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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0年第82期(总第214期) 中国高等教育的效率和公平问题
发布日期：2000-11-23 11:1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0年11月3日下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生李文胜在致福轩作了题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效率和公平问题》的讲座。现摘要如下。中国要在2020年成为中等收入的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就需要更多接受过高层次教育的人才，这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机遇，同时也显露了诸多问题。中国的高等教育曾经走过一段弯路，但是从70年代末，特别是最近几年，扩张的非常迅速。到1998年，全国高校在校生人数从1949年的117,000人增长至3,409,000人；新生入学数从1949
在1987年以前，中国高校入学不收学费，政府反而给在校生补贴。但从1987年开始，中国高校开始了收费改革，到1997年，中国的高校全都开始收取学费。据估计，2000年高校平均学费为4000－6000元，住宿费平均为500－600元。而1998年人均GDP为6392元。学杂费（未包括书本等费用）占人均GDP的比例，保守估计，超过50%。这对于学生及其家庭而言是否过高？中国政府从1991年到1997年在教育上的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一直为2.5％。对教育支持充分与否的标准是什么？文献中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如“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认为充分的标准为8%）；政府教育支出占财政预算的比例（20%）；性别的平衡”等。中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较低，可见未达到要求。横向地看，中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18岁－22岁）在1996年为6%，而亚太地区平均的入学率为8%，世界平均为19%。这都表明中国并未能给高等教育以充分的支持。
在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中，其经济效率如何？高等教育效率一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高等院校是集科研、教育、公共服务于一身的部门，具体地度量其成本和收益是非常困难的。并且，高等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私人的消费，还会带来外部性。这都会带来度量上的困难。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高等教育的价值大致可以通过雇主支付给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的工资的增值体现出来。因此，高等教育的效率可以用高等教育带来的GDP的增值来表示。对中国教育效率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当前中国另一个与效率有关的问题是学生助学金的发放。中国对高校学生给与财政上的支持和贷款开始于1987年，以保证贫困学生能够负担得起高校的学杂费。1997年，当全国高校正式收取学杂费的时候，学生贷款也同时出现；在1999年，银行也开始大面积地给高校学生发放助学贷款。但是，与此相关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学生贷款数额过小，要求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还清贷款，审批手续复杂等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现有的学生贷款的效率。另一方面，助学贷款的偿还也将是一个问题。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助学贷款的换代率只有30－40％，因此都存在难以为续的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财政问题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公平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高校资源在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分布差异巨大。并且，在当前的中国高校入学体制下，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必须在各自的户口所在地申请入学。这意味着，参加高考的学生都面对同样的考卷，但是由于户口的原因，要面对不同的进入高校学习的机会。比如2000年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区的高校入学率超过了70%，而河北、安徽、山东和四川的高校入学率不到50%。跨省的竞争环境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基本上同一省内高考还算公平。可是在山东省，其入学也是根据地区划分的，这样，在不同的地区，也有着巨大的差别。根据2000年高考的数据，在山东同一省内，不同地区的高考分数差别最大为：文科81分，理科72分。这么大的分数差别意味着可能有许多学生仅仅是因为“出身”不好，就上不了大学。
对当前这种不同的高校升学机会有许多辩解。比如“不同地区中学的教育质量有很大差别”（中国青年报）。但是，这个说法是自相矛盾的：为什么教育质量高反而高考分数低呢？在北京、天津地区，最低分数线要比四川、贵州低很多。还有一种解释是，考高分地区的学生对高考比较适应。但是所有的考生都面临同样的制度安排、同样的考试，为什么那些低分地区的考生就不能适应高考呢？还有一种解释是，不同地区的高校资源不同，因此不同地区招生数就应该不一样。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如果地方高校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在当地多招生也情有可原。但是，像浙江大学这样的国家教委主管的高校，它在2000年的全部招生人数为6400人，而在浙江就招了4000人，这就很难用上述理由说明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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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0-11-23 11:1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0年11月3日下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生李文胜在致福轩作了题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效率和公平问题》的讲座。现摘要如下。中国要在2020年成为中等收入的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就需要更多接受过高层次教育的人才，这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机遇，同时也显露了诸多问题。中国的高等教育曾经走过一段弯路，但是从70年代末，特别是最近几年，扩张的非常迅速。到1998年，全国高校在校生人数从1949年的117,000人增长至3,409,000人；新生入学数从1949
在1987年以前，中国高校入学不收学费，政府反而给在校生补贴。但从1987年开始，中国高校开始了收费改革，到1997年，中国的高校全都开始收取学费。据估计，2000年高校平均学费为4000－6000元，住宿费平均为500－600元。而1998年人均GDP为6392元。学杂费（未包括书本等费用）占人均GDP的比例，保守估计，超过50%。这对于学生及其家庭而言是否过高？中国政府从1991年到1997年在教育上的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一直为2.5％。对教育支持充分与否的标准是什么？文献中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如“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认为充分的标准为8%）；政府教育支出占财政预算的比例（20%）；性别的平衡”等。中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较低，可见未达到要求。横向地看，中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18岁－22岁）在1996年为6%，而亚太地区平均的入学率为8%，世界平均为19%。这都表明中国并未能给高等教育以充分的支持。
在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中，其经济效率如何？高等教育效率一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高等院校是集科研、教育、公共服务于一身的部门，具体地度量其成本和收益是非常困难的。并且，高等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私人的消费，还会带来外部性。这都会带来度量上的困难。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高等教育的价值大致可以通过雇主支付给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的工资的增值体现出来。因此，高等教育的效率可以用高等教育带来的GDP的增值来表示。对中国教育效率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当前中国另一个与效率有关的问题是学生助学金的发放。中国对高校学生给与财政上的支持和贷款开始于1987年，以保证贫困学生能够负担得起高校的学杂费。1997年，当全国高校正式收取学杂费的时候，学生贷款也同时出现；在1999年，银行也开始大面积地给高校学生发放助学贷款。但是，与此相关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学生贷款数额过小，要求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还清贷款，审批手续复杂等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现有的学生贷款的效率。另一方面，助学贷款的偿还也将是一个问题。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助学贷款的换代率只有30－40％，因此都存在难以为续的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财政问题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公平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高校资源在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分布差异巨大。并且，在当前的中国高校入学体制下，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必须在各自的户口所在地申请入学。这意味着，参加高考的学生都面对同样的考卷，但是由于户口的原因，要面对不同的进入高校学习的机会。比如2000年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区的高校入学率超过了70%，而河北、安徽、山东和四川的高校入学率不到50%。跨省的竞争环境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基本上同一省内高考还算公平。可是在山东省，其入学也是根据地区划分的，这样，在不同的地区，也有着巨大的差别。根据2000年高考的数据，在山东同一省内，不同地区的高考分数差别最大为：文科81分，理科72分。这么大的分数差别意味着可能有许多学生仅仅是因为“出身”不好，就上不了大学。
对当前这种不同的高校升学机会有许多辩解。比如“不同地区中学的教育质量有很大差别”（中国青年报）。但是，这个说法是自相矛盾的：为什么教育质量高反而高考分数低呢？在北京、天津地区，最低分数线要比四川、贵州低很多。还有一种解释是，考高分地区的学生对高考比较适应。但是所有的考生都面临同样的制度安排、同样的考试，为什么那些低分地区的考生就不能适应高考呢？还有一种解释是，不同地区的高校资源不同，因此不同地区招生数就应该不一样。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如果地方高校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在当地多招生也情有可原。但是，像浙江大学这样的国家教委主管的高校，它在2000年的全部招生人数为6400人，而在浙江就招了4000人，这就很难用上述理由说明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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