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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研讨会简报
发布日期:2015-01-23 01:2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5年第001期(总第1187期)
背景介绍:2015年1月16日下午,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之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研讨会在朗润园万众楼二层举行。本期简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汤敏博士,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的发言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张蕴岭:“一带一路”以创新方式促进和平发展
“一带一路”构想自2013年由习近平主席提出之后,引起了国内外的热烈讨论。它反映了时代的要求,着眼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采取了创新的方式,也面临不少挑战。
“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和平崛起。中国的GDP已是世界第二,国际上存在对于中国争霸的担心。奥巴马也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的应对措施是一套“组合拳”。第一个拳头是提出搞“新型大国关系”,遵循“相互尊重”、“不对抗”、“合作”等基本原则。第二个拳头就是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对于现有国际规则“修庙、建庙但不拆庙”的态度。西方国家十分害怕中国改变现有的国际规则。中国的回答是,我们不仅不会抛弃反而还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国际规则。但是现有的国际规则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调整起来也面临不少困难,难以让中国充分发挥作用。比如IMF本来要增加中国的份额,各国都已同意,但是美国国会一直不批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发挥自身优势,搞增量改革,比如推动建立金砖银行、上合银行、亚投行、思路基金等。
“一带一路”提供的是一个开放的平台。这个构想中国提出的,但决不是中国一家可以做到的。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共商、共参、共建、共享。有人批评规则不合理、做法不规范、中国份额太高,那么随着美国、日本等国的加入,它的规则就会变得合理、做法变得规范、中国份额随之降低。在美国、日本不参加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不拿出足够多的资金,“一带一路”就做不成了。
不少人将“一带一路”称为新马歇尔计划,实际上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美国援助欧洲复兴的措施,它的目标、方法和“一带一路”都不一样。“一带一路”不提供传统的发展援助。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加入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俱乐部,但中国会以自己的方式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一带一路”是中国建设“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措施。近百年来中国衰落主要是因为被周边国家缠住了。中国崛起之后,不能像以前那样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秩序。中国的选择就是和周边国家一起建设“命运共同体”。最近的外事工作会议提出“周边是首要”。“一带一路”服务于这样的战略考虑。
“一带一路”中的“一带”是要在西部打开通道,促进周边经济体的共同发展,促进中国东部和西部平衡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建立了经济特区,利用海洋通道发展加工制造业,成绩突出。接着建立边境开发区,但成绩平平。后来提出西部大开发,效果也不理想。主要原因是西部没有往外走的通道。对于西部周边国家,过去的政策集中在开拓对方市场、利用对方自然资源等方面,没能有效帮助对方发展,对周边国家资源的大量需求引发了他们的恐慌。吸取这些经验教训,现在要在西部打开对外通道,可以一直延伸到欧洲,同时将中国的产业转移到西部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中的“一路”是要建立海洋新秩序。西方崛起以后提出海洋霸权理论,也就是说大国一定要占领海洋,否则就称不上大国。中国也要成为海洋大国,但中国倡导开放、合作、共同发展的海洋新秩序,推动航海自由、海上安全以及沿海地区和海洋资源的共同开发。“一路”是一个开放概念,不局限于传统的、从东南亚出发到非洲 “丝绸之路”,也可以包含东海的日本和韩国等国家。
“一带一路”的重点是“互联互通”。这是对通行的开放战略的补充与创新。通行的开放战略就是降低关税。东盟的经验表明,由于基础设施匮乏,做不到互联互通,即使市场开放了,贸易和投资也没办法增加。互联互通是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它不仅包括各国之间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包括协调不同国家的法律法规,促进人员的顺利流动。
“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面临种种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对此,我们要通过切实的行动和良好的结果来打消他们的疑虑,坚定他们的信心。
第二个挑战就是潜在的争端。“一带一路”提倡建立“海上新秩序”,南海问题首当其冲。中国要谋求和平发展,就必须有效地掌控局面,使得南海争端不升温、不扩大,避免战争的爆发。
第三个挑战是投资风险。中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有些人担心投资无法尽数收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眼界要放宽。有些援助性、发展性的投资不能直接收回,但可以促进两国贸易和投资的增长,所以要算大帐。此外,很多国家处于转型期,政局不太稳定,这也是一大风险。因此要加强对相关国家政局变动的研究。
第四个挑战来自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计划,至少需要十年时间,要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速度太快就会出问题。
最后一个挑战就是不够开放。“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提议,但不能为中国专有。我们在落实“一路一带”构想时,必须强调共建、强调开放,欢迎所有国家包括现有国际组织的参与。
汤敏:“一带一路”战略呼唤大国心态
今天的演讲主要分为三部分。首先谈为什么需要“一带一路”战略,然后分析如何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最后探讨“一带一路”的风险何在。
一、为什么需要“一带一路”战略
从国际来看,首先,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格局面临重构,西方消费、东方制造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逐渐发生变化。西方国家的消费能力下降,储蓄增加,难以继续借钱消费。其次,最近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降反映了全球性的产能过剩,世界需要找到新的需求和新的增长动力。最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需要重构。现在美国推动高标准的投资和贸易规则。假设TPP和TTIP都成立,它们一个涵盖太平洋,一个涵盖大西洋,就会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应该积极的加入TPP,但是在没加入之前需要第三极予以平衡。这第三极的主要部分都在“一带一路”范围之内,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从国内看,中国也需要一种新的战略来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开放战略主要集中在“引进来”,现今这种开放战略受到巨大挑战。首先,中国的劳动力工资随经济的发展不断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向外转移。其次,中国的对外投资增长迅速。从2013年开始,中国已经成本为对外投资的净投资国,每年对外投资增长率高达20-30%,而外来投资增长率只有个位数。中国未来需要一种新的开放模式,在“引进来”的同时要大规模的“走出去”,充分利用中国的高储蓄。
“一带一路”是一个新的开放大战略,涉及的国家有65个,人口有44亿,占全世界人口的63%。在未来十年,这65个“一带一路”国家,整体出口将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成为真正的“第三极”。“一带一路”中“一带”将和西部大开发紧密结合,“一路”将把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世界上最长的、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二、如何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首先,要促进区域间的资源互补,市场共享,形成利益共同体。“一带一路”国家互补性强,一些国家资金过剩,一些国家资源过剩,一些国家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一些国家市场潜力大,促进这些国家的经贸合作是多赢的局面。
其次,要积极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最近全世界范围内兴起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而基础设施建设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亚洲国家每年需要73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从长期经验来看,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都相当稳健,而且会带来很多正外部性。“一带一路”上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我国重要的对外投资方向。这方面也是中国的强项。我们不仅有很强的基础设施设计及施工能力,而且有很强的资金能力,我国巨大的外汇储备能为对外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有力支撑。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做法不同,“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毕之后,中国还会让国内的产业走出去,充分发挥基础设施的作用。
三、“一带一路”的风险何在
首先是大国关系问题。中美、中欧、中日之间在“一带一路”问题上都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需要妥善解决。此外,也要顾及一些国家的区域利益,比如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印度在南亚的利益。处理好这些关系和利益冲突,不仅需要智慧,也需要合适的制度设计。
其次,“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法律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给投资者带来了很多风险,潜在问题非常复杂,对此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再次,内部风险值得重视。最重要的是国民是否已经拥有大国心态,中国是否已经具备大国能力。“一带一路”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推动的区域合作战略,中国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利益,必须兼顾别人的利益,因此要做好吃亏的准备。“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要求超强的规划、执行能力,而且还要兼顾不同国家的利益和诉求。中国的企业能否在恶劣环境里生存,中国的金融体系能否支持企业走出去,这些都是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
此外还存在保护主义的风险、产业风险、汇率风险、金融风险、社会风险等。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还需要大量的学习。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但又不得不走出去、不得不推动的时候,就需要格外的谨慎、格外的努力,同时需要创新的想法和设计。
林毅夫:“一带一路”需要加上“一洲”
“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心是促进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加上“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非洲战略,促进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非洲。“一带一路一洲”战略将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造血”机制,同时有利于中国自身。落实“一带一路一洲”战略需要中国企业提高素质,同时需要政府集中力量,可考虑成立对外发展合作部。
2009年我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期间有过新马歇尔计划的倡议。当时发达国家陷入金融危机,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真正复苏。但是结构性改革在短期内会压低消费、扩大失业,在危机后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推行起来政治上面临很大阻力。此次危机在发达国家同时产生,预见国际货币组织传统的贬值、援助等帮助危机国创造结构改革空间的方法都无济于事。因此我在2009年初提出一个全球复兴计划,主要内容是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这些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会消除增长瓶颈,促进所在国的经济增长,还会拉动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出口,给发达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是一个双赢的战略。
之所以提出这个计划,是因为不仅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还有改进空间,而且,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非常差。发达国家与其以财政赤字发失业救济不如把同样的钱用来支持本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主权基金、退休基金、中国及石油输出国的外汇储备大量购买政府债券,收益率很低,不如用于基础设施投资。
上述建议在提出以后,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2010年20国集团首尔峰会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列为发展共识的第一项,后来的峰会也多次强调。如今中国 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丝路基金率先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为全球做出了榜样,这是一个既有利发展中国家也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共赢倡议,欢迎其他国家包括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加入。
“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和建筑材料的供给上,中国有比较优势。此外,“一带一路”战略还可以扩大中国外汇储备的使用范围;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培育我国出口增长点;“一带一路”沿线有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这一战略也有利于中国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源。
在“一带一路”战略基础上,有必要加上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上任伊始首次出访在非洲提出的“中非共同体”的非洲战略,成为“一带一路一洲”。这是因为,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方面,中国还拥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即巨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国内工资上涨,中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大量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将逐渐转移出去。自工业革命以来类似的转移已有多次,为承接国创造了工业化、现代化的窗口机遇期。这次转移的新特点在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庞大。按照2014年公布的第三次工业普查,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员是1.24亿人,相当于在1960年代日本劳动密集产业向外转移时的12倍。世界上能够承接这么大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地方只有非洲。非洲有10亿人,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年轻人比例高,工资水平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在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非洲方面,已有2012年华坚鞋业集团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设厂,当年创造2000个就业,使埃塞俄比亚鞋业出口翻一番成为埃塞最大出口企业的成功的案例。
“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为主,以经贸合作为辅。在非洲,可以是产业转移为主,基础设施建设为辅。就像车子的两个轮子一样,他们可以成为对外发展合作的两个支撑点。
这种双轮驱动的发展合作方式对国际发展有很大意义。在二次大战以后,发达国家设立了很多多边、双边的发展机构,比如联合国开发总署、世界银行、美国援外总署等,但并没有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从二战以后到现在,在近20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中,只有韩国和中国台湾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行列。原因是发达国家已经走完了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和建设基础设施的阶段,在这两方面不具比较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只能采取输血式的援助,附带很多条件。通过“一带一路一洲”战略,中国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增长瓶颈,引入“造血机制”,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发展起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描绘的“百花齐放春满园”愿景。
“一带一路一洲”战略面临不少挑战。一方面,中国企业没有做好走出去的准备。“走出去”战略在2001年才提出,国内外的政治、金融、法律环境都不一样,很多走出去的企业最终失败。这需要企业提高素质,也需要政府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中国对外合作政出多门,有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农业部等,还有进出口银行、中非基金、丝路基金等。他们都有对外援助资金,结果是力量非常分散,不能集中使用。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成立一个统一协调对外合作关系的对外发展合作部,来把资源组合起来,改变我国国际发展合作格局。
(王晶整理,唐杰修订,林毅夫老师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