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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0年第60期(总第192期)中国经济中的通货紧缩与信用紧缩——2000年中国经济回顾
发布日期：2000-08-28 10:1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在NBER-CCER的第三届年会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做了题为《 2000年中国经济回顾》的报告，着重谈了通货紧缩和国有企业问题。 首先林教授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中国在这二十年中，GDP增长率达到了年平均9.7%，是同期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其次中国的经济更加开放了，过去二十年的国际贸易年增长率达到了14.6%，已成为大国中最开放的国家；再次，从购买力来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另外在这一次东南亚经济危机中，中国是唯一一个货币不贬值而且还保持了较高增长率的国家；最后，中国的技术水平已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仍有巨大的潜力保持其较高的增长率。然而，虽然有这么多成绩，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还面临着许多挑战：首先是当前面临着通货紧缩，同时GDP增长速度下降了；其次是我们的金融系统还很不完善，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帐、坏账比例还很高；三是腐败问题；四是国有企业的困难，许多大的国企经营不善，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第五是地区差异问题；第六是加入WTO以及全球化的挑战，加入WTO，我们将有更多的机会，但同时也将面对更多的冲击和挑战，最后是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将是长期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
对中国来说，维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年中国政府需要为城市创造8百万个新的工作机会，没有高的增长速度，这一目标很难实现。而且高速度使得补偿改革中的失利者更加可能，从而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另外低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引发政治斗争。由于这些原因，国家领导人对增长速度向来十分重视。
这一次增长速度的下降和通货紧缩相联系，因此引起了对通货紧缩的高度重视。中国政府从98年起就采取了多种办法来刺激需求，希望能走出通货紧缩。那么是什么引起了通货紧缩呢？是因为供给大于需求即过度供给，而中国这种过度供给是由于90年代初的过度投资造成的。1981至1985年，固定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为19.5%，1986至1990为16.5%。而1991至1995年，这一增长率猛增，达到了年平均36.9%。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对于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而言的超前系数来看，在1990前由于短缺经济，这一系数变化平缓，值也较小，但在91，92年后，这个值迅速提高。再从代表生产能力的固定资产净值的增长来看，在90年以前，它的增长率与消费的增长率还比较匹配，而91、92年后，固定资产净值的形成就开始迅速增长并超过了消费的增长。另外从产品来看，到95年，许多重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都在50%左右，例如彩色电视为46%，洗衣机为43%，空调为34%，而这种低利用率是过度投资的结果。
由于是生产能力过剩引起的通货紧缩，许多传统的政策手段可能就会失去有效性。例如，政府已采取了许多办法来刺激需求，货币政策方面增加货款供给，并从96年开始连续七次降息，到99年6月，一年期贷款利率只剩5.85%，仅为96的一半，一年期存款利率只有2.5%，但是实际效果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就在于：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情况下，企业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利率再低，企业也不敢贷款；同时企业开工不足，利润下降甚至可能破产，职工面临失业的危险，导致永久性收入预期下降，消费需求下降，同时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许多改革措施使居民增加储蓄倾向。政府刺激需求的另一种方法是财政政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以直接形成社会需求，中国政府在98年发行了1000亿人民币特别国债支持基础建设，99年发1100亿，今年已发行1千亿，还要再发行500亿，但是效果也不明显，主要是因为尽管这些国债相对于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20％－25%，但它只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
解决通货紧缩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时间，即通过时间来消耗过剩生产能力，并淘汰无竞争力的企业，但是如前面所说的，如果没有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整个社会将难以承受。第二种是设法找到或创造出一个巨大的社会需求来消耗掉过剩的生产能力。由于中国还处在转型阶段，还存在许多结构性的阻碍使得一些潜在需求难以实现，因此应努力消除消费和投资的结构性障碍以增加社会总需求。一个很重要的潜在消费需求是农村的消费需求。中国有70%的人口在农村地区，有2.3亿家庭在农村，但由于基础设施的限制，还有一个很大的具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没有办法实现。以耐用消费品为例，98年农村每百户居民彩电、冰箱，洗衣机三大件的拥有量分别为32.6，9.3，22.8，而城镇居民拥有量为105.4,76.1,90.6，而城乡收入差距不到3倍。如果以相同收入作比较，农村居民98年收入约相当于城镇居民91年收入，而98年的价格还不及91年价格的一半，但在91年城镇居民的家电拥有量已有彩电68.4，电冰箱48.7，洗衣机80.6，而。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确定存在着没有实现的潜在购买能力。但是农村的电网老旧，电压不稳，而且电价高昂，一般是城镇消费的3倍，5倍甚至10倍，许多农村地区收不到信号，有近一半的农村还没有自来水，这大大限制了农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因此如果政府能够对农村地区投资，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对刺激需求会产生很大的杠杆效应，而且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在投资方面，国内还存在许多对私人投资者的进入限制，消除这些限制有利于鼓励私人投资的增加。
一个有趣的现象：通常通货紧缩伴随着很低的增长率，而中国在有通货紧缩的同时还有较高的增长率，98年GDP增长率有7%。我们的解释是：通常的通货紧缩都是由需求的波动的引起的，比如因泡沫的破裂导致了消费的减少，或者因信贷紧缩导致了投资的减少，但中国这次的通货紧缩是由供给的波动即过渡投资引起的，而消费需求增长还正常，总投资需求也还在以较高的速度增长（非政府投资和政府投资），因此出现了物价水平的不断下降和GDP的较高速的增长并存的现象。
其余五个挑战是结构性问题，而其中前四个问题的根源都在国有企业。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利率不能市场化，而且银行的贷款70％以上贷给了国有企业，国企的经营不善又造成了大量呆坏帐。低利率和其它一些产品的低价格引起了大量腐败行为，同时也是导致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因为中西部的比较优势在初级农矿产品，而恰恰主要是农矿产品的价格被人为的压低，这样就相当于中西部在补贴东部。因此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解决国企的问题。
国有企业的改革从79年开始至今，从放权让利，到利改税，到拨改贷，到股份制，到最近的债转股，仍然收效甚微。改革的失败是因为没有抓住国企问题的根源。国企问题的根源在于由政策性负担造成的预算软约束，因为政策性负担会引起政策性亏损，又由于信息不对称，国家无法区分政策性亏损和经营亏损，所以只好承担责任，继续通过宏观政策的扭曲，通过补贴、优惠等给国企以保护，结果导致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这种政策性负担又分社会性负担和战略性负担。前者指冗员，养老和其他各种福利，而战略性负担指企业被指示生产一些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产品缺乏市场，没有竞争力，它导致企业自生能力差。
如果国企改革不解除政策性负担，创建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其他任何形式的改革都不能解决国企的根本问题。 对于社会性负担，我们可以通过下岗以及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而对于战略性负担，我们须将企业分类，
一类是那些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企业，国家可以用财政拨款给予补贴。
一类是产品没有市场，没有潜力的企业。这类企业就应允许鼓励其转产。
还有一类是那些产品有较大市场份额，效益比较好的国企，应鼓励其通过合资或海外上市利用更多的海外资金。
对于当前讨论很多的“债转股是否是一次免费的午餐”的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债转股本身不能消除国企政策性负担，但是债转股可以为消除政策性负担提供一段较为宽松的软时间约束，因为债务融资方式对企业施加的支付清偿的时间约束要硬于股份融资。因此必须在债转股的同时，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债转股的作用。
通货紧缩、信贷配给和结构调整
陈平教授在NBER-CCER会上做了题为“通货紧缩，信贷配给和结构调整”的报告，他首先指出中国的通货紧缩是个热门话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处在了自79年改革以来的十字口上，同时这场辩论对宏观经济学的许多学派思想提出了挑战。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近来举行了一次关于通货紧缩的“专题讨论会”，有四种不同的观点进行了辩论：林毅夫采用凯恩斯方法，他认为是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的改革热造成了92-94的过度投资，形成了大量过剩生产能力，而要走出通货紧缩最好的办法是“新农村运动”即政府投资于农材基础建设以启动农村需求。宋国青采用了货币主义方法，认为通货紧缩是由于货币增长率的下降导致的，并建议扩大货币供给。易纲从货币主义转向奥地利学派观点，认为货币机制可能是内生的，因为中国银行先后7次降息把利率从11%降到2.25% 却仍未能显著地启动投资，易纲认为，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和国有企业的微观经营机制是这次通缩的重要原因。海闻从国际贸易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东亚主要的出口竞争对手大幅贬值之后，人民币不贬值对98年，99年上半年的出口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出口增长率由97年的20.9%降至98年的0.5% ，对国内市场形成了供给冲击，另外“经济增长率的保八”政策使得国内一些已经过剩的生产能力继续发挥，存货增加。在通货紧缩部分抵消了人民币相对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后，99年下半年出口增长率重新回升。而陈平教授指出传统的微观基础理论和宏观的财政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上效果有限，他认为这次通缩主要是金融中介的问题，是“信用配给”导致了通货紧缩，。
陈平教授首先批评了以卢卡斯为首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微观基础理论，他们以为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是由微观企业和家庭的理性选择的涨落引发的。这种猜测是无根据的因为这违背大数定理。他认为经济系统并非是微观－宏观两层结构，而是微观一中间层次一宏观 三层结构。中间层次包括金融市场和产业组织，经济周期是由中间层次的内生不稳定性产生的，尤其是金融市场的波动。微观涨落加总引起的宏观波动和成正比，N为微观的个体数。以1980年的美国经济为例，当时有8千万个家庭，有3百万家企业，微观引起的劳动力市场的波动比宏观波动少200－3000倍，而产品市场的波动比宏观波动少10－100倍，因此我们可以说，所谓的微观基础是没有理论的经验根据的。而金融市场的波动只比宏观波动少2－60倍。
陈平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在金融市场。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垄断了金融市场，
97年，四大银行占银行总资产的70.1%，存款的64%，信贷的61.3%，而其它金融中介如信用社，非国有银行，他们的效率更高，但市场份额却少的多。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政府还相信金融改革的方向是打破垄断，放松管制，开放民营，加强竞争。但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片面地理解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在防范风险的名义下，加强垄断，集中风险，企图用大银行联合的办法，为进入WTO后与国外银行竞争作准备。这是个不好的倾向。因为四大国有银行仍未完全商业化，仍有政策负担。政府控制最后只会形成信贷配给的局面。在金融危机之前，各大银行都争着要信贷配额，而危机之后，他们又都争着把信贷配额还给中央银行，以防范风险。结果形成了银行中有大量存款，而企业却贷不到款的奇怪现象。
同时中国的三角债一直呈上升趋势，从91年的2500亿上升到97年的15000亿人民币，已相当于1/3的流动资金，由于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地方政府用不定期的推迟还债来投资基础建设（打白条），成为三角债的一个重要源头，加剧了信用危机。
因此，陈平教授认为要走出通货紧缩，除了传统的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外，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这次的压力进行大步的结构调整，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向私人和外国投资者开放金融市场，以及发展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等。
金甫春评论：
我认为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银行和金融部门的薄弱。
从需求面来说，国有银行系统的无效性导致个人消费和个人投资不能弥补政府消费，投资的下降，个人和社会保障的缺乏同时引起居民储蓄率的居高不下，金融部门的无效也阻碍了个人财富转化为实物和服务的市场需求。从供给面讲，银行和金融系统的问题是过剩生产能力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利率和价格都未能起到传递投资机会信息、融资成本信息的作用，从而不能促使企业及时调整生产，以适应市场需要。而在银行和金融市场完全有效的情况下，股票市场和银行都能有效的约束企业行为，制止许多企业的过度投资，从而阻碍全方位过剩生产能力的形成。
因此我认为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银行和金融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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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0-08-28 10:1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在NBER-CCER的第三届年会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做了题为《 2000年中国经济回顾》的报告，着重谈了通货紧缩和国有企业问题。 首先林教授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中国在这二十年中，GDP增长率达到了年平均9.7%，是同期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其次中国的经济更加开放了，过去二十年的国际贸易年增长率达到了14.6%，已成为大国中最开放的国家；再次，从购买力来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另外在这一次东南亚经济危机中，中国是唯一一个货币不贬值而且还保持了较高增长率的国家；最后，中国的技术水平已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仍有巨大的潜力保持其较高的增长率。然而，虽然有这么多成绩，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还面临着许多挑战：首先是当前面临着通货紧缩，同时GDP增长速度下降了；其次是我们的金融系统还很不完善，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帐、坏账比例还很高；三是腐败问题；四是国有企业的困难，许多大的国企经营不善，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第五是地区差异问题；第六是加入WTO以及全球化的挑战，加入WTO，我们将有更多的机会，但同时也将面对更多的冲击和挑战，最后是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将是长期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
对中国来说，维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年中国政府需要为城市创造8百万个新的工作机会，没有高的增长速度，这一目标很难实现。而且高速度使得补偿改革中的失利者更加可能，从而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另外低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引发政治斗争。由于这些原因，国家领导人对增长速度向来十分重视。
这一次增长速度的下降和通货紧缩相联系，因此引起了对通货紧缩的高度重视。中国政府从98年起就采取了多种办法来刺激需求，希望能走出通货紧缩。那么是什么引起了通货紧缩呢？是因为供给大于需求即过度供给，而中国这种过度供给是由于90年代初的过度投资造成的。1981至1985年，固定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为19.5%，1986至1990为16.5%。而1991至1995年，这一增长率猛增，达到了年平均36.9%。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对于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而言的超前系数来看，在1990前由于短缺经济，这一系数变化平缓，值也较小，但在91，92年后，这个值迅速提高。再从代表生产能力的固定资产净值的增长来看，在90年以前，它的增长率与消费的增长率还比较匹配，而91、92年后，固定资产净值的形成就开始迅速增长并超过了消费的增长。另外从产品来看，到95年，许多重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都在50%左右，例如彩色电视为46%，洗衣机为43%，空调为34%，而这种低利用率是过度投资的结果。
由于是生产能力过剩引起的通货紧缩，许多传统的政策手段可能就会失去有效性。例如，政府已采取了许多办法来刺激需求，货币政策方面增加货款供给，并从96年开始连续七次降息，到99年6月，一年期贷款利率只剩5.85%，仅为96的一半，一年期存款利率只有2.5%，但是实际效果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就在于：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情况下，企业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利率再低，企业也不敢贷款；同时企业开工不足，利润下降甚至可能破产，职工面临失业的危险，导致永久性收入预期下降，消费需求下降，同时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许多改革措施使居民增加储蓄倾向。政府刺激需求的另一种方法是财政政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以直接形成社会需求，中国政府在98年发行了1000亿人民币特别国债支持基础建设，99年发1100亿，今年已发行1千亿，还要再发行500亿，但是效果也不明显，主要是因为尽管这些国债相对于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20％－25%，但它只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
解决通货紧缩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时间，即通过时间来消耗过剩生产能力，并淘汰无竞争力的企业，但是如前面所说的，如果没有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整个社会将难以承受。第二种是设法找到或创造出一个巨大的社会需求来消耗掉过剩的生产能力。由于中国还处在转型阶段，还存在许多结构性的阻碍使得一些潜在需求难以实现，因此应努力消除消费和投资的结构性障碍以增加社会总需求。一个很重要的潜在消费需求是农村的消费需求。中国有70%的人口在农村地区，有2.3亿家庭在农村，但由于基础设施的限制，还有一个很大的具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没有办法实现。以耐用消费品为例，98年农村每百户居民彩电、冰箱，洗衣机三大件的拥有量分别为32.6，9.3，22.8，而城镇居民拥有量为105.4,76.1,90.6，而城乡收入差距不到3倍。如果以相同收入作比较，农村居民98年收入约相当于城镇居民91年收入，而98年的价格还不及91年价格的一半，但在91年城镇居民的家电拥有量已有彩电68.4，电冰箱48.7，洗衣机80.6，而。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确定存在着没有实现的潜在购买能力。但是农村的电网老旧，电压不稳，而且电价高昂，一般是城镇消费的3倍，5倍甚至10倍，许多农村地区收不到信号，有近一半的农村还没有自来水，这大大限制了农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因此如果政府能够对农村地区投资，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对刺激需求会产生很大的杠杆效应，而且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在投资方面，国内还存在许多对私人投资者的进入限制，消除这些限制有利于鼓励私人投资的增加。
一个有趣的现象：通常通货紧缩伴随着很低的增长率，而中国在有通货紧缩的同时还有较高的增长率，98年GDP增长率有7%。我们的解释是：通常的通货紧缩都是由需求的波动的引起的，比如因泡沫的破裂导致了消费的减少，或者因信贷紧缩导致了投资的减少，但中国这次的通货紧缩是由供给的波动即过渡投资引起的，而消费需求增长还正常，总投资需求也还在以较高的速度增长（非政府投资和政府投资），因此出现了物价水平的不断下降和GDP的较高速的增长并存的现象。
其余五个挑战是结构性问题，而其中前四个问题的根源都在国有企业。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利率不能市场化，而且银行的贷款70％以上贷给了国有企业，国企的经营不善又造成了大量呆坏帐。低利率和其它一些产品的低价格引起了大量腐败行为，同时也是导致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因为中西部的比较优势在初级农矿产品，而恰恰主要是农矿产品的价格被人为的压低，这样就相当于中西部在补贴东部。因此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解决国企的问题。
国有企业的改革从79年开始至今，从放权让利，到利改税，到拨改贷，到股份制，到最近的债转股，仍然收效甚微。改革的失败是因为没有抓住国企问题的根源。国企问题的根源在于由政策性负担造成的预算软约束，因为政策性负担会引起政策性亏损，又由于信息不对称，国家无法区分政策性亏损和经营亏损，所以只好承担责任，继续通过宏观政策的扭曲，通过补贴、优惠等给国企以保护，结果导致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这种政策性负担又分社会性负担和战略性负担。前者指冗员，养老和其他各种福利，而战略性负担指企业被指示生产一些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产品缺乏市场，没有竞争力，它导致企业自生能力差。
如果国企改革不解除政策性负担，创建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其他任何形式的改革都不能解决国企的根本问题。 对于社会性负担，我们可以通过下岗以及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而对于战略性负担，我们须将企业分类，
一类是那些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企业，国家可以用财政拨款给予补贴。
一类是产品没有市场，没有潜力的企业。这类企业就应允许鼓励其转产。
还有一类是那些产品有较大市场份额，效益比较好的国企，应鼓励其通过合资或海外上市利用更多的海外资金。
对于当前讨论很多的“债转股是否是一次免费的午餐”的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债转股本身不能消除国企政策性负担，但是债转股可以为消除政策性负担提供一段较为宽松的软时间约束，因为债务融资方式对企业施加的支付清偿的时间约束要硬于股份融资。因此必须在债转股的同时，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债转股的作用。
通货紧缩、信贷配给和结构调整
陈平教授在NBER-CCER会上做了题为“通货紧缩，信贷配给和结构调整”的报告，他首先指出中国的通货紧缩是个热门话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处在了自79年改革以来的十字口上，同时这场辩论对宏观经济学的许多学派思想提出了挑战。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近来举行了一次关于通货紧缩的“专题讨论会”，有四种不同的观点进行了辩论：林毅夫采用凯恩斯方法，他认为是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的改革热造成了92-94的过度投资，形成了大量过剩生产能力，而要走出通货紧缩最好的办法是“新农村运动”即政府投资于农材基础建设以启动农村需求。宋国青采用了货币主义方法，认为通货紧缩是由于货币增长率的下降导致的，并建议扩大货币供给。易纲从货币主义转向奥地利学派观点，认为货币机制可能是内生的，因为中国银行先后7次降息把利率从11%降到2.25% 却仍未能显著地启动投资，易纲认为，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和国有企业的微观经营机制是这次通缩的重要原因。海闻从国际贸易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东亚主要的出口竞争对手大幅贬值之后，人民币不贬值对98年，99年上半年的出口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出口增长率由97年的20.9%降至98年的0.5% ，对国内市场形成了供给冲击，另外“经济增长率的保八”政策使得国内一些已经过剩的生产能力继续发挥，存货增加。在通货紧缩部分抵消了人民币相对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后，99年下半年出口增长率重新回升。而陈平教授指出传统的微观基础理论和宏观的财政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上效果有限，他认为这次通缩主要是金融中介的问题，是“信用配给”导致了通货紧缩，。
陈平教授首先批评了以卢卡斯为首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微观基础理论，他们以为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是由微观企业和家庭的理性选择的涨落引发的。这种猜测是无根据的因为这违背大数定理。他认为经济系统并非是微观－宏观两层结构，而是微观一中间层次一宏观 三层结构。中间层次包括金融市场和产业组织，经济周期是由中间层次的内生不稳定性产生的，尤其是金融市场的波动。微观涨落加总引起的宏观波动和成正比，N为微观的个体数。以1980年的美国经济为例，当时有8千万个家庭，有3百万家企业，微观引起的劳动力市场的波动比宏观波动少200－3000倍，而产品市场的波动比宏观波动少10－100倍，因此我们可以说，所谓的微观基础是没有理论的经验根据的。而金融市场的波动只比宏观波动少2－60倍。
陈平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在金融市场。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垄断了金融市场，
97年，四大银行占银行总资产的70.1%，存款的64%，信贷的61.3%，而其它金融中介如信用社，非国有银行，他们的效率更高，但市场份额却少的多。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政府还相信金融改革的方向是打破垄断，放松管制，开放民营，加强竞争。但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片面地理解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在防范风险的名义下，加强垄断，集中风险，企图用大银行联合的办法，为进入WTO后与国外银行竞争作准备。这是个不好的倾向。因为四大国有银行仍未完全商业化，仍有政策负担。政府控制最后只会形成信贷配给的局面。在金融危机之前，各大银行都争着要信贷配额，而危机之后，他们又都争着把信贷配额还给中央银行，以防范风险。结果形成了银行中有大量存款，而企业却贷不到款的奇怪现象。
同时中国的三角债一直呈上升趋势，从91年的2500亿上升到97年的15000亿人民币，已相当于1/3的流动资金，由于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地方政府用不定期的推迟还债来投资基础建设（打白条），成为三角债的一个重要源头，加剧了信用危机。
因此，陈平教授认为要走出通货紧缩，除了传统的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外，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这次的压力进行大步的结构调整，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向私人和外国投资者开放金融市场，以及发展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等。
金甫春评论：
我认为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银行和金融部门的薄弱。
从需求面来说，国有银行系统的无效性导致个人消费和个人投资不能弥补政府消费，投资的下降，个人和社会保障的缺乏同时引起居民储蓄率的居高不下，金融部门的无效也阻碍了个人财富转化为实物和服务的市场需求。从供给面讲，银行和金融系统的问题是过剩生产能力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利率和价格都未能起到传递投资机会信息、融资成本信息的作用，从而不能促使企业及时调整生产，以适应市场需要。而在银行和金融市场完全有效的情况下，股票市场和银行都能有效的约束企业行为，制止许多企业的过度投资，从而阻碍全方位过剩生产能力的形成。
因此我认为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银行和金融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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