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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1年第36期(总第258期) 发展战略和经济收敛
发布日期：2001-07-13 05:4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5月29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中心致福轩做了一个题为“发展战略和经济收敛”的讲座。在讲座中，他指出，一个国家的最优产业和技术结构由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东亚经济由于在产业和技术选择中较好地遵循了由它们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使得他们较易于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创造剩余、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而得以在较短时间内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以致发展绩效很差。从跨国的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证实了是否按照一国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技术对一国的经济是否收敛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有显著的影响。由于一国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决定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以提升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为发展政策的目标，创造条件引导企业在选择产业和技术时充分利用该国现有的比较优势，以最大限度地创造剩余增加积累，促进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这篇论文原是为今年5月14日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新设立的D. Gale Johnson年度讲座系列的首讲而做的，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这次林老师又在中心根据这篇论文做了一次讲座，以下是其讲座摘要：工业革命以后，世界逐渐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群体。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高、科技水平高、生活水平高，而发展中国家正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怎样赶上或大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一直是人们不断思索、实践的课题。但是，从二次大战以后至今，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和地区非常少，基本上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从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看，这个现实似乎难以理解。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发展中国赶上发达国家应该是资本积累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是外生给定的，因而每个国家技术相同；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发达国家资本多，资本的边际报酬低，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少，资本的边际报酬高。在这种状况之下，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的积极性较发达国家高，随着资本的积累，发展中国家应该趋同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但是这个理论未能很好解释经济现实。80年代芝加哥大学保罗·罗莫（Paul .Romer）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放宽了“技术外生给定”的假设。他们认为技术是内生的，是由经济主体内生选择的。发达国家为了经济增长需要不断的技术变迁，为此它们进行R&D投资、技术开发和积累人力资本，而这些投入是边际回报递增的。这个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经济可以持续增长并且拉大了同发展中国家的距离。这个理论的政策含义是，由于发展中国没有在R&D和人力资本上进行足够投资，它们不能赶上发达国家。然而，这个理论虽然可以解释发达国家经济何以可以继续增长，但是无法解释为何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可以赶上或大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其追赶阶段，人力资本、R&D等等的投资远远不如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因此这个理论也还需要进一步改进。近来又有些经济学家提出适用技术的理论。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用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资本积累比较高，用的是资本较密集的技术，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比较低，因此它们的适用技术是资本投入较少的技术。这个理论的政策含义是：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途径就是资本积累。但是这个理论有实证方面的问题，哈佛大学的丹尼·洛基克 (Dani Rodrik) 教授做的实证分析发现，人们无法区分是高储蓄导致高增长还是高增长导致高储蓄。同时，政府在加速资本积累中的作用如何，这个理论也说不清楚。
林毅夫教授认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技术创新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由于它们处在技术的最前沿，因而技术创新就是发明创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既可以自己发明创造，也可以引进国外的技术，后者对它们而言也是一种技术创新，而成本远低于自己发明创造。然而在所有文献中，人们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问题：什么是一国应当采用的技术选择路线。林毅夫教授认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优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因此，发展中国家在选择技术时必须按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来做决策。
一国的产业和技术是决定该国人均收入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如果一个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这就意味着要在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上赶上发达国家，而最优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是由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因此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重要的不是直接的以提高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为发展的目标，而应该是以提升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为政府发展政策的目标。但是现实中，大多数政府看到的只是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对人均收入和综合国力的决定作用，而没有意识到它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盲目追求技术和产业结构的提升，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制定的政策将会妨碍经济的发展。
而后，林教授为这个理论提供了一个微观基础。首先他定义了一个企业“自生能力（Viability）”的概念。如果一个处于自由竞争市场环境，具有正常管理水平的企业，无需依靠政府或外部补助就可以预期获得一个社会可接受的正常的利润水平，就称这个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它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生产是否能达到可能的最低成本水平，高于这个最低成本，它就会被淘汰。那么给定某一产品的等产量线以及这个社会等成本线，追求成本最小化的厂商就必须选择等成本线与等产量线几何切点对应的技术进行生产，才会达到最低成本，才会具有自生能力。等成本线的斜率决定于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而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又取决于这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结构当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稀缺性，因此，生产某种产品的最低成本技术最终由这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当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时，资本的相对价格高、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低，最低成本的技术是劳动力较密集的技术；反之，当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时，最低成本的技术是资本相对密集的技术。所以，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有自生能力，由这个企业所选择的技术是否和这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的结构的特性相一致而定。
林毅夫教授还特别强调，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高度相关但并非相同，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中两者都决定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但自生能力是从一个经济中企业的生存和获利能力角度来考察，而比较优势是从一个经济中各个产业的竞争力的角度来考察。同时，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不存在产业比较优势，但企业自生能力问题仍然存在，仍然由企业所选择的技术是否和这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的结构的特性相一致而定。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林毅夫教授讨论了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他首先将发展战略分为两类：一种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 following strategy：CAF）,政府帮助企业选择这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另一种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 defying strategy：CAD），政府人为刺激企业选择该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发展中的国家以建立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以赶超发达国家，即所谓的赶超战略，另外一种形式是发达国家为保护劳动就业，而保护一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这里林毅夫教授以赶超战略为例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一个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企业必将选择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技术才有自生能力。可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赶超的思想下，决定大力发展了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该国的要素禀赋决定了这些产业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这种做法是一种政策决定，对于政府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而言是一种政策性负担，因为如果让企业自由选择的话，它不会选择在这种没有自生能力的领域进行发展。当企业背负政策性负担时，政府必须给予企业政策性的扶持，包括税收优惠、要素价格扭曲等等方式。在这种状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分清政策性负担所引起的亏损和企业自身经营所引起的亏损，政府只好把所有亏损的责任都承担起来，而使企业有了软预算约束。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会很低，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会很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无法向发达国家收敛。这些问题在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及《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中有详细讨论。
反过来讲，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AF），那么，在竞争的市场中，它将最有竞争力，将会有最大的资本回报率，拥有最大的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最快，就能最快地赶上发达国家。采取这种战略需要几个条件。首先，要素的相对价格必须充分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中才能如此。政府的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维护市场的充分竞争。其次，在比较优势战略下，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会很快，企业必须做出相应的产业和技术的升级，而产业和技术的升级必须克服信息、协调和外部性的问题。政府可以用制定产业政策的方式来协助企业克服这些问题。还有，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经常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安排。这里14世纪中叶谷登堡活版印刷的发明是一个例子。早期书本是人工抄写的，出版商是在接到订单，收到定金后才雇人抄书，而活版印刷的出现是一种产业/技术升级。活版印刷首先需要买铅制造字模，这就是涉及资本投入及金融安排的问题；其次，排一次版不是只印几本，必须要保证所印的书籍可以卖出去，这就涉及存货管理，资金占用及市场营销渠道的问题；第三，如果排了版，另外一家出版社排版就会非常容易，这又涉及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可见，技术/产业升级经常需要一系列的新的制度安排的配合，单个企业很难把这些变动都内部化，上述举的谷登堡后来因为资金周转不灵而破产了，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时，政府也必须在提供合适的制度安排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和符合比较优势的战略下，都可以有产业政策，不同点在于产业政策所要推动的产业是否符合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比较几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汽车产业政策的成败最能说明这点。中国与印度、日本、韩国等分别在5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和1970中期分别采取了这一个产业政策。日本非常成功，韩国的汽车在国际上有许多出口，但三家汽车制造厂已经倒闭了两家，第三家也岌岌可危，中国和印度则是非常失败。原因何在呢？如果观察这些国家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答案自然而然就出来了。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人均收入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按1990年时的美元价格计算，1965年时，日本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5771美元，当时已经超过美国人均收入14017美元的40%。汽车产业在1960年代已经是相对成熟的产业，在这个时候，日本将产业升级到汽车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在60年代中，日本提出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日本通产省只支持两家企业：日产和丰田。当时的日本政府是反对像本田、三菱、马兹达等企业进入汽车产业。但是这些企业当时违反日本政府的政策，在没有任何支持的情况下进入了汽车产业，而且都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这个故事反过来证明了，当时日本的产业政策是符合比较优势的。韩国在1970年代中提出自己的汽车产业政策时，它的人均收入只有日本的1/3，美国的1/5。这时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汽车产业还相距甚远。在这种状况之下，韩国的政府给予汽车企业很大的政策扶持，如优惠的贷款、对国外汽车进口征收高关税等等。虽然韩国的三家汽车企业建立了起来，它并不符合比较优势，命里注定现在韩国汽车业的窘境。反过来看中国和印度汽车产业政策的失败，就更容易理解了。1950年代中时，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分别只有美国的1/12和1/15。在这个条件下发展汽车产业根本就是违反了比较优势。
林毅夫教授进一步列举了他的比较优势理论的一系列推论，它们都是可以检验的：
第一、 不同的发展战略下资本积累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按照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AF），企业更有竞争力，资金的回报率更高，储蓄的意愿更高，要素禀赋结构提升速度更快。反之，如果违反比较优势的话（CAD），创造的剩余比较少，资金被扭曲的价格低，人们储蓄的意愿也低，因此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就慢。
第二、 从技术转移的角度来看，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AF）和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相比，所要引进的技术和现有的技术较接近，学习成本较低，而且，技术引进的成本也会较低，技术升级会较顺利。
第三、 理论界对开放的利弊一直争论不休，在林老师的理论框架下，这个问题就很好理解了，一个经济的开放程度应该是内生决定的。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决定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战略，没有优势的就应该进口，有优势的就出口，这样，开放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而如果违反比较优势，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进口替代型的违背比较优势：那些资本密集的产品本来应该进口，但是在赶超思想下却决定自己生产，进口就会减少。而且，有限的资本资源大多用于生产非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出口就会减少，所以，经济变成内向型，经济的发展也会因为违反比较优势而绩效很差。另外一种情形，以韩国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的国家，鼓励企业生产资本密集的产品出口，由于不具有比较优势，该类产业的回报相对就比较低，这也同样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绩效和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因此，不是越开放越好。
第四、 关于宏观的稳定性问题。如果按照比较优势，企业竞争力强，整个经济的体质好，资本积累相对快，对外部的资金依赖性小，这样宏观状况应该比较稳定。反之，稳定性就弱。
第五、 收入的分配问题。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战略，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意味着创造的就业机会少，只拥有劳动力的贫穷人口的收入就难提高，这样收入的分配就会很不平均。
第六、 关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之间关系的问题。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当物资资本相对丰富，技术/产业结构水平高，技术/产业运行和进一步的升级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就越大，要求的人力资本就越多。反过来，在物质资本相对低时，过高的人力资本的投资，会使拥有高人力资本的人才在国内无用武之地，而使人才流失到拥有高物质资本的发达国家，成为教育的过度的投资。实际上，人们在做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回归分析时经常发现一种负相关的关系，用上述理来论解释就不难理解了。以上所说都是一些可以模型化并进行检验的假说，林毅夫教授的许多博士研究生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也很欢迎大家对此进行研究。在这个讲座中，他介绍了自己对该理论的一个检验：检验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与否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与否的关系。他以一个国家制造业人均资本密度和整个经济人均资本密度的比率作为一个国家的技术选择指标，然后，用实际的技术选择指标和按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的技术选择指标之差来衡量该国是否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过多方面计量检验发现，如果技术选择正确，即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的话，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向发达国家的水平收敛是可以实现的。
最后，林毅夫教授总结：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想赶上发达国家，最重要的是采用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Get the strategy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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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1-07-13 05:4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5月29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中心致福轩做了一个题为“发展战略和经济收敛”的讲座。在讲座中，他指出，一个国家的最优产业和技术结构由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东亚经济由于在产业和技术选择中较好地遵循了由它们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使得他们较易于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创造剩余、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而得以在较短时间内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以致发展绩效很差。从跨国的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证实了是否按照一国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技术对一国的经济是否收敛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有显著的影响。由于一国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决定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以提升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为发展政策的目标，创造条件引导企业在选择产业和技术时充分利用该国现有的比较优势，以最大限度地创造剩余增加积累，促进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这篇论文原是为今年5月14日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新设立的D. Gale Johnson年度讲座系列的首讲而做的，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这次林老师又在中心根据这篇论文做了一次讲座，以下是其讲座摘要：工业革命以后，世界逐渐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群体。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高、科技水平高、生活水平高，而发展中国家正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怎样赶上或大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一直是人们不断思索、实践的课题。但是，从二次大战以后至今，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和地区非常少，基本上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从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看，这个现实似乎难以理解。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发展中国赶上发达国家应该是资本积累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是外生给定的，因而每个国家技术相同；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发达国家资本多，资本的边际报酬低，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少，资本的边际报酬高。在这种状况之下，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的积极性较发达国家高，随着资本的积累，发展中国家应该趋同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但是这个理论未能很好解释经济现实。80年代芝加哥大学保罗·罗莫（Paul .Romer）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放宽了“技术外生给定”的假设。他们认为技术是内生的，是由经济主体内生选择的。发达国家为了经济增长需要不断的技术变迁，为此它们进行R&D投资、技术开发和积累人力资本，而这些投入是边际回报递增的。这个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经济可以持续增长并且拉大了同发展中国家的距离。这个理论的政策含义是，由于发展中国没有在R&D和人力资本上进行足够投资，它们不能赶上发达国家。然而，这个理论虽然可以解释发达国家经济何以可以继续增长，但是无法解释为何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可以赶上或大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其追赶阶段，人力资本、R&D等等的投资远远不如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因此这个理论也还需要进一步改进。近来又有些经济学家提出适用技术的理论。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用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资本积累比较高，用的是资本较密集的技术，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比较低，因此它们的适用技术是资本投入较少的技术。这个理论的政策含义是：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途径就是资本积累。但是这个理论有实证方面的问题，哈佛大学的丹尼·洛基克 (Dani Rodrik) 教授做的实证分析发现，人们无法区分是高储蓄导致高增长还是高增长导致高储蓄。同时，政府在加速资本积累中的作用如何，这个理论也说不清楚。
林毅夫教授认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技术创新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由于它们处在技术的最前沿，因而技术创新就是发明创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既可以自己发明创造，也可以引进国外的技术，后者对它们而言也是一种技术创新，而成本远低于自己发明创造。然而在所有文献中，人们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问题：什么是一国应当采用的技术选择路线。林毅夫教授认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优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因此，发展中国家在选择技术时必须按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来做决策。
一国的产业和技术是决定该国人均收入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如果一个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这就意味着要在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上赶上发达国家，而最优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是由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因此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重要的不是直接的以提高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为发展的目标，而应该是以提升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为政府发展政策的目标。但是现实中，大多数政府看到的只是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对人均收入和综合国力的决定作用，而没有意识到它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盲目追求技术和产业结构的提升，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制定的政策将会妨碍经济的发展。
而后，林教授为这个理论提供了一个微观基础。首先他定义了一个企业“自生能力（Viability）”的概念。如果一个处于自由竞争市场环境，具有正常管理水平的企业，无需依靠政府或外部补助就可以预期获得一个社会可接受的正常的利润水平，就称这个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它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生产是否能达到可能的最低成本水平，高于这个最低成本，它就会被淘汰。那么给定某一产品的等产量线以及这个社会等成本线，追求成本最小化的厂商就必须选择等成本线与等产量线几何切点对应的技术进行生产，才会达到最低成本，才会具有自生能力。等成本线的斜率决定于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而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又取决于这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结构当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稀缺性，因此，生产某种产品的最低成本技术最终由这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当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时，资本的相对价格高、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低，最低成本的技术是劳动力较密集的技术；反之，当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时，最低成本的技术是资本相对密集的技术。所以，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有自生能力，由这个企业所选择的技术是否和这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的结构的特性相一致而定。
林毅夫教授还特别强调，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高度相关但并非相同，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中两者都决定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但自生能力是从一个经济中企业的生存和获利能力角度来考察，而比较优势是从一个经济中各个产业的竞争力的角度来考察。同时，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不存在产业比较优势，但企业自生能力问题仍然存在，仍然由企业所选择的技术是否和这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的结构的特性相一致而定。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林毅夫教授讨论了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他首先将发展战略分为两类：一种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 following strategy：CAF）,政府帮助企业选择这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另一种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 defying strategy：CAD），政府人为刺激企业选择该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发展中的国家以建立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以赶超发达国家，即所谓的赶超战略，另外一种形式是发达国家为保护劳动就业，而保护一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这里林毅夫教授以赶超战略为例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一个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企业必将选择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技术才有自生能力。可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赶超的思想下，决定大力发展了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该国的要素禀赋决定了这些产业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这种做法是一种政策决定，对于政府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而言是一种政策性负担，因为如果让企业自由选择的话，它不会选择在这种没有自生能力的领域进行发展。当企业背负政策性负担时，政府必须给予企业政策性的扶持，包括税收优惠、要素价格扭曲等等方式。在这种状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分清政策性负担所引起的亏损和企业自身经营所引起的亏损，政府只好把所有亏损的责任都承担起来，而使企业有了软预算约束。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会很低，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会很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无法向发达国家收敛。这些问题在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及《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中有详细讨论。
反过来讲，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AF），那么，在竞争的市场中，它将最有竞争力，将会有最大的资本回报率，拥有最大的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最快，就能最快地赶上发达国家。采取这种战略需要几个条件。首先，要素的相对价格必须充分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中才能如此。政府的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维护市场的充分竞争。其次，在比较优势战略下，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会很快，企业必须做出相应的产业和技术的升级，而产业和技术的升级必须克服信息、协调和外部性的问题。政府可以用制定产业政策的方式来协助企业克服这些问题。还有，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经常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安排。这里14世纪中叶谷登堡活版印刷的发明是一个例子。早期书本是人工抄写的，出版商是在接到订单，收到定金后才雇人抄书，而活版印刷的出现是一种产业/技术升级。活版印刷首先需要买铅制造字模，这就是涉及资本投入及金融安排的问题；其次，排一次版不是只印几本，必须要保证所印的书籍可以卖出去，这就涉及存货管理，资金占用及市场营销渠道的问题；第三，如果排了版，另外一家出版社排版就会非常容易，这又涉及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可见，技术/产业升级经常需要一系列的新的制度安排的配合，单个企业很难把这些变动都内部化，上述举的谷登堡后来因为资金周转不灵而破产了，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时，政府也必须在提供合适的制度安排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和符合比较优势的战略下，都可以有产业政策，不同点在于产业政策所要推动的产业是否符合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比较几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汽车产业政策的成败最能说明这点。中国与印度、日本、韩国等分别在5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和1970中期分别采取了这一个产业政策。日本非常成功，韩国的汽车在国际上有许多出口，但三家汽车制造厂已经倒闭了两家，第三家也岌岌可危，中国和印度则是非常失败。原因何在呢？如果观察这些国家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答案自然而然就出来了。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人均收入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按1990年时的美元价格计算，1965年时，日本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5771美元，当时已经超过美国人均收入14017美元的40%。汽车产业在1960年代已经是相对成熟的产业，在这个时候，日本将产业升级到汽车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在60年代中，日本提出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日本通产省只支持两家企业：日产和丰田。当时的日本政府是反对像本田、三菱、马兹达等企业进入汽车产业。但是这些企业当时违反日本政府的政策，在没有任何支持的情况下进入了汽车产业，而且都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这个故事反过来证明了，当时日本的产业政策是符合比较优势的。韩国在1970年代中提出自己的汽车产业政策时，它的人均收入只有日本的1/3，美国的1/5。这时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汽车产业还相距甚远。在这种状况之下，韩国的政府给予汽车企业很大的政策扶持，如优惠的贷款、对国外汽车进口征收高关税等等。虽然韩国的三家汽车企业建立了起来，它并不符合比较优势，命里注定现在韩国汽车业的窘境。反过来看中国和印度汽车产业政策的失败，就更容易理解了。1950年代中时，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分别只有美国的1/12和1/15。在这个条件下发展汽车产业根本就是违反了比较优势。
林毅夫教授进一步列举了他的比较优势理论的一系列推论，它们都是可以检验的：
第一、 不同的发展战略下资本积累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按照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AF），企业更有竞争力，资金的回报率更高，储蓄的意愿更高，要素禀赋结构提升速度更快。反之，如果违反比较优势的话（CAD），创造的剩余比较少，资金被扭曲的价格低，人们储蓄的意愿也低，因此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就慢。
第二、 从技术转移的角度来看，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AF）和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相比，所要引进的技术和现有的技术较接近，学习成本较低，而且，技术引进的成本也会较低，技术升级会较顺利。
第三、 理论界对开放的利弊一直争论不休，在林老师的理论框架下，这个问题就很好理解了，一个经济的开放程度应该是内生决定的。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决定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战略，没有优势的就应该进口，有优势的就出口，这样，开放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而如果违反比较优势，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进口替代型的违背比较优势：那些资本密集的产品本来应该进口，但是在赶超思想下却决定自己生产，进口就会减少。而且，有限的资本资源大多用于生产非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出口就会减少，所以，经济变成内向型，经济的发展也会因为违反比较优势而绩效很差。另外一种情形，以韩国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的国家，鼓励企业生产资本密集的产品出口，由于不具有比较优势，该类产业的回报相对就比较低，这也同样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绩效和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因此，不是越开放越好。
第四、 关于宏观的稳定性问题。如果按照比较优势，企业竞争力强，整个经济的体质好，资本积累相对快，对外部的资金依赖性小，这样宏观状况应该比较稳定。反之，稳定性就弱。
第五、 收入的分配问题。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战略，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意味着创造的就业机会少，只拥有劳动力的贫穷人口的收入就难提高，这样收入的分配就会很不平均。
第六、 关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之间关系的问题。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当物资资本相对丰富，技术/产业结构水平高，技术/产业运行和进一步的升级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就越大，要求的人力资本就越多。反过来，在物质资本相对低时，过高的人力资本的投资，会使拥有高人力资本的人才在国内无用武之地，而使人才流失到拥有高物质资本的发达国家，成为教育的过度的投资。实际上，人们在做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回归分析时经常发现一种负相关的关系，用上述理来论解释就不难理解了。以上所说都是一些可以模型化并进行检验的假说，林毅夫教授的许多博士研究生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也很欢迎大家对此进行研究。在这个讲座中，他介绍了自己对该理论的一个检验：检验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与否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与否的关系。他以一个国家制造业人均资本密度和整个经济人均资本密度的比率作为一个国家的技术选择指标，然后，用实际的技术选择指标和按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的技术选择指标之差来衡量该国是否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过多方面计量检验发现，如果技术选择正确，即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的话，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向发达国家的水平收敛是可以实现的。
最后，林毅夫教授总结：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想赶上发达国家，最重要的是采用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Get the strategy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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