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31日,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吴忠民博士在北大中国研究中心致福轩做了题为“中国的地区失业和 城乡差别”的讲座,现摘要如下。 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逐渐展开。在经济转型期间,由于地区差异的存在,使得东部地区从国家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得到了更大的益处,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都比中国的西部和中部高。同时,在对中国官方数据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中国的东部的城镇失业率也比西部和中部低。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短期的现象,从1988-1999年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该现象是一直存在的。尽管这种地区间就业结构的差异存在了很长时间,并且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但是理论界一直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来系统的解释就业结构地区差异存在的原因。 我们这项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出一个分析框架来解释中国地区间就业结构的差异。为此,我们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城市有户口的居民构成,这部分市场参与者的经济活动是纳入到国家统计之中的;另一部分是由外地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构成,主要是“打工仔”和“打工妹”。我们还把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者分成了年龄在16-25之间的青年和25岁以上的成年人。市场上的青年劳动力主要是指那些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就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中或初中毕业生。因为中国目前的失业统计并不把城市的下岗职工计算在内,上面的市场划分方法就避免了由此造成的对中国总体失业状况的偏差。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劳动力在一省内部的流动上,这种流动最后使得流入城市的劳动力获得比较高的劳动力工资,而在均衡状态下,城市劳动力工资减去劳动理流动的各项成本,应当等于留在农村所能获得的劳动力报酬。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而探讨了各省城乡消费之间的差别如何决定和影响了最后的各省劳动力就业的差别。在每个省内部存在着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城市地区有正式和非正式的两种部门,正式的部门提供比较好的工作,包括住房、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各种福利,但是进入这样的部门必须要有城市的户口。而由于城市的外来人口都没有从事正式部门工作所必须的城市户口,因此他们不得不只能从事非正式部门的工作。在城市劳动力中,也有一部分人在非正式部门内就业。这是因为一部分城市的年轻劳动力在正式部门里找不到工作,同时由于没有工作经验也就不存在社会福利的问题,他们必须在寻找一个正式部门的工作、长期失业和立即在非正式部门内就业之间作出选择。而另一部分成年劳动力在失去了工作以后找不到新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也存在着到非正式部门就业的可能。最后我们观察到的是,这两部分人中都会有人在非正式部门里就业。而在广大的农村,由于城市就业的工资从总体上来说比较高,因此就会有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和集中。 这样,我们就建立起了一个分析地区间失业状况差距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各省的失业率受到农村地区农民的工资、城市正式部门的工资、失业救济和城市正式部门规模等因素影响的。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可以看出,在城市正式部门里就业的增加,将会使成年人的失业率上升,而它对城市青年劳动力就业水平的影响却是不确定的。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经济学原理是当正式部门就业增加时,给青年劳动力提供了更多在正式部门工作的机会,因此青年更愿意选择在市场上搜寻进入正式劳动力市场的机会。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式部门规模大的省份有更多的成年人失业存在。正式部门内工资的增加会减少成年人的失业,因为它削减了正式部门的规模。而农村地区工资的增加会减少失业率,因为它会使很多人不愿意离开家乡到城市找工作。这反过来会使得城市的年轻劳动力接受一份非正式部门的工作,而不是等待机会进入正式部门。同时,如果成年人的社会福利越高,包括住房、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那么城市成年人和青年人的失业率就会越高。 为了验证上面的理论推导,我们收集了1988年至1996年、包括中国29个省市在内的统计数据,对它们做了各种计量的检验和分析。最后的研究结果表明,西部的失业率比东部高的原因在于西部的城乡收入差距也比东部大,这也是为什么西部的省内劳动力流动比东部规模大的原因。我们的研究还发现,经济改革大大减少了中国的失业率,这是因为改革使得私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们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那些越是依靠国有经济的省份,它们的失业率也越高,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上面的观点。我们研究的另一项成果是发现了中国的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即失业率上升1%会使得GNP下降5.88%。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关系只在东部地区比较明显。 目前中国政府正致力于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从我们的研究中我们也得出了一些政策建议。那就是解决失业要对不同的地区确立不同政策目标,对于中部和西部来说,增加实际GNP将会减少失业;而对于东部沿海地区来说,增加投资将会降低青年失业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