78年，国民经济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而在当时资金非常稀缺的情况下，农业、农村、农民主要的功能就是给工业化建设作贡献。这个贡献很大，成就也很大。

但当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低，生产的效率也非常低，生活长期没有得到改善。而且到78年的时候，我们还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很大地改变了这个现状，最重要的就是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从79年开始，我们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放开了农村的市场，带来了一段超高速的发展。经过几年的努力，农村的经济全面发展，而且城乡差距缩小，建立了基本自给自足的格局。

由于在农村改革取得了成功，从85年开始，我们着手第二阶段的改革。在农村方面，整个政策导向开始往新的方向发展。85年开始乡镇企业大发展，提出离土不离乡，这方面蔡所长有很多的研究。90年代开始，有很多从离土不离乡，变成了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进城，对于农村经济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发展过程中，如果说和过去比，农村还是有改善；但相对城市，差距就越来越大。所以到90年代末，三农问题又开始引起了高度重视，尤其是这几年。我相信这对推动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措施。(建议去掉红字部分，因与上段末尾重复)

蔡昉：刚才林教授把三农政策的回顾讲了一下，这方面我没有什么补充的了。那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说。

可以说，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经济改革之前，中国农村普遍处于一种贫困状态，当时有2亿5千万人口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概括地说就是处于一个“贫困陷井”。刚才两位也讲到了，改革后微观环节激励机制问题解决了，效率提高了，农村市场政策也进一步得到改善，因此解决了生产问题和农民收入问题。

现在农民收入已经大幅度提高，但问题在于提高速度没有城市居民的快，这样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我们可以进一步把现在遇到的问题看作是一个“温饱陷井”，即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但相对于城市和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尚未解决致富问题。

如何突破这个陷井是我们三农政策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说第一次改革，即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是要解决劳动自主权和积极性的问题，那下一步的改革则是在微观激励机制上，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上进行。现在我们已经初步发展到具备城市支持农村条件的阶段。在制定十一五时提出的要用科学发展观统揽我们新世纪的发展和改革，及在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我想对于打破徘徊十几年的“温饱陷井”有一定的意义。

主持人：在分析下一个问题，就是解读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之前，我们还想请陈主任具体地讲一讲新农村建设和以往政策的继承和区别。作为文件的主要起草者，您能否从这个角度再细化一下？

陈锡文：我想刚才林教授和蔡所长讲到的，和我刚才讲到的农业农村变化的方面，是分别侧重于不同的角度。这次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说法，可能有些同志会比较意外，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讲三农工作，解决三农问题。现在提出新农村，是因为迟早中国要进入这样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农业问题是十分重视的，比如说改革之前都是以农业为基础，对于进行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的情况一定程度上有所忽视。新中国建立以后，从土改到合作化一直到人民公社，虽然产量在不断增加，但农民积极性不强。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坚持不下去了，解决不了温饱问题，才有了改革。改革的情况从农村来看，不仅是提出要重视农产品的生产，而且要关注农民的生活状况、收入状况，了解到农民应该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因此想到还有农村、农业的问题，即大家关注的“三农”问题。

我自己感觉，从80年代中期，中央连续发了五个1号文件，足以表现出政府的重视，并把它称作“三农”问题。但这次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原来讲“三农”问题，“三农”工作，都是从外部观察农村的时候提出来的；现在讲新农村建设，非常清晰的是主体是农民自身，因为党和政府和社会是要解决好农业农村的问题，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这从政策的提法上是很大的变化。

另外一个，中国是处在从农业向工业化国家转轨的过程中，要逐步发展工业，而这么大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最初的积累从哪里来？资金从哪里来？过去很多专家说从农村积累，所以农村的很多积累资金跑到工业去了，但是农业农村没有很好的发展，农民的收入也没有提高。大概是去年10月份中央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时候，胡总书记就在会上做了很深刻的分析，说这个变化有规律的，工业化的初期总是从农业积累，但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城市就带动农村，所以就讲两个基本趋向。那现在是不是到了相当程度？去年年底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胡总书记进行了判断，说整体上我们国家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因此要更加主动地帮助农村的发展。

这个判断出来后，理论界、各级政府、广大的群众通过理性的思考，都觉得这个判断是对的。认识到这个发展阶段之后，就要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大家查一下过去的文件，甚至是解放前，很多学者的分析，都讲过新农村，所以“新农村建设”这个概念并不是新的，这次提出来，是有一个新的大的背景，就是我们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新阶段。这不光是农业农村的问题，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要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变，工农关系到了一个临界点。

大家看到十六届五中全会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下面有五条，什么是新农村，那五句已经反映出来了，建议里还提到了四大任务。在解读新农村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大的区别。

我自己认为，这次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那就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同时也有非常清晰的内容，就是不光是一个村庄的建设，而是要把现代农业建设好，要把农村的各项改革搞好，要把对农村的服务覆盖到各个方面。这样才能建设新农村。

主持人：三位的分析基本上可以达成两个共识，一是三农问题一直很严重，二是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很重视。这两个问题可能又是一对矛盾：一直很重视，但又一直是个困难。刚才陈主任提到这里面存在一个历史转型的问题，那在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在这几个问题上突破？另外，又如何理解这次提出的四大任务？是不是注定比以前的政策好？

陈锡文：回顾这两年，我们原来82-86年有五个1号文件，去年和今年又发了两个1号文件，都是含金量很高的文件。04年的文件中，减免税收和拿到的一共是451个亿。力度比以前加大了，一方面是国力的不断增加提供了这种可能，去年的财政收入是2万6千多亿，今年可以超过3万亿，那新增的财政收入中就有一大块可以支持三农；另外就是主观的认识，过去很多人看到了城里的发展面貌日新月异，农村的变化一点没有改变，而政府的这个建议让大家的思想认识和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解决三农问题又有了更好了社会氛围和环境。

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农村的面很大，人很多，底子很薄，一朝一夕是很难改变的，过去我们等了50年，总算迎来了历史的拐点。我想在这个基础上，以及这两年的实际发展变化看，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农村发展的条件及氛围会比过去好一些。

林毅夫：我想不能简单理解为新农村建设，但是入手点可能还是必须在改善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上。

这有几个原因，刚才陈主任讲到，新农村建设有四个工作重点，一个是发展生产力，第二个是深化改革，第三个是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第四个是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的收入。有三个工作过去都谈过，新增加的是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当然不能说过去没做，但是这一次是作为明确的政策措施提出来的。

另外，关于新农村建设，我过去也思考过。当时提出这样的思考，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怎样增加农民的收入，第二个怎样改善农民的生活。从增加农民收入的角度来看，长期是要减少农村人口，这就牵扯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快的话，农民的收入就会增长得比较快。从98年开始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给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制造了障碍。那怎样解决农村里面的过剩劳动力？这就牵涉到怎么样扩大国内市场的问题。农村是一个相当大的市场，但是要开发的话，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农民收入的问题，另外就是要改善与农民有关的基础设施。过去农村的基本设施没有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很高兴看到，增加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这次作为政策提出，这是一个新的亮点。如果真的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农村这个市场就能改善，这一方面可以畅通农村劳动力转移这条渠道，增加了农民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多正面的作用。

蔡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目标就是增加农民收入，但是增加农民收入，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就那突破口何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有一部分是公共投入的，也有很多是要农民投入的。农民收入的提高从现在来看有两个源泉，一是发展生产，产量高，卖得多，收入就高；二是结构调整，包括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就业身份的转换。这些年农民收入在增长，增长的主要部分都是非农，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农业和第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也会下降，相应的就是城市化的水平会提高。

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校正了很多就业结构的转换问题，但是还有足够大的潜力进行进一步调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一个条件就是农业的比重，特别是农业劳动力的比重要相对低。而相对于国际的常态状况，我们的结构还没有调整好，农业和农村的劳动力比例在国际上相对比较高，那也就是说我们初步具备了反哺的条件。但是要想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上有大的进展，应该进一步创造好的政策环境，让农村的劳动力向外转移更充分。这样有两个效果，一是反哺农业的条件更具备，另外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的途径；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很多的政策需要进行调整，以创造更好的条件，加速这个转移。

主持人：刚才林老师提到，这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突出点，在于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那我们知道，自从2、3年前国家的整体经济走出紧缩之后，就已经转向对这方面的支持。这次又提到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实现农民的收入增加，和全面深化农村的改革。推进农村建设就涉及到农业的产业化建设，实现农民的收入增加就是启动农村的经济，那能否请各位再具体分析一下农村经济与整体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在这次政策文件中的体现？

陈锡文：刚才蔡所长讲了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变化的趋势是一致的，在GDP中的比重越来越低，在整体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重越来越低，这是一个趋势。去年农业占GDP的比重是15.2%，农业劳动力在整个从业人员中大概是45%的比重。从事农业的人越来越少了，就应该给从事农业的人越来越好的条件。

在扩大内需上，这几年成效是很显著的，经济增长中内需的拉动还是很起作用的，内需的扩大还是在经济财政方面。去年GDP增长9.5%，3.6个百分点是出口增加，3.6个百分点是由于投资拉动，这样两个3.6%就去掉7.2%。我们人口多数在农村，而在农村的人口买不起东西，——我知道毅夫先生几年前就提出了对农村人口的投入问题，如果国家拿钱投入到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搞好了，网络覆盖了可以打手机了，可以看电视了，那农民的消费就会拉动市场的扩张。从目前来看，很多东西，无论是各种家用电器也好，还是IT产品，农民使用的水平都比城里人低得多，这可能是一方面是农民的收入水平造成的，另外就是使用的环境。我到农村看过，家里有一个洗衣机，是陪嫁过来的，但是没有上水没有下水，他把洗衣机装米用了，这样大家都不会买洗衣机了。同时公共服务也相对不足。前几年国家花了1千多亿改造农村电网，基本上实现了农村和城市同网同价。电网改造前，我到农村看，很多地方的电价2、3块是很正常的，电网不好的话，连灯都不敢点，同网同价后电器的使用就扩大了。

我看过几个资料，使用彩色电视机，城里每百户120-130台，农村是50台，如果要达到城市的标准要增加多少台。对企业来说，产量就会扩大。我非常赞同他们两人的说法，一方面要提高农民的收入，那有了收入，没有使用的条件怎么办？所以还要创造消费的环境。这两方面的结合是新农村建设的很重要的内容。如果按照这个方向，真正去推进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而且通过发展经济能够让农民逐步增收，就会使中国成为天底下最大的市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大的人口，——13亿人，9亿4千万人是农村户口，这9亿4千万人打开以后，没有人阻挡得了他们的需求。

蔡昉：刚才我想接一句，现在中国几乎很接近于世界最大的生产者。我们解决新农村建设问题，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这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宏观经济和三农问题的关系，还有一个需要补充，就是98年以后，我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带动的投资，包括国债的投资，和很多地方刺激出来的社会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重化工业，就是GDP很高、投资很高但是创造就业不多的产业。而农村能不能转移出来，在于你有没有足够多的非农就业条件和就业岗位。当需求不足，宏观经济有些冷却时，我们对农民工进城的政策就部分偏挤；反过来当就业环境比较好，岗位创造得比较多，需要很多的劳动力的时候，就倾向于创造好的政策环境，吸纳农民工。

中国经济在改革期间每年实现九点几的增长率，是怎么引起的呢？28%是来自于资本积累，24%来自于劳动力数量的增长，还有24%是来自于劳动力的质量，就是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另外有大约21%来自于农业的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就是说不仅宏观经济的变化会影响农村，进一步影响城乡关系，同时城乡关系的变化也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农业和农业外的整个经济是互相影响的，共同促进的。如果是哪个地方扭曲，就可能进一步扭曲，产生对双方都不利的影响。

林毅夫：刚才陈主任和蔡所长都谈得非常好。对于农村有关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我觉得还有几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在农村的投入都是使用当地的原材料，而且劳动力高度密集，给农村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另外，在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并进一步增加农民的购买力；同时生活的基础设施改善以后，可以进入到现代化的生活，实现村农整洁，管理民主，实现良性循环，

主持人：刚才蔡所长反复谈到了，农村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分析，那以前继承下来的城市化即农民进城的政策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蔡昉：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的过程中，支持农业的力度就会提高，两者是呈现这样的关系，因此我们加快劳动力的转移，也是创造反哺农业、支持农村的条件，我想这个方向不应该动摇。

另一方面，我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像林教授讲，在农村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它本身和劳动力转移是不矛盾的，而可能使这个过程更加良性化。就像两股水，要是落差太大的话，一股就会迅速地流下来；如果落差不大，流下来就会相对平缓。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太大的话，人们在流动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强的动机，而且不考虑后果，不获得充分的信息就转，这就会出现盲目性。

所以我们强调要有序流动，有序流动并不是卡，相反来说，是让他们选择更高的收入，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农村的基础条件，让农民生活水平更高一些，更接近于城市一些，这样他在选择往哪流的时候就会更理性更客观，流动也会更有序。

主持人：这个流动是否还是存在一些政策性的障碍，这方面请陈主任谈一谈。

陈锡文：全世界任何国家发展都是这个规律，就是农业人口的减少，城市人口的增加，这不仅是一个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的人能够逐步富裕起来的过程。只有留在农村中使用土地资源的人越来越少，相对的规模越来越大，收入增长才成为可能性，这是一种趋势。

这个趋势在各个国家的表现不同，有些国家可能20年就完成这个过程，其他国家可能要200年。尽管大家现在看到了很多的政策变化，但是我觉得不要太过于乐观，认为很快就有很明显的变化，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现在还有7、8亿人，按照户籍算是9亿4千万人，还住在农村。

最开始使用工业反哺农业的概念是在农村提出来的。由此我想到，小平同志原来对乡镇企业有很高的评价，叫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发展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改革开放之初，从业人数不到2900万人，到1996年就业的人就达到1亿3500万人，新增了1亿多个就业岗位。农村靠自己，靠乡镇企业就提高了这么多就业岗位。我那个时候非常兴奋，觉得这样好了，只要把乡镇企业不断办下去，剩余的劳动力就转移了。结果很可惜，后来落了下来。乡镇企业总体的就业岗位下降了，农民就开始流动进城，民工潮来了。现在有些同志又比较兴奋，按照现在的算法，农民工每年要增加700、800万人，城镇化水平每年差不多提高1.4个百分点，又感到很欣慰，——如果加快推进城市化，两个五年计划后城市人口比重就能提高15%。这个分析方法可能又回到对乡镇企业的判断误区了，城市经济有多大容量，到底能够创造多少就业岗位，我相信是会越来越多。但这需要我们消除各种障碍，让农民只要能进城，只要能就业，就进城，创造公平竞争的机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农村人口的相对数量还会很大，30%的人口在农村的话，就是4-5亿人。这部分人生活在什么环境中，从事生产的条件怎么样，决定了国家的整体状况，所以能不能所有人进入现代化，主要是看农村的4-5亿人的状况怎么样。不仅要吸引农民转变为城市人口，而且要给大量生活在农村的人提供现代化的生活条件，不断地提高生活质量，这个才能迈向现代化。两面的事不能耽误，一面进行改革，另一面还要真正把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让留在农村的人也能有好的生活质量。

林毅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固然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最持久的政策措施，但是也要了解到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可以预见到未来20年、30年在农村会有4-5亿人还在农村。

主持人：这次提出新农村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我们也知道农村的问题，一方面其原有基础非常薄弱，且一直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充当工业辅助的作用，另一方面原有的体制上的障碍还没有解决，有些改革还亟待深入，比如这次提出来的以税费改革为主体的综合改革和减少行政层级等等。

陈锡文：农村的税费改革进行到06年，整个农村种地就不收税了，农业不用再交三税。税费是一个改革过程，不是简单的税改费的过程，要给基层政府适当的补助，还要减少支出。目前，在税费改革方面，农民要承担的是1250亿，明年这1250亿不缴了，中央和省市这几级财政大概要给农村转移支付950亿元，中间还有300亿缺口要消化。所以要推进一系列配套的改革，其中一项就是乡镇机构改革。各个地方都在进行试点，这件事情涉及的面非常广，社会的管理层面有很多问题都要进行自主创新。

基本上改革是这么几个层面，一个是要减少乡镇一级政府的领导数。二个就是要精简机构。我看到很多的试点改革把党政机关合一起，叫做三办一所，就是党办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还有事务办公室，党政事务都在里面，另外还有财税所。三是要精简人员。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一般来说乡镇的编制是30多个人，就是公务员性质的，现在主要是从下面的事业单位抽调了不少人。再下一个层面的改革就是乡里面的所，卫生防疫所必须要有，而且公益性和经营型的要分开。至少五年内，乡镇政府和事业单位的机构和人员不增加，这样就能逐步控制。

还有要改革的就是虽然涉及到农民直接交给政府的负担减轻了，但是教育方面乱收费控制不住。国务院一再出台不许乱收费，但是体制不健全，很难控制住。这次明确提出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要分级负责投入。前面有一段有些人产生误解，那句话是“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地方政府负责，分级投入，以县为主管理”。很多地方一说就变成了农村义务教育就是以县为主，导致很多地方没有力量。省和中央的两级财政承担对义务教育的责任，农村在教育方面的负担就会减下来。今年国家在592个贫困县对贫困家庭的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两免一补”政策，这项政策很快将在中西部地区3000多万贫困家庭实行。而且从建议里面看到，到十一五末全部农村义务教育的孩子都将免除杂费。

还有就是要改革县乡镇的财政管理体制。乡一级的财政管理体制不太健全，有的地方有金库，有的地方没有。从改革的角度来说，要有专门的布署，比如看一下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建议，比五中全会的内容更全一些。今年6月份温总理做了全面的布署，对于税费改革，农村可以不缴税了，全部取消了，我刚才仅仅讲了种地不缴税，其中涉及的很多问题还没解决，如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费从哪里来等等，所以改革的任务非常重。而且从一定意义来讲，只有在整个农村经济社会活动中，真正体现出农民是主体了，这个事才能解决，因而最重要的还是体制创新的问题。

主持人：我们这个论坛是中国经济展望论坛，那最后一个问题当然就是展望2006年。2004、2005年都有1号文件，假如2006年也有一个1号文件的话，改革的重点会在哪里？

陈锡文：你说的是假如，我的理解是，是不是1号文件，决定于这个文件完成的时间，——再重要的文件要是夏天完成，也不是1号文件了。是不是1号文件，当然也有感情的问题。从事农村工作的人都有了解，过去中央连着发了五个1号文件，去年和今年又发了两个1号文件，我也希望明年再出一个。会议什么时候开，文件什么时候弄完，不确定，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是一年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一年会发一个文件，大家都在努力争取发一个1号文件。当然，即使没有这个文件，中央也会有一个指导农村工作的文件。

九五计划的建议是在十四届五中全会，2000年召开了十五届五中全会，明年的情况会非常类似。这个文件一定是既要按照五中全会的要求来谋划一下未来发展的远景，又要突出明年的工作。据我个人的估计，五中全会对农村提出了一个非常振奋人的方向性的要求，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定会在明年的工作文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要把什么是新农村建设、为什么要进行新农村建设这个问题的必要性、紧迫性论述出来，同时把五中全会提出来的新农村建设的四大任务布署下去，把五句话的目标论述出来。

这几年大家看到，整个农村建设的重点始终在两个方面，一是粮食的稳定生产，二是农民的持续增收。粮食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不用多谈，之所以这两年特别重视，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时候，我们有连续三年是超过1万亿斤的生产能力，到03年只有8600多亿斤，所以要恢复农民的积极性。今年应该会达到9600亿斤左右。要避免出现这样的大起大落，通过政策，通过科技进步，通过提高基础设施的保证能力，来稳定住临时生产。

“稳定”我想是两个含义，因为需求是有所波动的，供给也是有所波动的，所以在一般的年份倒没有太大必要关注年份的增减。问题是不能大起大落。如果现在的需求基本上是稳定的，今年的粮食总量达到了9600亿斤，库存还有3000多亿斤，还可以国际进口，这样就没有问题。但是不能掉得太多。今年达到了9600-9700亿斤，明年希望能够保持住，跌多了粮价暴涨又会出现新的问题。人民在富裕，就会对需求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把粮价稳定住，让它徐徐上升，保证在有限的耕地上使生产能力得到提高，这是明年很重要的问题。

再有就是收入。随着改革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很多。1978年农民年平均收入是134块钱，去年是2936块钱，涨了很多，但跟城里人比又不行了，去年城镇居民年平均收入9400多块钱。怎么样保持农民有比较高的收入增长？农民的收入和城里人的收入不一样，不能吃光花光，因为有很大的成本是明年收入的垫付。只有收入多，才能购买更多的商品来拉动消费。

我个人感觉，中国的农业有一些很基本的特点，比如说粮食生产基本上是“两丰一欠一平”，四年一个周期。去年和今年都是丰年，两年增产了1000亿斤。明年怎么样？明年增产的压力很大。农民的收入和生产的产品有关系，增产的压力在增加，说明销售成本在增加。成本增加，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的原油一涨价，中国也要涨；能源原油一涨价，农业生产成本就要提高。我们测算了一下，农民一亩地要增加30-40元的支出，大概总共要增加600亿元的开支，而且现在全球没有下跌的迹象，所以明年的生产成本还会居高不下，农民增收的环境也会进一步严酷。所以结合到我们的生产和气候，结合到我们的市场，明年会遇到这两年没有遇到的新困难，得兢兢业业去努力，特别要保护好农民的利益。

林毅夫：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确实还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如果明年政府在财政上有比较大的支持的话，农村地区怎么样增加生产也很关键。

对小农户和大市场的联系，我们过去总结出要农业产业化，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文章做。从农业发展本身，一方面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包括金融方面的支持。如果能够做到全国百强的农业龙头企业那就没问题，但是大部分还都是中小型企业，他们的资金支持相当困难，因而金融改革相当关键。农信社的改革已经启动了，这方面工作要加强落实。

同时可以在农村推动一些金融创新。农民现在觉得贷款很难，是因为没有好的资产作为抵押。如果有龙头企业给基地农户进行担保，就会有很多好处。一般银行不愿意给农民做担保，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不知道哪个农户有能力偿还；但农户技术是由龙头企业提供的，产品是向龙头企业购买的，那龙头企业对于农户的信息就会是完全掌握的，所以可以进行这方面的金融创新，由龙头企业成立担保公司，给基地里面的农户扩大生产，或是给准备加入的农户提供充足的资金进行担保，我想这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的措施。

另外就是地区中小银行的发展。地区性的中小银行是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很重要的部分，对于增加农民的收入会有很好的帮助。

蔡昉：我没法预测1号文件会怎么样，不过我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预测一下明年我们党中央国务院还会在其他哪些政策上加大努力。我想一个努力是党中央、国务院会为农民外出就业流动及相关社会保障方面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包括清理各种拖欠工资，及对农民工的其他不公正待遇，还有在城乡社会保障方面也会有一些新的进展，甚至可能会在户籍制度一定范围内进行一些改革尝试，这是建设新农村的延伸，也是城乡统筹发展，也是发育城乡一体化市场的自然过程。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此结束，讨论确实非常精彩，感谢三位嘉宾。


朗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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