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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No. C2004004信用体系、金融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
发布日期：2004-05-12 07:5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引言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命脉。信用 是一种借贷关系，指的是以收回为条件的付出或是以归还为义务的取得，它是从属于商品货币关系的一个经济范畴。按行为主体来划分它分为四类：个人信用、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政府信用。信用与金融体系、银行体系联系密切，经济与金融体系中处处存在着信用，信用是经济金融运行的平台。发达金融体系的基础是健全的信用体系。对于现代化的经济，没有一个健全的信用体系和现代化的金融体系是难以健康、快速、稳定地成长的。
历经20多年的中国的改革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信用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显。然而，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信用缺失问题和现象随处可见：合同违约、债务拖欠、商业欺诈、假冒伪劣等经济失信现象日益增多，尤其是银行体系中的大量不良资产的积累、资本市场中劣质上市公司的充斥，严重制约了信用功能的发挥，大大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了市场效率和经济的活力，恶化了市场信用环境和市场秩序，直接影响到市场体系的完善和资源配置效率。现实向我们提出了挑战，于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信用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改革成为近期各界关注的焦点。
本文在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信用和金融的现实问题之前，首先阐述了信用的一些基本问题：信用的重要性、信用问题产生的根源、信用问题严重程度的决定因素以及信用的历史，可以说信用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接下来，文章着重分析：为什么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信用问题格外严重？要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何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有效遏制现存在社会上的各种信用缺失问题？最后，文章探讨了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好地解决在社会信用上的一些根本问题，将来我国的金融体系应该怎么样改善，如何有效提高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
一、信用的重要性及信用问题产生的根源
信用是一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在市场经济中信用尤为重要。信用问题的存在会阻碍信用行为的发生、阻碍市场规模的扩大，进而限制社会分工，导致经济运行的低效率。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谈到，社会分工是一个市场经济进步的强大动力。他认为分工越细，效率的提高就越快。他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来通俗地阐释他的观点：如果没有社会分工，一个工匠一天生产一根针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把这根针的制作分成十个工序，每个工人只做一个工序，那么效率就会大大提高。亚当•斯密进一步分析，效率的提高背后是有原因的，它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工序越单纯就越熟能生巧。另一方面，工序越简单，就越容易用机器来代替，而对机器的改进和创新也就越容易。这就是分工为什么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此说来，分工非常好，那么为什么是不是分得越细越好呢？
在亚当•斯密讲述的故事里也谈到：分工非常好，但并非是无限制的。分工要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而市场规模的限制，基本上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市场需求，二是信用问题。如果市场需求越大，那么分工就越细、效率就越高、产量也就越高。沿用前面的例子：如果说一个正常年的需量求是100根针，那么在社会化的情况下，把它分成十个工序，一天就能生产1000根。那么一年剩下的364天干什么？而如果市场的需求是一年几十万、几百万根针，再划分为十个工序，每天生产1000根，一年360000根。如果需求够大，甚至就不只分为十个工序，效率就更提高了。这就是市场的规模限制。市场规模的决定因素首先需要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看。进一步地，市场需求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人口规模和收入，其二是交易成本。在收入给定的情况下，人口规模越大，整个市场的容量就越大；或是说，在人口规模给定的情况下，收入越高，对商品的需求量越大、对商品维度的需求越多档化，即市场需求就越大。随着市场交易量的增加、交易范围的扩大，交易信息的问题以及交易成本随之而来，交易成本的存在限制了市场需求。
除市场需求之外，对市场规模的限制因素还来自于信用问题。市场交换能否完成，取决于能否克服交换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以及交易信息的问题。市场的本质是交换，是两个所有者用自己所有的换取自己所没有的。在交换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个买和卖的等量。对交换的东西，交易双方当然都是有需求的，但是在交易的过程中经常会心存疑惑：对方给你的东西是不是你所要的东西呢？拿钱去买东西要看标价，照理标价跟实际价值是成正比例关系的，但是你要买的东西是不是你所实际需要的东西呢，是不是标价越高、越超值就越好呢？这是买方对卖方的不信任。对卖方而言，他会担心卖东西所得的钱是真的还是假的。由此可见，不管是交易的甲方还是乙方，对对方所承诺的东西要是没有信心的话，在严重的情况下，就可能是交易沦为泡影。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研究的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国外有个旧车市场，有些有钱人在刚买了新车不久就再次出卖了。但是卖的时候，到底这辆车质量、性能如何？有的人确实是因为他工作调整了或是收入水平提高了等等想把车子卖掉。可是也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这辆车子非常不好，可能他一买就发现了，与其花费大量精力来修理这部车子，不如将其卖掉，再买一部新车。在这种情况下，卖车的人是知道他所卖车子的状况，也清楚他卖车子的原因，但买车的人并不知道。这就是信息的不对称，也就是阿克洛夫研究的现象。如果不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买车人会理性的低估车子的价值，于是只有拥有劣质车子的车主才会去卖车，买车人也知道这种情况而不敢去买旧车，由此一来旧车的市场难以存在。这就是信用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基于信用的交易行为难以发生，市场规模因此而受到限制。
由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信用问题不只是存在于发达国家的问题，中国也有不少此类问题。信用市场与银行、金融体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近几年，政府特别强调要启动国民经济，要通过发展中小企业来启动市场，希望中小企业能迅速发展起来，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解决城市里面的就业问题或是国有企业下岗工人问题。但是，要发展中小企业就要解决它的融资难的问题，为它提供贷款。于是政府就在四大国有银行之内成立专司中小企业贷款的部门。可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研究表明，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依然存在，有许多贷款无法落实到中小企业。原因何在？中小企业虽然很有活力，但是从银行角度来看，由于存在一些信用不好的中小企业，拖欠贷款甚至不还的情况履有发生。当面对前来贷款的中小企业时，银行难以甄别这个中小企业是否有发展前途、是否有信用，会不会拿了钱以后人和企业就不见了。这与阿克洛夫所描述的人们因为对旧车没信心造成交易的失败一样，银行不敢给中小企业贷款。在信用市场中，授受信主体所掌握的信息资源是不同的，受信主体对自己的经营状况及其信贷资金的配置风险等真实情况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而授信主体则较难获得这方面的真实信息，他们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在信用合约签定之前，非对称信息将导致信用市场中的逆向选择；而在信用合约签定之后，产生信息优势方(受信主体)的道德风险行为。
信用问题的产生源于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通常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高，信用问题会越严重。但决定信用问题的严重程度不仅仅是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性，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交易双方的交易是一次性交易还是重复性交易。如果是一次性交易（博弈）的话，问题就会比较严重，因为欺骗可以获利而不必担心将来会受到惩罚，因此存在着欺骗的激励。比如路上有人兜售东西，这个兜售东西的人我们也许将永远不会见面，这样，受骗的可能性就较大。但是当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不是一次性博弈，而是多次博弈的话，当事人就会理性地考虑未来受益和当期受益之间的替代，从而担心当期的欺骗带来对未来的损害而采取合作的态度,讲信用是最优的选择。第二是交易品的特性。如果这个交易品的特性简单，比如买一根针，一看就一清二楚；如果要买一部汽车，这个东西本身很复杂，特性和功能并不是一目了然，也许前一段时间用起来是很好的，可是几个月、半年以后问题就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最难断定的是它出问题是由于使用不当还是汽车本身有质量问题，这就与商品的复杂程度有关。第三是交易品的价值。如果交易品的价值很低，骗了以后获利不大，而如果交易品的价格很高，欺骗的获利很多。通常情况下，交易品中价格最高的是钱。银行贷款时，给的是现金，拿到的只是一纸到期还款付息的承诺，价值的差别特别大。也正是因为价值差别大，就特别容易出现有些人铤而走险，金融诈骗案亦随之而来。第四是违约被发现后的惩罚。惩罚越高，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进行投机倒把、铤而走险的预期获利越少。惩罚的高低通常是由规章、法律等正式制度来规范的。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贝克教授的研究指出，要制止小偷小摸包括诚信的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派更多的警察来抓，另一种就是加大惩罚的力度，使他们不敢轻易涉险，而惩罚的轻重就决定于法律。这是就决定一个社会中信用问题多寡和严重程度的第四因素。然而有很多问题单靠法律是不行的，除了这些正式制度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还决定于所谓的乡约民意、社会舆论等非正式制度对不讲诚信、不讲信用的人以多大的制裁。所以各个社会里面都会强调一些所谓的伦理、道德、价值等等。因为即使有很多警察和律师，犯罪率还是很高，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能够建立比较好的社会道德标准，如果社会风尚、道德标准能够内化在每个人的价值观里面，那么做了犯法行为的人将在他的内心深处受到惩罚。当然，价值观的形成是通过宗教信仰、通过意识形态的。在他做错事的时候，就会觉得头上三尺有神明，他内心就会受到惩罚。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的信用风气才会好起来。二、信用的历史
信用问题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它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可以说自人类产生以后就有了。从历史上来考察，中华民族是个诚信重诺的民族。中国人民世代奉行的“一言重九鼎，泰山反为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重要格言，都是这一深厚文化的积淀。儒家学说倡导“仁、义、理、智、信”，其中对于信有很多的阐述，例如“民无信不立”、“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言必信，行必果”等等。儒家思想最重要的是仁，仁的含义当中就包涵有“信”，而“信”只有和“仁、义、理、智”有机的结合起来，方能真实地存在。在古代常讲“无商不奸”，意思是只要有商人，这个商人就必须奸诈，让人难以信任。但这个问题在古代并不是很严重。如果说古代我们无法考证，那么对于今天的贵州、青海、西藏等经济落后的地区，我们总会觉得当地的人比较淳朴，比较讲信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前文曾经阐述了决定信用问题多寡和严重程度的五个因素，我们应该从这五个方面分析这一现象。当我们理解了那五个因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人和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的人总的来讲比现代人和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人更讲信用。首先，古代和经济落后的地区交易运输成本很高，而且生产的产品以农产品等低价值产品为主，在农业社会里面这些农产品绝大部分是用于自身消费的，所以需要交易的东西很少，而且交易的范围很小。因此，在古代或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经济是比较接近于自然经济的状况。另一方面，由于交易基本上是重复性交易，而且交易的物品价格比较便宜，特性比较简单，即使特性复杂一点，由于耐久性差，也无需考虑当期受益和未来受益之间的权衡。如果一个人一次不守信用，下次就没人与他交换了，这种惩罚有效地制约了信用问题的产生。因此，交换双方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比较良好的所谓的相约为信。可见，形成比较淳朴的社会诚信之风气是有它的社会、经济基础的。
为什么说“于今为烈”，现在的信用问题较古代更为严重了呢？分析这个问题应该从正反两方面来看。首先，现代社会随着人口的增加、收入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深化，商品交易无论从量上还是范围都得到了扩大。技术的进步则通过交易、运输成本的大大降低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扩大的趋势，尤其是有了互联网之后，即使是与全世界的实时交易也成为可能。在这种状况下，交易风险要远比古代的自然经济中大得多。交易风险的扩大会带来更多交易信息方面的问题，即会提高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如前面所讲，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高，信用问题会越严重。与此同时，现代经济中，商品的价值和特性趋于差异化、多元化和复杂化，这种趋势一来会提高交易过程中欺骗的收益，二来降低了欺骗被发现的可能性，因此也进一步加剧了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信用问题。这是从自然经济向现代经济过渡所必须遭遇的一个问题。
信用问题的增多阻碍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也诱致出很多解决信用问题的不同方案。在发达国家，它们之所以发展快，是因为它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解决相关的信用问题。这些制度安排通常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自发形成的一套制度。一个很常见的例子：投资者在够买股票的时候会对所投资的公司给予广泛的关注。尽管投资者在购买股票后成为公司的股东，有参与公司经营和决策的权力，但由于他们往往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时间去了解公司的运营，通常并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此时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制约的话，公司的经理层就有很多机会主义行为，产生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在这种状况之下，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产生了第三方的会计师，投资者要求独立的会计师披露公司的相关信息。但是会计师也有被收买的可能，不再被完全信任，所以又有了审计师，再来还有信用评级的机构，也有一些保险机构。但仍可能会有信息不对称，这就可能会让一些人出现犯罪行为。可见，针对市场中出现的不同问题，诱发出相应的制约机制，从而形成一系列的制度，比较好地遏制了信用问题的泛滥，稳固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当然，在形成信用制度的过程中政府也会扮演了相应的角色，一方面促成了相关信用法律的出台，保证了法律的执行，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监督者，保证了信用信息的共享性和完整性。
三、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信用问题的严重性
信用问题已经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这是目前的共识。2002年十月份，商务部、中国外经贸企业协会信用评估部组织专家对全国上万家企业进行了信用调研，结果让人触目惊心：中国企业因信用问题导致损失5855亿元，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至少减少二个百分点。具体来讲，中国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损失约55亿元，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另外还有逃骗税损失以及发现的腐败损失等。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严重信用问题是经济转轨的伴生现象。一方面，当前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过渡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商品的价值越来越高，因为流动性强，一次性交易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当前的中国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脱胎而出的，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不是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单一企业。在那里，经济资源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在自己所属各单位之间进行配置，信用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作用微不足道的辅助性手段、而且信用手段只能由作为政府出纳机关的国家银行掌握；以避免资源配置的自发性为理由，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是被严格禁止的（吴敬琏，2001人民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在经济增长率方面，从78年到现在的25年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9.4%，整个经济规模增加了9.5倍，交易产品的价值也越来越高。随着市场的发展，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必然产生并且程度越来越严重，于是对信用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然而我国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管理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却远远落后于这种要求，因而欺诈、赖帐等失信行为广泛发生。另外，虽然我国经济在改革后发展得非常快，可是在改革过程中，有大量的弱势群体（比如国有企业的老职工）出现；于是政府就开了很多支票。然而随着政府“两个比重”不断地下降，对这些支票的履行政府常常力不从心，从而不能信守承诺。中国有句古话“上行下效”，当政府失信的行为时有发生时，就很难避免企业不仿效。于是，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民间，信用问题随处可见。
具体而言，中国的信用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领域：国有企业的三角债，国有银行的呆帐、坏帐，上市公司的虚假信息以及中介机构的无信誉等等。国有企业的三角债和国有银行的呆、坏帐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共生的现象，国有企业借钱不还的广泛存在造成了国有银行日益积累的呆帐和坏帐，而政府为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要求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继续进行行政性贷款。很多人对这一问题持这样一种看法：国有企业借钱不还和国有银行呆、坏帐产生的原因在于二者都是国有的，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私有化。事实上，苏联、东欧等国的实践证伪了他们的看法。苏联、东欧国家基本上实行了私有化，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研究，它们的不少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政府给它的补贴在私有化以后比没有私有化之前更多。而且很多其他国家，比如韩国，它的很多大财团是完全私有的，但还是出现了许多政府要银行给予经营不好的企业政策性支持的情形。我国国有企业的呆坏账，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承担了政策性负担 ，导致政策性亏损，对此负责的只能是政府。由于这不是企业的责任，因此政府必须给予企业补贴。政府补贴的方式在83年以前是财政拨款，83年以后就由银行的低息贷款取代。问题在于，政策性负担到底有多少，一家企业也许还算得清，四十几万家企业如何算。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广泛存在，政府难以甄别企业的亏损原因，造成企业以政策性负担为借口，把经营性不当所造成的亏损推给政策性亏损。政府由于有政策性负担这个把柄在企业手中，所以企业不管是政策性亏损还是经营不当造成的亏损都会把责任推给政府，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只有全部负责。如果不把政策性负担消除，国家不得不继续给予国有企业支持，而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缓解矛盾就只能把给企业补贴的来源转向国有银行，国有银行延续承担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于是在银行体系也因责任归属的难以确定产生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相伴随的道德风险行为。这是国有企业借钱不还和国有银行呆、坏帐产生的根源，所以解决这些信用问题应该消除其产生的根源：即应该把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目前的政策性负担消除掉，让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自己为自己的经营不好负责，政府不必为它背负这个责任。若企业借钱还不了银行，该破产的破产，该兼并的兼并等等。总之，我国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体系的信用问题这么严重，与政府行为是紧密相连的。
关于上市公司的虚假信息和中介机构的无信誉问题，其产生的原因在于欺骗带来的收益丰厚以及与此同时缺乏相应的惩罚机制，或者即使存在惩罚机制力度也远远不够，即欺骗是有利可图的。我国尚未建立起作为信用体系基础的信用记录、征信组织和监督制度，对于企业真实信息的获取难度很大，同时又由于缺乏信用激励和惩罚制度，在企业融资、市场准入或退出等制度安排中，还没有形成对守信用的企业给予必要的鼓励、对不守信用的企业给予严厉惩罚的规则。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的通行做法是，信用良好、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在股票和企业债券发行中能够给予优先安排；信用等级高的企业，可以获得较高的信用额度和更为优惠的利率价格；企业如果数次不能如期偿还债务，就会被吊销营业执照。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为制约和监督信息优势一方的不道德行为产生了作为第三方的中介机构，比如说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但是中介机构也可能成为欺骗的工具。一个真正有效的中介机构实际上应该有自我的约束能力，而这个自我约束必须有法律上的规范，也必须有自己价值的担保。在国外，一般会计师事务所在一定范围内是具有垄断地位的，这种垄断地位的确立与它的商标所建立的信誉价值是分不开的，如果出了信用问题，像在安然事件中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一样，数十亿美元价值的商业信誉就会毁于一旦。我们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形成这种真正有信誉的中介机构。
四、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交换经济，也是一个信用经济。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这是我国信用建设的方向。有了这样的指导方向，在实践中我们如何来解决现存的信用问题，建立和健全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呢？
信用问题之所以产生在于不守信用是有利可图的，所以，我们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就是让那些不守信用的人和企业受到应有的惩罚，而让那些守信用的人和企业有很多便利。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在外国，例如美国，习惯于出现一个问题，再解决一个问题。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并不需要像外国那样，可以借鉴外国的经验，以比较快的速度通过立法，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任务是促进征信行业的发展，建立全国性的信用数据库。没有真实、详尽的数据资料，任何信用体系都无从谈起，不管是个人信用体系，还是商业信用体系。 为了对一个企业、一个自然人的信用历史进行记录、分析，各相关政府部门，如工商、海关、法院、技术监督、财政、税务、外经贸、人民银行、证券监管等部门，应该依法将自己掌握的企业信用数据通过一定的形式向社会开放，以保障一部分企业的信用信息被社会知晓，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征信数据开放的通行做法。 全国性信用数据库的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激励机制，即守信用的企业在数据库中将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从而可以帮助其树立良好社会形象，增大其市场交易中的无形资产，并由此得到更多的商业机会。二是惩罚机制，具体的惩罚措施是，各数据库的经营者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将收集到的企业失信情况记录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在数据库中，使失信者接受社会惩罚。如果没有数据库的话，以银行贷款为例，经常会出现从工商银行借钱不还，又到中国银行去借不还，又到交通银行去借，反正银行方面也不互通信息。这就给不守信用的人以很多可乘之机了。在此状况下，前面讨论的不少中介机构可以帮助解决信用信息问题，它可以根据每个人过去的信用状况来判断他的信用度，以他经营的业务来评价这个借钱的企业经营以后的还债能力。如前所述，解决信用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前面讲的有奖有惩。对好的企业和个人，他在借钱方面应有所方便。对信用不好的企业和个人，银行可以拒绝为他提供服务，也不允许他申请信用卡。在国内，建立一个全国的信用体系，让跟信用有关的，尤其是像金融机构，可以从这个集中的体系里面了解每个企业、每个个人的信用状况，来决定贷不贷款给对方。而且可以将不良纪录回馈给中央信用体系，让这个人将来在贷款上有很多不方便。对那些信用比较好的，当然可以以很多方式进行奖励，比如说提高信用额度，贷款时利息率低一点等等。一方面我们强调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变成另一种人事档案资料。一个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应该有一定的规范。在国外，每人都拥有自己的社会保障体系号码，根据这个号码，每个人都有权查询自己的信用纪录，如果发现有不实纪录，对提供不实纪录的单位或个人，有权要求赔款。我们也将如此建立全国统一的信用纪录，依法使用，对提供假信息、不实信息的单位或个人必须绳之于法。
目前中国的征信行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统一的政府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因此应尽快设立相应管理机构，通过市场化竞争的方式提供信用信息服务。此外，应加速制定《社会信用信息法》，为商业化的社会征信机构在开展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的搜集、保存、评级、服务等业务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要建立从法律到规则、到道德标准等一整套严格的约束机制，让干坏事的人付出沉重的代价，守规矩的人得到好处改变目前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缺乏法律基础的状况。同时严格执行相关法律，加大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和公民个人的隐私权。总之，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必须要建立从法律到规则、到道德标准等一整套严格的约束机制，让干坏事的人付出沉重的代价，守规矩的人得到好处。还有一点极其重要，即规范政府行为，严格履行其对社会的承诺，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执法部门要公正、廉明，保证执法的公正、公平、公开，以提高政府公信力，成为社会诚信的表率。 如能够如此，社会信用风气就会蔚然成风。
五、信用体系与金融改革
金融体系时时处处都与信用相联系，二者是息息相关的。如前所述，如果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交易的价差越大，越易出现信用问题。金融体系的特性是金融中介机构通过信用将资金提供者和资金需求者联结在一起。金融机构的介入以及信用的作用，使金融行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了分离，这种分离带来了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此外，无论是银行体系还是股票市场，都是货币与一纸承诺的交易，交易双方之间常常存在巨大的价差，这种情况很容易出现有人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或发现时空的不对称来进行有利于个人的非法活动。一个好的信用体系可以对不守信用的人给予惩罚，对讲信用的人提供方便，从而有效遏制了信用问题的发生，有助于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
金融体系在现代经济中相当重要。现代经济增长的途径有三个：一是通过要素积累，增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这三大投入要素中的一项或多项；二是经济结构转移，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换；三是技术进步。其中，技术进步是最关键的。但技术进步存在不同模式的选择问题，一是通过发明创造，发达国家的企业像斯科公司一年用在发明创造上的研究发展费用的就达40亿美元，IBM一年在开发研究上也花了50多亿美元。另一种模式是技术引进，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以较低的成本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新的技术大多以一定的机器和设备为载体。引进技术就要引进机器设备，如此一次性投入就相当大。不管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只有比较好的金融体系，集中社会上分散的资金，给需要资金的企业和个人，技术创新才能实现。可见，无论是发明创造还是技术引进，都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
我国的金融体系正处于转轨和发展的阶段，一方面我们对未来有信心，另一方面存在的众多问题难免令人担忧。
首先，四大国有银行的巨额呆帐、坏帐一直居高难下，目前仍达20%。98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最主要的触发原因是银行呆坏帐比率太高，可是当时泰国的银行呆坏帐率只有是13%。当时我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货币不可兑换，资本账户没有开放，所以外国投机家不能来中国，并不说明我国的金融体系特别好。加入WTO之后，金融体系的开放已经提上日程，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可能成为将来经济发展的一个致命伤。
其次，问题更严重的是股票市场。在国外，企业要上市须经很多中介机构，如很多著名会计师审查帐目是否准确，投资银行的包销及向社会的推介等一系列程序。换句话说是对企业方方面面的信息加以审核、里里外外检查没问题才能上市。而国内则是“包装”上市，通常只有不好的东西才“包装”，所以劣质上市公司充斥股市，而这些公司上市的目的仅仅是“圈钱”，基本不分红。如此一来，股票持有者基本上是以短期炒做的投机者为主，他们依靠股票价格的涨跌来赚钱，造成了中国股市的换手率非常高。据统计1994－2001的8年间，我国沪深股市的平均换手率为504.7％，相当于一年换手5次，比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换手率高数倍（林毅夫2003a）。而且，在这几年挤压泡沫的情况下，目前的本利比，即市盈率还高达40倍，同类型的企业在发达国家市盈率顶多20倍。投机盛行的中国股市，带来了市场的波动，再次加剧了我国的金融风险。90年代初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股市投机盛行的原因在于没有像基金那样的机构投资者来引领中小投资者的理性投资理念。有鉴于此，98年就开始引进机构、基金。但是，引进后问题更严重。因为散户仅能投机，机构进来后，就开始坐庄、炒作，操纵股票价格。投机是市场的润滑剂，应该是允许的，但是，如果机构投资者通过坐庄操纵股票价格的涨跌从而获利是对市场规则的极大破坏。出现如此众多严重问题的根源还是由上市公司的质量差造成的。我国的企业要想上市首先必须获得上市的资格，这种资格的获得一直以来都由政府审批的。同国有银行一样，我国的股市最初的定位为国有企业融资，因此获得上市资格的只能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因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在转轨过程中日益难以为继，造成了现实中大量的劣质上市公司，而正是这些不分红的上市公司诱发了股市中的投机盛行。
国有银行巨额的呆坏帐和股票市场中劣质上市公司的充斥、投机盛行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当前我国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效率极其低下可是，单单解决这些问题，并不能代表我们的金融体系是有效的。判断一个社会的金融体系是否有效，应该从金融的基本功能是什么来看这个问题。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金融体系都具备这样两个功能。一个是动员性功能，把分散在社会各界的资金集中起来，然后配置资金，把这些资金配置到能给这些资金较高回报率的企业或个人。这两个功能中，配置功能是更根本的。因为资金配置好的话，同样资金创造的价值就更多，资金回报率就更高，在可以积累的资金中愿意积累的资金就更多，动员功能就自然解决了。进一步地，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是一个结构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当然有股市、有大银行，但除此之外也应有不少中小银行。在外国，即使市场发达如美国有汇丰、花旗等大银行，但更多的是中小银行。对中国来讲，由于过去是计划经济，由财政代替金融，根本没有真正的银行，当时惟一的人民银行只是财政部门的一个出纳员。后来发展了四大国有银行，建立股票市场，但是中小银行始终没有得到发展。然而，中小银行对一国的经济发展特别重要。原因在于：第一，对于企业而言，基本上只有大企业才愿意上市，因为上市的前期作业成本非常高，小企业是不可能承担高额的上市费用的。比如美国，经济中至少几百万家企业，但上市的只有几千家；第二，由于信息和规模经济的问题，通常小企业是得不到大银行贷款的。银行越大，资金越多，那么它对于贷款的成本来讲是越大笔贷款，成本越低。借款一亿跟一百万从银行角度看，审定程序和花的精力一样，贷款越多，单位之间的成本越低，所以银行比较倾向给大企业贷款。真正能给中小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的通常是中小银行。中小银行在解决企业的信用问题上有先天的优势。它通常是地区性的银行，对当地的企业比较了解，从而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而且中小银行的资金不足以向大企业贷款。
现在我国金融体系中有股票市场、大银行、中小银行等不同形式的金融市场和中介机构，但到底应发展什么样的金融结构，以何种形式的金融为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应落脚于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我国目前经济的发展阶段中，最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加入WTO之后，各行各业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竞争和压力。真正存在压力的其实是资本密集型的如汽车产业，而那些劳动力密集型如家电产业、轻工业的产品已经占领国际市场，是我们目前最有竞争力、资金回报率最高的产品。通常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是中小企业，而真正能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投入的只能是中小银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信用体系建立起来，对中小企业的信用纪录有了比较好的纪录，再加上中小银行是地方性银行，对当地企业的经营状况、企业主经理人员的信用情况比较了解，会大大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形成良好的信用文化，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林毅夫、蔡昉、李周：《充分信息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林毅夫：金融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 C2003026
林毅夫：关于设立中小银行的几点意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政策性研究简报2002年第48期
林毅夫 李永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C2000016。发表于《经济研究》200
林毅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载于《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政策》第29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回顾和展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C2000005， 2000。发表于《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85期，2-32页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和展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C2000006， 2000。《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89期，18-37页
吴敬琏：信用担保与国民信用体系建设，2001年11月13日在中国担保论坛上的主题演讲，人民网
邓郁松：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2002年07月04日 《经济研究参考》
商务部中国外经贸企业协会信用评估部课题组：中国企业诚信现状和企业案例剖析，200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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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No. C2004004信用体系、金融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
发布日期：2004-05-12 07:5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引言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命脉。信用 是一种借贷关系，指的是以收回为条件的付出或是以归还为义务的取得，它是从属于商品货币关系的一个经济范畴。按行为主体来划分它分为四类：个人信用、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政府信用。信用与金融体系、银行体系联系密切，经济与金融体系中处处存在着信用，信用是经济金融运行的平台。发达金融体系的基础是健全的信用体系。对于现代化的经济，没有一个健全的信用体系和现代化的金融体系是难以健康、快速、稳定地成长的。
历经20多年的中国的改革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信用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显。然而，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信用缺失问题和现象随处可见：合同违约、债务拖欠、商业欺诈、假冒伪劣等经济失信现象日益增多，尤其是银行体系中的大量不良资产的积累、资本市场中劣质上市公司的充斥，严重制约了信用功能的发挥，大大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了市场效率和经济的活力，恶化了市场信用环境和市场秩序，直接影响到市场体系的完善和资源配置效率。现实向我们提出了挑战，于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信用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改革成为近期各界关注的焦点。
本文在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信用和金融的现实问题之前，首先阐述了信用的一些基本问题：信用的重要性、信用问题产生的根源、信用问题严重程度的决定因素以及信用的历史，可以说信用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接下来，文章着重分析：为什么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信用问题格外严重？要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何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有效遏制现存在社会上的各种信用缺失问题？最后，文章探讨了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好地解决在社会信用上的一些根本问题，将来我国的金融体系应该怎么样改善，如何有效提高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
一、信用的重要性及信用问题产生的根源
信用是一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在市场经济中信用尤为重要。信用问题的存在会阻碍信用行为的发生、阻碍市场规模的扩大，进而限制社会分工，导致经济运行的低效率。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谈到，社会分工是一个市场经济进步的强大动力。他认为分工越细，效率的提高就越快。他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来通俗地阐释他的观点：如果没有社会分工，一个工匠一天生产一根针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把这根针的制作分成十个工序，每个工人只做一个工序，那么效率就会大大提高。亚当•斯密进一步分析，效率的提高背后是有原因的，它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工序越单纯就越熟能生巧。另一方面，工序越简单，就越容易用机器来代替，而对机器的改进和创新也就越容易。这就是分工为什么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此说来，分工非常好，那么为什么是不是分得越细越好呢？
在亚当•斯密讲述的故事里也谈到：分工非常好，但并非是无限制的。分工要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而市场规模的限制，基本上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市场需求，二是信用问题。如果市场需求越大，那么分工就越细、效率就越高、产量也就越高。沿用前面的例子：如果说一个正常年的需量求是100根针，那么在社会化的情况下，把它分成十个工序，一天就能生产1000根。那么一年剩下的364天干什么？而如果市场的需求是一年几十万、几百万根针，再划分为十个工序，每天生产1000根，一年360000根。如果需求够大，甚至就不只分为十个工序，效率就更提高了。这就是市场的规模限制。市场规模的决定因素首先需要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看。进一步地，市场需求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人口规模和收入，其二是交易成本。在收入给定的情况下，人口规模越大，整个市场的容量就越大；或是说，在人口规模给定的情况下，收入越高，对商品的需求量越大、对商品维度的需求越多档化，即市场需求就越大。随着市场交易量的增加、交易范围的扩大，交易信息的问题以及交易成本随之而来，交易成本的存在限制了市场需求。
除市场需求之外，对市场规模的限制因素还来自于信用问题。市场交换能否完成，取决于能否克服交换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以及交易信息的问题。市场的本质是交换，是两个所有者用自己所有的换取自己所没有的。在交换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个买和卖的等量。对交换的东西，交易双方当然都是有需求的，但是在交易的过程中经常会心存疑惑：对方给你的东西是不是你所要的东西呢？拿钱去买东西要看标价，照理标价跟实际价值是成正比例关系的，但是你要买的东西是不是你所实际需要的东西呢，是不是标价越高、越超值就越好呢？这是买方对卖方的不信任。对卖方而言，他会担心卖东西所得的钱是真的还是假的。由此可见，不管是交易的甲方还是乙方，对对方所承诺的东西要是没有信心的话，在严重的情况下，就可能是交易沦为泡影。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研究的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国外有个旧车市场，有些有钱人在刚买了新车不久就再次出卖了。但是卖的时候，到底这辆车质量、性能如何？有的人确实是因为他工作调整了或是收入水平提高了等等想把车子卖掉。可是也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这辆车子非常不好，可能他一买就发现了，与其花费大量精力来修理这部车子，不如将其卖掉，再买一部新车。在这种情况下，卖车的人是知道他所卖车子的状况，也清楚他卖车子的原因，但买车的人并不知道。这就是信息的不对称，也就是阿克洛夫研究的现象。如果不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买车人会理性的低估车子的价值，于是只有拥有劣质车子的车主才会去卖车，买车人也知道这种情况而不敢去买旧车，由此一来旧车的市场难以存在。这就是信用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基于信用的交易行为难以发生，市场规模因此而受到限制。
由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信用问题不只是存在于发达国家的问题，中国也有不少此类问题。信用市场与银行、金融体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近几年，政府特别强调要启动国民经济，要通过发展中小企业来启动市场，希望中小企业能迅速发展起来，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解决城市里面的就业问题或是国有企业下岗工人问题。但是，要发展中小企业就要解决它的融资难的问题，为它提供贷款。于是政府就在四大国有银行之内成立专司中小企业贷款的部门。可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研究表明，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依然存在，有许多贷款无法落实到中小企业。原因何在？中小企业虽然很有活力，但是从银行角度来看，由于存在一些信用不好的中小企业，拖欠贷款甚至不还的情况履有发生。当面对前来贷款的中小企业时，银行难以甄别这个中小企业是否有发展前途、是否有信用，会不会拿了钱以后人和企业就不见了。这与阿克洛夫所描述的人们因为对旧车没信心造成交易的失败一样，银行不敢给中小企业贷款。在信用市场中，授受信主体所掌握的信息资源是不同的，受信主体对自己的经营状况及其信贷资金的配置风险等真实情况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而授信主体则较难获得这方面的真实信息，他们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在信用合约签定之前，非对称信息将导致信用市场中的逆向选择；而在信用合约签定之后，产生信息优势方(受信主体)的道德风险行为。
信用问题的产生源于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通常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高，信用问题会越严重。但决定信用问题的严重程度不仅仅是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性，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交易双方的交易是一次性交易还是重复性交易。如果是一次性交易（博弈）的话，问题就会比较严重，因为欺骗可以获利而不必担心将来会受到惩罚，因此存在着欺骗的激励。比如路上有人兜售东西，这个兜售东西的人我们也许将永远不会见面，这样，受骗的可能性就较大。但是当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不是一次性博弈，而是多次博弈的话，当事人就会理性地考虑未来受益和当期受益之间的替代，从而担心当期的欺骗带来对未来的损害而采取合作的态度,讲信用是最优的选择。第二是交易品的特性。如果这个交易品的特性简单，比如买一根针，一看就一清二楚；如果要买一部汽车，这个东西本身很复杂，特性和功能并不是一目了然，也许前一段时间用起来是很好的，可是几个月、半年以后问题就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最难断定的是它出问题是由于使用不当还是汽车本身有质量问题，这就与商品的复杂程度有关。第三是交易品的价值。如果交易品的价值很低，骗了以后获利不大，而如果交易品的价格很高，欺骗的获利很多。通常情况下，交易品中价格最高的是钱。银行贷款时，给的是现金，拿到的只是一纸到期还款付息的承诺，价值的差别特别大。也正是因为价值差别大，就特别容易出现有些人铤而走险，金融诈骗案亦随之而来。第四是违约被发现后的惩罚。惩罚越高，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进行投机倒把、铤而走险的预期获利越少。惩罚的高低通常是由规章、法律等正式制度来规范的。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贝克教授的研究指出，要制止小偷小摸包括诚信的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派更多的警察来抓，另一种就是加大惩罚的力度，使他们不敢轻易涉险，而惩罚的轻重就决定于法律。这是就决定一个社会中信用问题多寡和严重程度的第四因素。然而有很多问题单靠法律是不行的，除了这些正式制度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还决定于所谓的乡约民意、社会舆论等非正式制度对不讲诚信、不讲信用的人以多大的制裁。所以各个社会里面都会强调一些所谓的伦理、道德、价值等等。因为即使有很多警察和律师，犯罪率还是很高，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能够建立比较好的社会道德标准，如果社会风尚、道德标准能够内化在每个人的价值观里面，那么做了犯法行为的人将在他的内心深处受到惩罚。当然，价值观的形成是通过宗教信仰、通过意识形态的。在他做错事的时候，就会觉得头上三尺有神明，他内心就会受到惩罚。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的信用风气才会好起来。二、信用的历史
信用问题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它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可以说自人类产生以后就有了。从历史上来考察，中华民族是个诚信重诺的民族。中国人民世代奉行的“一言重九鼎，泰山反为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重要格言，都是这一深厚文化的积淀。儒家学说倡导“仁、义、理、智、信”，其中对于信有很多的阐述，例如“民无信不立”、“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言必信，行必果”等等。儒家思想最重要的是仁，仁的含义当中就包涵有“信”，而“信”只有和“仁、义、理、智”有机的结合起来，方能真实地存在。在古代常讲“无商不奸”，意思是只要有商人，这个商人就必须奸诈，让人难以信任。但这个问题在古代并不是很严重。如果说古代我们无法考证，那么对于今天的贵州、青海、西藏等经济落后的地区，我们总会觉得当地的人比较淳朴，比较讲信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前文曾经阐述了决定信用问题多寡和严重程度的五个因素，我们应该从这五个方面分析这一现象。当我们理解了那五个因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人和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的人总的来讲比现代人和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人更讲信用。首先，古代和经济落后的地区交易运输成本很高，而且生产的产品以农产品等低价值产品为主，在农业社会里面这些农产品绝大部分是用于自身消费的，所以需要交易的东西很少，而且交易的范围很小。因此，在古代或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经济是比较接近于自然经济的状况。另一方面，由于交易基本上是重复性交易，而且交易的物品价格比较便宜，特性比较简单，即使特性复杂一点，由于耐久性差，也无需考虑当期受益和未来受益之间的权衡。如果一个人一次不守信用，下次就没人与他交换了，这种惩罚有效地制约了信用问题的产生。因此，交换双方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比较良好的所谓的相约为信。可见，形成比较淳朴的社会诚信之风气是有它的社会、经济基础的。
为什么说“于今为烈”，现在的信用问题较古代更为严重了呢？分析这个问题应该从正反两方面来看。首先，现代社会随着人口的增加、收入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深化，商品交易无论从量上还是范围都得到了扩大。技术的进步则通过交易、运输成本的大大降低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扩大的趋势，尤其是有了互联网之后，即使是与全世界的实时交易也成为可能。在这种状况下，交易风险要远比古代的自然经济中大得多。交易风险的扩大会带来更多交易信息方面的问题，即会提高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如前面所讲，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高，信用问题会越严重。与此同时，现代经济中，商品的价值和特性趋于差异化、多元化和复杂化，这种趋势一来会提高交易过程中欺骗的收益，二来降低了欺骗被发现的可能性，因此也进一步加剧了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信用问题。这是从自然经济向现代经济过渡所必须遭遇的一个问题。
信用问题的增多阻碍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也诱致出很多解决信用问题的不同方案。在发达国家，它们之所以发展快，是因为它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解决相关的信用问题。这些制度安排通常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自发形成的一套制度。一个很常见的例子：投资者在够买股票的时候会对所投资的公司给予广泛的关注。尽管投资者在购买股票后成为公司的股东，有参与公司经营和决策的权力，但由于他们往往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时间去了解公司的运营，通常并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此时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制约的话，公司的经理层就有很多机会主义行为，产生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在这种状况之下，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产生了第三方的会计师，投资者要求独立的会计师披露公司的相关信息。但是会计师也有被收买的可能，不再被完全信任，所以又有了审计师，再来还有信用评级的机构，也有一些保险机构。但仍可能会有信息不对称，这就可能会让一些人出现犯罪行为。可见，针对市场中出现的不同问题，诱发出相应的制约机制，从而形成一系列的制度，比较好地遏制了信用问题的泛滥，稳固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当然，在形成信用制度的过程中政府也会扮演了相应的角色，一方面促成了相关信用法律的出台，保证了法律的执行，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监督者，保证了信用信息的共享性和完整性。
三、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信用问题的严重性
信用问题已经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这是目前的共识。2002年十月份，商务部、中国外经贸企业协会信用评估部组织专家对全国上万家企业进行了信用调研，结果让人触目惊心：中国企业因信用问题导致损失5855亿元，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至少减少二个百分点。具体来讲，中国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损失约55亿元，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另外还有逃骗税损失以及发现的腐败损失等。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严重信用问题是经济转轨的伴生现象。一方面，当前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过渡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商品的价值越来越高，因为流动性强，一次性交易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当前的中国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脱胎而出的，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不是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单一企业。在那里，经济资源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在自己所属各单位之间进行配置，信用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作用微不足道的辅助性手段、而且信用手段只能由作为政府出纳机关的国家银行掌握；以避免资源配置的自发性为理由，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是被严格禁止的（吴敬琏，2001人民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在经济增长率方面，从78年到现在的25年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9.4%，整个经济规模增加了9.5倍，交易产品的价值也越来越高。随着市场的发展，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必然产生并且程度越来越严重，于是对信用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然而我国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管理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却远远落后于这种要求，因而欺诈、赖帐等失信行为广泛发生。另外，虽然我国经济在改革后发展得非常快，可是在改革过程中，有大量的弱势群体（比如国有企业的老职工）出现；于是政府就开了很多支票。然而随着政府“两个比重”不断地下降，对这些支票的履行政府常常力不从心，从而不能信守承诺。中国有句古话“上行下效”，当政府失信的行为时有发生时，就很难避免企业不仿效。于是，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民间，信用问题随处可见。
具体而言，中国的信用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领域：国有企业的三角债，国有银行的呆帐、坏帐，上市公司的虚假信息以及中介机构的无信誉等等。国有企业的三角债和国有银行的呆、坏帐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共生的现象，国有企业借钱不还的广泛存在造成了国有银行日益积累的呆帐和坏帐，而政府为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要求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继续进行行政性贷款。很多人对这一问题持这样一种看法：国有企业借钱不还和国有银行呆、坏帐产生的原因在于二者都是国有的，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私有化。事实上，苏联、东欧等国的实践证伪了他们的看法。苏联、东欧国家基本上实行了私有化，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研究，它们的不少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政府给它的补贴在私有化以后比没有私有化之前更多。而且很多其他国家，比如韩国，它的很多大财团是完全私有的，但还是出现了许多政府要银行给予经营不好的企业政策性支持的情形。我国国有企业的呆坏账，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承担了政策性负担 ，导致政策性亏损，对此负责的只能是政府。由于这不是企业的责任，因此政府必须给予企业补贴。政府补贴的方式在83年以前是财政拨款，83年以后就由银行的低息贷款取代。问题在于，政策性负担到底有多少，一家企业也许还算得清，四十几万家企业如何算。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广泛存在，政府难以甄别企业的亏损原因，造成企业以政策性负担为借口，把经营性不当所造成的亏损推给政策性亏损。政府由于有政策性负担这个把柄在企业手中，所以企业不管是政策性亏损还是经营不当造成的亏损都会把责任推给政府，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只有全部负责。如果不把政策性负担消除，国家不得不继续给予国有企业支持，而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缓解矛盾就只能把给企业补贴的来源转向国有银行，国有银行延续承担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于是在银行体系也因责任归属的难以确定产生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相伴随的道德风险行为。这是国有企业借钱不还和国有银行呆、坏帐产生的根源，所以解决这些信用问题应该消除其产生的根源：即应该把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目前的政策性负担消除掉，让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自己为自己的经营不好负责，政府不必为它背负这个责任。若企业借钱还不了银行，该破产的破产，该兼并的兼并等等。总之，我国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体系的信用问题这么严重，与政府行为是紧密相连的。
关于上市公司的虚假信息和中介机构的无信誉问题，其产生的原因在于欺骗带来的收益丰厚以及与此同时缺乏相应的惩罚机制，或者即使存在惩罚机制力度也远远不够，即欺骗是有利可图的。我国尚未建立起作为信用体系基础的信用记录、征信组织和监督制度，对于企业真实信息的获取难度很大，同时又由于缺乏信用激励和惩罚制度，在企业融资、市场准入或退出等制度安排中，还没有形成对守信用的企业给予必要的鼓励、对不守信用的企业给予严厉惩罚的规则。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的通行做法是，信用良好、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在股票和企业债券发行中能够给予优先安排；信用等级高的企业，可以获得较高的信用额度和更为优惠的利率价格；企业如果数次不能如期偿还债务，就会被吊销营业执照。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为制约和监督信息优势一方的不道德行为产生了作为第三方的中介机构，比如说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但是中介机构也可能成为欺骗的工具。一个真正有效的中介机构实际上应该有自我的约束能力，而这个自我约束必须有法律上的规范，也必须有自己价值的担保。在国外，一般会计师事务所在一定范围内是具有垄断地位的，这种垄断地位的确立与它的商标所建立的信誉价值是分不开的，如果出了信用问题，像在安然事件中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一样，数十亿美元价值的商业信誉就会毁于一旦。我们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形成这种真正有信誉的中介机构。
四、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交换经济，也是一个信用经济。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这是我国信用建设的方向。有了这样的指导方向，在实践中我们如何来解决现存的信用问题，建立和健全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呢？
信用问题之所以产生在于不守信用是有利可图的，所以，我们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就是让那些不守信用的人和企业受到应有的惩罚，而让那些守信用的人和企业有很多便利。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在外国，例如美国，习惯于出现一个问题，再解决一个问题。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并不需要像外国那样，可以借鉴外国的经验，以比较快的速度通过立法，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任务是促进征信行业的发展，建立全国性的信用数据库。没有真实、详尽的数据资料，任何信用体系都无从谈起，不管是个人信用体系，还是商业信用体系。 为了对一个企业、一个自然人的信用历史进行记录、分析，各相关政府部门，如工商、海关、法院、技术监督、财政、税务、外经贸、人民银行、证券监管等部门，应该依法将自己掌握的企业信用数据通过一定的形式向社会开放，以保障一部分企业的信用信息被社会知晓，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征信数据开放的通行做法。 全国性信用数据库的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激励机制，即守信用的企业在数据库中将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从而可以帮助其树立良好社会形象，增大其市场交易中的无形资产，并由此得到更多的商业机会。二是惩罚机制，具体的惩罚措施是，各数据库的经营者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将收集到的企业失信情况记录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在数据库中，使失信者接受社会惩罚。如果没有数据库的话，以银行贷款为例，经常会出现从工商银行借钱不还，又到中国银行去借不还，又到交通银行去借，反正银行方面也不互通信息。这就给不守信用的人以很多可乘之机了。在此状况下，前面讨论的不少中介机构可以帮助解决信用信息问题，它可以根据每个人过去的信用状况来判断他的信用度，以他经营的业务来评价这个借钱的企业经营以后的还债能力。如前所述，解决信用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前面讲的有奖有惩。对好的企业和个人，他在借钱方面应有所方便。对信用不好的企业和个人，银行可以拒绝为他提供服务，也不允许他申请信用卡。在国内，建立一个全国的信用体系，让跟信用有关的，尤其是像金融机构，可以从这个集中的体系里面了解每个企业、每个个人的信用状况，来决定贷不贷款给对方。而且可以将不良纪录回馈给中央信用体系，让这个人将来在贷款上有很多不方便。对那些信用比较好的，当然可以以很多方式进行奖励，比如说提高信用额度，贷款时利息率低一点等等。一方面我们强调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变成另一种人事档案资料。一个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应该有一定的规范。在国外，每人都拥有自己的社会保障体系号码，根据这个号码，每个人都有权查询自己的信用纪录，如果发现有不实纪录，对提供不实纪录的单位或个人，有权要求赔款。我们也将如此建立全国统一的信用纪录，依法使用，对提供假信息、不实信息的单位或个人必须绳之于法。
目前中国的征信行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统一的政府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因此应尽快设立相应管理机构，通过市场化竞争的方式提供信用信息服务。此外，应加速制定《社会信用信息法》，为商业化的社会征信机构在开展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的搜集、保存、评级、服务等业务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要建立从法律到规则、到道德标准等一整套严格的约束机制，让干坏事的人付出沉重的代价，守规矩的人得到好处改变目前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缺乏法律基础的状况。同时严格执行相关法律，加大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和公民个人的隐私权。总之，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必须要建立从法律到规则、到道德标准等一整套严格的约束机制，让干坏事的人付出沉重的代价，守规矩的人得到好处。还有一点极其重要，即规范政府行为，严格履行其对社会的承诺，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执法部门要公正、廉明，保证执法的公正、公平、公开，以提高政府公信力，成为社会诚信的表率。 如能够如此，社会信用风气就会蔚然成风。
五、信用体系与金融改革
金融体系时时处处都与信用相联系，二者是息息相关的。如前所述，如果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交易的价差越大，越易出现信用问题。金融体系的特性是金融中介机构通过信用将资金提供者和资金需求者联结在一起。金融机构的介入以及信用的作用，使金融行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了分离，这种分离带来了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此外，无论是银行体系还是股票市场，都是货币与一纸承诺的交易，交易双方之间常常存在巨大的价差，这种情况很容易出现有人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或发现时空的不对称来进行有利于个人的非法活动。一个好的信用体系可以对不守信用的人给予惩罚，对讲信用的人提供方便，从而有效遏制了信用问题的发生，有助于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
金融体系在现代经济中相当重要。现代经济增长的途径有三个：一是通过要素积累，增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这三大投入要素中的一项或多项；二是经济结构转移，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换；三是技术进步。其中，技术进步是最关键的。但技术进步存在不同模式的选择问题，一是通过发明创造，发达国家的企业像斯科公司一年用在发明创造上的研究发展费用的就达40亿美元，IBM一年在开发研究上也花了50多亿美元。另一种模式是技术引进，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以较低的成本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新的技术大多以一定的机器和设备为载体。引进技术就要引进机器设备，如此一次性投入就相当大。不管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只有比较好的金融体系，集中社会上分散的资金，给需要资金的企业和个人，技术创新才能实现。可见，无论是发明创造还是技术引进，都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
我国的金融体系正处于转轨和发展的阶段，一方面我们对未来有信心，另一方面存在的众多问题难免令人担忧。
首先，四大国有银行的巨额呆帐、坏帐一直居高难下，目前仍达20%。98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最主要的触发原因是银行呆坏帐比率太高，可是当时泰国的银行呆坏帐率只有是13%。当时我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货币不可兑换，资本账户没有开放，所以外国投机家不能来中国，并不说明我国的金融体系特别好。加入WTO之后，金融体系的开放已经提上日程，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可能成为将来经济发展的一个致命伤。
其次，问题更严重的是股票市场。在国外，企业要上市须经很多中介机构，如很多著名会计师审查帐目是否准确，投资银行的包销及向社会的推介等一系列程序。换句话说是对企业方方面面的信息加以审核、里里外外检查没问题才能上市。而国内则是“包装”上市，通常只有不好的东西才“包装”，所以劣质上市公司充斥股市，而这些公司上市的目的仅仅是“圈钱”，基本不分红。如此一来，股票持有者基本上是以短期炒做的投机者为主，他们依靠股票价格的涨跌来赚钱，造成了中国股市的换手率非常高。据统计1994－2001的8年间，我国沪深股市的平均换手率为504.7％，相当于一年换手5次，比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换手率高数倍（林毅夫2003a）。而且，在这几年挤压泡沫的情况下，目前的本利比，即市盈率还高达40倍，同类型的企业在发达国家市盈率顶多20倍。投机盛行的中国股市，带来了市场的波动，再次加剧了我国的金融风险。90年代初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股市投机盛行的原因在于没有像基金那样的机构投资者来引领中小投资者的理性投资理念。有鉴于此，98年就开始引进机构、基金。但是，引进后问题更严重。因为散户仅能投机，机构进来后，就开始坐庄、炒作，操纵股票价格。投机是市场的润滑剂，应该是允许的，但是，如果机构投资者通过坐庄操纵股票价格的涨跌从而获利是对市场规则的极大破坏。出现如此众多严重问题的根源还是由上市公司的质量差造成的。我国的企业要想上市首先必须获得上市的资格，这种资格的获得一直以来都由政府审批的。同国有银行一样，我国的股市最初的定位为国有企业融资，因此获得上市资格的只能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因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在转轨过程中日益难以为继，造成了现实中大量的劣质上市公司，而正是这些不分红的上市公司诱发了股市中的投机盛行。
国有银行巨额的呆坏帐和股票市场中劣质上市公司的充斥、投机盛行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当前我国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效率极其低下可是，单单解决这些问题，并不能代表我们的金融体系是有效的。判断一个社会的金融体系是否有效，应该从金融的基本功能是什么来看这个问题。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金融体系都具备这样两个功能。一个是动员性功能，把分散在社会各界的资金集中起来，然后配置资金，把这些资金配置到能给这些资金较高回报率的企业或个人。这两个功能中，配置功能是更根本的。因为资金配置好的话，同样资金创造的价值就更多，资金回报率就更高，在可以积累的资金中愿意积累的资金就更多，动员功能就自然解决了。进一步地，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是一个结构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当然有股市、有大银行，但除此之外也应有不少中小银行。在外国，即使市场发达如美国有汇丰、花旗等大银行，但更多的是中小银行。对中国来讲，由于过去是计划经济，由财政代替金融，根本没有真正的银行，当时惟一的人民银行只是财政部门的一个出纳员。后来发展了四大国有银行，建立股票市场，但是中小银行始终没有得到发展。然而，中小银行对一国的经济发展特别重要。原因在于：第一，对于企业而言，基本上只有大企业才愿意上市，因为上市的前期作业成本非常高，小企业是不可能承担高额的上市费用的。比如美国，经济中至少几百万家企业，但上市的只有几千家；第二，由于信息和规模经济的问题，通常小企业是得不到大银行贷款的。银行越大，资金越多，那么它对于贷款的成本来讲是越大笔贷款，成本越低。借款一亿跟一百万从银行角度看，审定程序和花的精力一样，贷款越多，单位之间的成本越低，所以银行比较倾向给大企业贷款。真正能给中小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的通常是中小银行。中小银行在解决企业的信用问题上有先天的优势。它通常是地区性的银行，对当地的企业比较了解，从而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而且中小银行的资金不足以向大企业贷款。
现在我国金融体系中有股票市场、大银行、中小银行等不同形式的金融市场和中介机构，但到底应发展什么样的金融结构，以何种形式的金融为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应落脚于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我国目前经济的发展阶段中，最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加入WTO之后，各行各业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竞争和压力。真正存在压力的其实是资本密集型的如汽车产业，而那些劳动力密集型如家电产业、轻工业的产品已经占领国际市场，是我们目前最有竞争力、资金回报率最高的产品。通常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是中小企业，而真正能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投入的只能是中小银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信用体系建立起来，对中小企业的信用纪录有了比较好的纪录，再加上中小银行是地方性银行，对当地企业的经营状况、企业主经理人员的信用情况比较了解，会大大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形成良好的信用文化，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林毅夫、蔡昉、李周：《充分信息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林毅夫：金融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 C2003026
林毅夫：关于设立中小银行的几点意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政策性研究简报2002年第48期
林毅夫 李永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C2000016。发表于《经济研究》200
林毅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载于《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政策》第29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回顾和展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C2000005， 2000。发表于《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85期，2-32页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和展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C2000006， 2000。《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89期，18-37页
吴敬琏：信用担保与国民信用体系建设，2001年11月13日在中国担保论坛上的主题演讲，人民网
邓郁松：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2002年07月04日 《经济研究参考》
商务部中国外经贸企业协会信用评估部课题组：中国企业诚信现状和企业案例剖析，200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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