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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0年第74期(总第206期) 农民收入和消费增长论坛 （一）
发布日期：2000-10-23 10:3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0年10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之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做了题为“中国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的讲座，现摘要如下。2000年10月17日，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家农调队联合组织的“农民收入和消费增长论坛”在北京大学交流中心第二会议室举行。中财办副主任段应碧、原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农经学会会长杨雍哲、国家统计局局长朱之鑫、国务院经研中心农村部部长陈锡文、农业部法规司司长杜鹰、农业部农研中心主任柯炳生、农调总队总队长朱向东等政府官员以及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陆学艺、人民大学教授严瑞珍、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中国社科院农发所所长张小山、经济所李实研究员、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徐滇庆等多位国内外经济界专家和学者应邀参加会议并做了发言。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主持，段应碧、杨雍哲和朱之鑫在主报告之前讲了话。
主报告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盛来运处长所做的“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研究”，第二部分由姚洋和荣昭代表农调总队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做的“农村公共品的提供与农村耐用消费品需求”。本期简报收录第一个报告的内容和讨论，下期简报报道第二个报告的内容和讨论。盛来运的报告指出，近年来农民收入徘徊不前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农业收入的下降。这是因为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占到了52％，因此随着粮食价格的下降，农民收入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趋缓是农民收入增长不快的另一个原因。以前农民还可以靠在乡镇企业打工获得一部分非农收入，但是现在由于乡镇企业本身的发展出现问题，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不但没有增强，反而有了很大的下降，这也对农民收入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现在看来，农业已经很难再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由于耕地面积的限制，目前我国的粮食产量已经很难有大的增长。而且，加入WTO之后，粮食价格的上涨空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对粮食实行保护价格收购的政策也无法继续下去。另外，尽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还会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会太大，这也会抑制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一种思路，但是尽管它会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是不能对它在使农民增收方面所起的作用有过高的期望。我国的耕地面积有限，而且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又有70％以上的土地用来耕种粮食，这就使得只有很少一部分土地能够用来播种经济作物，极大地限制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同时，由于农业价格调控机制还很不完善，优质作物的价格与一般作物的价格难以拉开距离。比如说，优质小麦只比一般小麦贵2分钱，很难推动农民种优质作物。推广良种的另一个问题是部分被推广的产品经常出现供过于求。从目前的市场情况看，蔬菜的种植已基本达到了供求平衡，如果继续推广很可能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最后，也是各国结构调整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结构调整需要的成本高、投入大、产品增收的压力很大，它的效果究竟如何还很难说。当然，进行农业结构调整无疑是正确的选择，如果不坚持这样做，农业收入可能会有更大的下降。但与此同时，寻找一条能够帮助农民有效提高收入的道路也是非常必要的。
一般而言，存在着如下等式：农民平均收入=(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农业人口。当前，农业收入的增长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要增加农民收入可行的办法只有增加非农收入，或减少农业人口，也就是说要发展非农产业和进行城市化建设。概括地说，我们对目前形势的判断是只有把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发展新的产业和新的城市，才能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农村的综合发展问题。报告完毕之后，三位与会专家做了评论。
陈锡文：
在整个“八五”期间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下降了，而在最近的三年里（1998、1999和2000）农民农业收入的绝对量也在下降，这说明农业产业自身的发展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而盛来运的报告也指出，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满足群众的需求，对于从整体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帮助不大。正常情况下，粮食的播种面积在3％左右波动，也就是说，中国的耕地面积大概是在17－18.5亿亩之间。把波动的原因单纯归结为粮食安全和政府行政是不全面的：一方面，播种面积要受粮食市场价格的影响，粮价下降自然会促使农民减少种植面积；另一方面，由于资源配置的问题，农民不知道在调整出来的土地上种什么，结果出现土地撂荒，在农村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所以说，农业结构调整不能局限于让农民种一些经济作物，同时还要进行配套的市场价格体制和资源配置体制改革。
当前农村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沉重的农民负担造成了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停滞。现实是一方面农民的收入上不去，另一方面农民的负担又下不来。发展非农产业、进行城市化是很好的建议，可实现这些都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无法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困难。事实证明，粮食增产和提价对于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有限，看来只有直接减少农民负担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樊纲：
盛来运的报告主要是从资源的稀缺程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但如果从需求角度来看，也许会得到一些新的认识。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经济增长已经不是靠农业来推动了，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也会下降。此时，农民的收入增长也不再依靠产量增长，而是要依靠单位农户经营的土地规模的增长。而土地规模的增长又要依靠其它农户从农业生产领域中退出，因此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
过去，农村工业化重要是靠乡镇企业的推动，然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能力过剩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暴露了出来。由于农村没有居住的聚集效应，基础设施单位投入的就业制造能力在农村要比城市低得多，而且服务业也无法发展起来。这就决定了农村经济的产业化不可能单纯依靠农村工业来完成。只有与城市化相结合，让农民进城、发展大城镇才能解决问题。这里我们要强调城市化发展的方向是大城市而不是小城市，原因在于人口在200万－400万之间的大城市在基础设施投资利用方面效率最高。因此，如果国家要解决农村的问题就应当把资源投入到城市、投入到工业中来。
目前实现农村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农民收入低、农村基础设施差，这其中主要的困难是前者。在这样的条件下，按照目前的农村人口来推动农村现代化是不可能，要有发展的观点，要把农村现代化和农村人口转移结合起来。在此过程中，仅仅依靠国家投入是不够的，还要利用农民自己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把农民自己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张小山：
从对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观察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农村的发展要立足于不断地深化改革。现在谈农村问题，讲发展的多，讲改革的少。然而，要为改变农村的面貌创造条件就必须进行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目前中央确定农业产业调整的政策，本身就是对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形势的一种应对措施，就是在深化改革。我们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发育以农民作为主体的市场机制；建立由政府部门和农民组织共同参与的农产品价格决定机制；实现城乡互通，改革户籍制度；具体落实科技、教育相结合的农村发展战略，实现农村的各种优势互补。需要强调的是，解决群众反应最为强烈的农民负担问题也要靠深化改革。造成农民负担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体制的扭曲和财政体制的不健全，这一切只有通过继续深化改革，促进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才能最终得以解决。三位专家评论结束之后，又有几位专家做了补充。
徐滇庆：
刚才报告中提到中国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其实符合这一点的只是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对于水果、蔬菜来说，情况并不是这样。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种植经济作物，在国际竞争中还是有优势的。另外，国际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波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今天价格高并不意味着以后价格还会高，所以报告中的有些结论似乎还值得推敲。最后，针对樊纲刚才的评论我想做一点补充，从我对苏南经济发展的了解看，江阴、无锡和常州三地已经结合成了一个很大的城市群，这似乎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城市化，值得我们考虑和深思。严瑞珍：
对于农业发展我们提出过很多思路，但是农业的规模经营始终没有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进行的也不是很顺利。而现在提出的发展城市化和非农经济似乎也不是很容易实现。其实，农业的发展经验在西方现代化历史中是现成的，可为什么在中国推行起来就这样步履维艰。农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积累要依靠一批从小生产者分离出来的中产阶级，他们有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愿望和实力，这个条件在中国却还不成熟。可见，我们还有很多课要补，我也实在担心奋斗了这么多年的农村改革究竟能不能取得成功。
目前的问题是，粮食安全的政策还值不值得坚持，在加入WTO之后，我们还用不用把74％的土地都用来耕种粮食？其实，只要坚持比较优势的发展思路，农村的产业结构还是有优势的。只要把土地解放出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结合农村广大的市场需求，农业还是大有可为的。陆学艺：
目前农村问题的根源在城市，具体地说，就在于不合理的财政体制。94年的分税制财政改革加强了中央财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但是它只是规定了中央和省一级的财政关系，却没有规定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结果是省里也和市里搞财政包干，市里又和县里搞包干，这样逐级包下去，好的财源全被上级政府拿走，负担全由地方背了起来。现在地级以上的行政单位发工资都没有问题，而50－60％的县政府和75％的乡政府发工资都有问题，相当一部分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形势已经相当严峻了。这种情况之下，乡政府为了发工资当然要找财源，而农民就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
说到底，关键在于农村和城市发展的不平衡，这也是一种“一国两制”。现在是中央、省和地级市的财政很宽裕，连延安都盖起了四星级的酒店，而乡镇政府背债严重，三分之二的乡镇政府拖欠民办教师的工资。当务之急是减轻农民负担，国防和教育都是国家的事，不要再让农民出钱了。同时，不合理的财政体制要改得更加公平，要照顾到基层政府机构的利益。消除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此过程中不改革户籍制度，城市化只能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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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0-10-23 10:3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0年10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之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做了题为“中国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的讲座，现摘要如下。2000年10月17日，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家农调队联合组织的“农民收入和消费增长论坛”在北京大学交流中心第二会议室举行。中财办副主任段应碧、原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农经学会会长杨雍哲、国家统计局局长朱之鑫、国务院经研中心农村部部长陈锡文、农业部法规司司长杜鹰、农业部农研中心主任柯炳生、农调总队总队长朱向东等政府官员以及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陆学艺、人民大学教授严瑞珍、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中国社科院农发所所长张小山、经济所李实研究员、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徐滇庆等多位国内外经济界专家和学者应邀参加会议并做了发言。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主持，段应碧、杨雍哲和朱之鑫在主报告之前讲了话。
主报告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盛来运处长所做的“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研究”，第二部分由姚洋和荣昭代表农调总队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做的“农村公共品的提供与农村耐用消费品需求”。本期简报收录第一个报告的内容和讨论，下期简报报道第二个报告的内容和讨论。盛来运的报告指出，近年来农民收入徘徊不前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农业收入的下降。这是因为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占到了52％，因此随着粮食价格的下降，农民收入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趋缓是农民收入增长不快的另一个原因。以前农民还可以靠在乡镇企业打工获得一部分非农收入，但是现在由于乡镇企业本身的发展出现问题，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不但没有增强，反而有了很大的下降，这也对农民收入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现在看来，农业已经很难再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由于耕地面积的限制，目前我国的粮食产量已经很难有大的增长。而且，加入WTO之后，粮食价格的上涨空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对粮食实行保护价格收购的政策也无法继续下去。另外，尽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还会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会太大，这也会抑制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一种思路，但是尽管它会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是不能对它在使农民增收方面所起的作用有过高的期望。我国的耕地面积有限，而且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又有70％以上的土地用来耕种粮食，这就使得只有很少一部分土地能够用来播种经济作物，极大地限制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同时，由于农业价格调控机制还很不完善，优质作物的价格与一般作物的价格难以拉开距离。比如说，优质小麦只比一般小麦贵2分钱，很难推动农民种优质作物。推广良种的另一个问题是部分被推广的产品经常出现供过于求。从目前的市场情况看，蔬菜的种植已基本达到了供求平衡，如果继续推广很可能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最后，也是各国结构调整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结构调整需要的成本高、投入大、产品增收的压力很大，它的效果究竟如何还很难说。当然，进行农业结构调整无疑是正确的选择，如果不坚持这样做，农业收入可能会有更大的下降。但与此同时，寻找一条能够帮助农民有效提高收入的道路也是非常必要的。
一般而言，存在着如下等式：农民平均收入=(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农业人口。当前，农业收入的增长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要增加农民收入可行的办法只有增加非农收入，或减少农业人口，也就是说要发展非农产业和进行城市化建设。概括地说，我们对目前形势的判断是只有把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发展新的产业和新的城市，才能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农村的综合发展问题。报告完毕之后，三位与会专家做了评论。
陈锡文：
在整个“八五”期间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下降了，而在最近的三年里（1998、1999和2000）农民农业收入的绝对量也在下降，这说明农业产业自身的发展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而盛来运的报告也指出，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满足群众的需求，对于从整体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帮助不大。正常情况下，粮食的播种面积在3％左右波动，也就是说，中国的耕地面积大概是在17－18.5亿亩之间。把波动的原因单纯归结为粮食安全和政府行政是不全面的：一方面，播种面积要受粮食市场价格的影响，粮价下降自然会促使农民减少种植面积；另一方面，由于资源配置的问题，农民不知道在调整出来的土地上种什么，结果出现土地撂荒，在农村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所以说，农业结构调整不能局限于让农民种一些经济作物，同时还要进行配套的市场价格体制和资源配置体制改革。
当前农村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沉重的农民负担造成了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停滞。现实是一方面农民的收入上不去，另一方面农民的负担又下不来。发展非农产业、进行城市化是很好的建议，可实现这些都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无法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困难。事实证明，粮食增产和提价对于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有限，看来只有直接减少农民负担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樊纲：
盛来运的报告主要是从资源的稀缺程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但如果从需求角度来看，也许会得到一些新的认识。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经济增长已经不是靠农业来推动了，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也会下降。此时，农民的收入增长也不再依靠产量增长，而是要依靠单位农户经营的土地规模的增长。而土地规模的增长又要依靠其它农户从农业生产领域中退出，因此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
过去，农村工业化重要是靠乡镇企业的推动，然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能力过剩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暴露了出来。由于农村没有居住的聚集效应，基础设施单位投入的就业制造能力在农村要比城市低得多，而且服务业也无法发展起来。这就决定了农村经济的产业化不可能单纯依靠农村工业来完成。只有与城市化相结合，让农民进城、发展大城镇才能解决问题。这里我们要强调城市化发展的方向是大城市而不是小城市，原因在于人口在200万－400万之间的大城市在基础设施投资利用方面效率最高。因此，如果国家要解决农村的问题就应当把资源投入到城市、投入到工业中来。
目前实现农村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农民收入低、农村基础设施差，这其中主要的困难是前者。在这样的条件下，按照目前的农村人口来推动农村现代化是不可能，要有发展的观点，要把农村现代化和农村人口转移结合起来。在此过程中，仅仅依靠国家投入是不够的，还要利用农民自己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把农民自己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张小山：
从对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观察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农村的发展要立足于不断地深化改革。现在谈农村问题，讲发展的多，讲改革的少。然而，要为改变农村的面貌创造条件就必须进行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目前中央确定农业产业调整的政策，本身就是对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形势的一种应对措施，就是在深化改革。我们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发育以农民作为主体的市场机制；建立由政府部门和农民组织共同参与的农产品价格决定机制；实现城乡互通，改革户籍制度；具体落实科技、教育相结合的农村发展战略，实现农村的各种优势互补。需要强调的是，解决群众反应最为强烈的农民负担问题也要靠深化改革。造成农民负担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体制的扭曲和财政体制的不健全，这一切只有通过继续深化改革，促进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才能最终得以解决。三位专家评论结束之后，又有几位专家做了补充。
徐滇庆：
刚才报告中提到中国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其实符合这一点的只是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对于水果、蔬菜来说，情况并不是这样。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种植经济作物，在国际竞争中还是有优势的。另外，国际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波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今天价格高并不意味着以后价格还会高，所以报告中的有些结论似乎还值得推敲。最后，针对樊纲刚才的评论我想做一点补充，从我对苏南经济发展的了解看，江阴、无锡和常州三地已经结合成了一个很大的城市群，这似乎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城市化，值得我们考虑和深思。严瑞珍：
对于农业发展我们提出过很多思路，但是农业的规模经营始终没有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进行的也不是很顺利。而现在提出的发展城市化和非农经济似乎也不是很容易实现。其实，农业的发展经验在西方现代化历史中是现成的，可为什么在中国推行起来就这样步履维艰。农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积累要依靠一批从小生产者分离出来的中产阶级，他们有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愿望和实力，这个条件在中国却还不成熟。可见，我们还有很多课要补，我也实在担心奋斗了这么多年的农村改革究竟能不能取得成功。
目前的问题是，粮食安全的政策还值不值得坚持，在加入WTO之后，我们还用不用把74％的土地都用来耕种粮食？其实，只要坚持比较优势的发展思路，农村的产业结构还是有优势的。只要把土地解放出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结合农村广大的市场需求，农业还是大有可为的。陆学艺：
目前农村问题的根源在城市，具体地说，就在于不合理的财政体制。94年的分税制财政改革加强了中央财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但是它只是规定了中央和省一级的财政关系，却没有规定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结果是省里也和市里搞财政包干，市里又和县里搞包干，这样逐级包下去，好的财源全被上级政府拿走，负担全由地方背了起来。现在地级以上的行政单位发工资都没有问题，而50－60％的县政府和75％的乡政府发工资都有问题，相当一部分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形势已经相当严峻了。这种情况之下，乡政府为了发工资当然要找财源，而农民就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
说到底，关键在于农村和城市发展的不平衡，这也是一种“一国两制”。现在是中央、省和地级市的财政很宽裕，连延安都盖起了四星级的酒店，而乡镇政府背债严重，三分之二的乡镇政府拖欠民办教师的工资。当务之急是减轻农民负担，国防和教育都是国家的事，不要再让农民出钱了。同时，不合理的财政体制要改得更加公平，要照顾到基层政府机构的利益。消除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此过程中不改革户籍制度，城市化只能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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