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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1年第41期(总第263期) 企业转制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CCER-NBER第四次（2001年）年会简报之三
发布日期：2001-09-20 05:5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第四次年会（The 4th CCER-NBER Annual Conference）于2001年6月23－25日在北京召开。本简报报道会上有关企业转制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演讲。以下是简报摘要：
（十一）技术选择、生存能力以及企业绩效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人们都清楚企业的管理水平决定了企业的绩效，在这个报告中，林毅夫教授指出，企业的绩效同时取决于产业的选择和技术的选择，并且他以中国的数据检验了技术选择、产业选择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
首先，林毅夫教授定义了一个概念：viability。viability指的是一个企业在正常的管理之下，如果在一个自由的、开放的、竞争的市场当中，获得一个正常的利润水平，就称这个企业有viability。他指出，假设在一个开放、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它的生存成本就应该是它的最低成本，高于这个最低成本，它就会被淘汰。那么给定一个行业各个产品的等产值曲线以及每个行业的等产值线，追求成本最小化的厂商就会在等成本线和等产值线的切点进行生产，否则它就不会有生存能力了。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生产的产品、发展的产业都将由该国的资源禀赋内生决定。比如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相对丰富，这就意味着劳动力的价格相对较低，那么在一个竞争、开放的环境中，企业从自生能力角度考虑，会最终选择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和产业以使成本最小化。
在上述微观理论基础之上，林毅夫教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待检验的推论：企业的最优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是经济中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价格决定的，偏离最优的产业选择或技术选择将降低企业绩效，因为偏离最优产业或技术选择就意味着这个企业没有自生能力，那么其绩效必定是低下的。他以(K/L)/(w/r)作为技术选择指数（TCI technology choice index），衡量该国的技术选择情况，其中K衡量资本额，L衡量劳动力，w衡量工人的工资水平，r衡量利率水平。假设最优的TCI为TCI* ，则(TCI- TCI*)2 衡量着该国技术选择状况和最后技术选择状况的偏离。那么根据前面的理论，这个值应该与企业的利润率成反比，也就是说技术选择的偏离越远，企业的经营状况越差。将(TCI- TCI*)2展开，假设TCI*2为常数，如果以TCI和TCI2为解释变量，企业的利润率为被解释变量，则TCI的系数应该是正值，TCI2的系数为负值。
林毅夫教授使用1995年中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数据包括了30个省372个行业的信息。企业的利润率用两种指标衡量，一种情况是税前利润与资本总额的比值（计为PTRTA），另一种情况是税前利润中减去资本的机会成本再与资本额的比值（计为PETRTA），都分别进行了回归。同时在回归式的右端又加入几个解释变量：生产性固定资产在固定资产中的比例，计为PFAR，由于许多中国的国有企业都有着许多的学校、医院、托儿所等福利设施，因此PFAR这个变量衡量了企业的社会负担（social burden）；每一个企业资本的平均规模，计为ASC，它衡量着企业的规模效应；销售额与生产总值的比值，计为RSO，这个变量衡量着企业的管理水平；固定资产净值和固定资产总值的比值，计为AFA，最后这个变量衡量着企业资本的现代化程度，如果资本的现代化程度高，则企业的生产水平也就可能越高。林毅夫教授使用1995年中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对上式进行回归发现，无论在PTRTA的情况下还是在PETRTA的情况下，得到的结果正如理论所预见的那样，TCI的系数显著的为正，TCI2的系数显著的为负。这就表明，除了管理水平，企业的技术选择对利润率也是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十二）政府转制与民营化改革绩效
姚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随着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民营化的改革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根据最新的调查，中国当前80%的中小国有企业已经通过种种形式民营化了。但是这些民营化了的中小企业的表现却在各个地方有着巨大的差异。姚洋教授对比了苏南和广东顺德这两个地区的中小民营企业的表现，分析了政府在中国民营化中的作用。在这两个地区，80年代都以乡镇企业为主。在1992年，顺德率先进行了民营化的改革，苏南的民营化改革则相对较晚，开始于90年代中期。现在谈论起来，人们多认为苏南模式失败了。在苏南，问题之一是资产外流（asset flight）。企业的经理经常将资产转移到其他企业，以从中牟取私利。许多以前发展很好的产业现在都已退化成家庭作坊。而与此产生鲜明对照的是顺德的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的发展势头。在这里不禁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90年代后期这两个同在80年代快速发展的地区表现会有如此差别？
姚洋教授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governance改革上，这是由于这两个地区的governance改革的效果不同，导致了最终不同的结局。姚洋教授指出，governance改革和民营化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没有governance改革民营化就不可能获得成功。这里的governance指的是法治（rule of law）和管制的规范性（administrative regularity）。governance改革与政府改革（government reform）是不同的，精简的机构并不意味着拥有良好的governance，它可能还继续还收费等等。相反，大政府也可以比较廉洁，比如毛泽东时代的政府就很少有乱收费、集资等。
姚洋教授用一个数学模型对governance改革和民营化问题进行了研究。假设经济由一家企业、一个政客和一个企业家（或是经理人）组成。开始时企业是公有的，而后可以进行私有化改革。企业的收益与企业家的努力成正向关系，与政府的规模、掠夺强度（grabbing rate）成负向关系。企业的收益、政府规模、掠夺的强度都会给政客带来正的效用。governance改革就定义为减少grabbing rate，政府改革定义为减小政府规模。在上述情况下，姚洋教授证明，第一，如果政客承诺进行governance改革，那么民营化将是一个帕累托改进，政客、经理人和公众都会从中受益。其次，如果政府没有governance改革的承诺，那么就可能产生典型的动态不一致性问题（time-inconsistency）。由于不像民营化，governance改革是一个可逆转的（reversible）过程，因此在预期所有的可能后，对于经理人和政客而言，民营化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第三，姚洋教授证明，对政客来说，存在一种承诺的机制确保governance改革。政府改革就可以作为一个承诺机制，这样就可以保证改革在时间上的一致性。
最后，姚阳教授结合上述理论简单分析了顺德民营化改革成功的原因。顺德在1993年开始了政府改革（government reform），这次改革是比较激进的，它砍掉了一半的政府机构和人员，转换了政府职能，增加了政府管理的透明度，同时增强了法治的建设。所有这些政府改革作为一个承诺机制，保证了顺德governance改革的一致性，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保证了顺德民营化改革的顺利进行，而民营化改革的成功所带来的受益又反过来继续促进顺德政府进一步进行政府改革和governance改革。
（十三）中国民营经济的董事会结构和作用
梁能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人们基本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董事会结构（board structure）是很重要的，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最优的董事会结构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外部人控制（outsider dominance）好还是内部人控制（insider dominance）好，一直就没有一个共识。这方面有许多的经验研究，有些研究认为外部人控制与企业表现有正向的关系，有的研究认为是负向关系，又有的认为没有关系。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的结果，原因可能是度量的困难：这里涉及内生性问题（endogeneity）、噪声的问题（noise）等等；也可能是由于外部人控制导致了一些意外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使得研究结果发生偏离。梁能教授通过一个改进的模型研究了董事局结构与公司表现的关系，并且调查了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董事会的表现。在中国，民营经济在1978年以前是完全被禁止的。改革开放后，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截至1999年，占中国GDP的比重已达46.9%，民营部门雇佣的劳动力占全部工业劳动力的15.65%。根据1999年6月的数据，上海的民营企业已达11万家，投资者达到20万人，雇佣的劳动力达到93万人，99年1月至6月的销售额达到70亿美元，注册资本达到96亿美元，其中有限公司比重占到85%，合伙企业比重占到14%。
以前的文献在研究董事会时一般考察它的下述几个作用：监管（monitoring）、提议（advise）和作为一个资源（serve as resource）。因为上海的民营企业主一般说来即是该企业的拥有者又是管理者，因此梁能教授在这项研究中忽略了董事会的监管作用。结合董事会的作用，他分析了董事会结构和企业表现的绩效，指出：第一、如果董事会更多的是一种象征的意义（stewardship），则民营企业的董事会更愿意采纳内部人控制的结构；如果董事会的advise和resource的作用更重要的话，那么民营企业更愿意采取外部人控制的结构。第二、如果command life effectiveness更重要，则民营企业更愿意让CEO和董事长结合起来；如果董事会的advise和resource的作用更重要的话，那么民营企业倾向于将CEO和董事长分离开。第三、如果command life effectiveness更重要，则小的民营企业中的duality有助于企业的发展；如果董事会的advise和resource的作用更重要的话。
数据的样本来源于上海私有企业联合会（Shanghai Association of Private Firms），调查人员对SAPE的最大的500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回收228份。在这里用资产回报率与同行业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绩效，并且定义如果外部人的数量占整个董事会人数的比值超过2/3，就称外部人控制。通过调查得到如下一些结果：
从董事会的大小和构成来看，董事会平均规模为4人，range为2至11；外部人一般为1.18人，range为0至11；每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为3.54次，range为0至36。根据调查，对于董事会的各种功能的看法，战略指导但不直接参与运作：同意者占13.6%，不同意者占21.9%；咨询：同意者占21.1%，不同意者占13.2%；积极参与企业运作：同意者占49.6%，不同意者6.5%；积极参与并且分工明确，同意者占24.1%，不同意者占9.2%；只是门面：同意者占4.3%，不同意者占37.7%。（注：另外一个选项是“不清楚”）
关于董事会怎样看待他们的管理，有80%认为有效，20%认为无效；30%的被调查者认为董事会有助于succession issues，但是只有9%的企业有succession committee；还有30%的受访者认为董事会过于干涉管理运作。
在管理风格方面，43.2%的受访者风格是planning and analytical approach，23.2%的受访者是action based approach，13.3%的受访者是trial and error approach，20.3%的受访者unidentified approach。
最后，梁能教授以董事会的各个特征变量和企业的特征变量为解释变量，以企业的表现为被解释变量进行计量分析，发现董事会中有外部人有助于企业的运作，对管理的完善、技术的提高同样是正效应。
（十四）中国养老体制改革
赵耀辉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赵教授认为，中国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源于国有企业改革，但是，它也因此受到了限制。结果，当前的系统缺乏一个全局性的规划，更重要的是，它不能为加入者提供一种激励。在改革前，中国的养老保险系统建立在国有企业的基础之上，所有成员从国有企业那里获得养老金。这种系统运行良好，因为当时劳动力缺乏流动并且国有企业在当时看来将永远的存在下去。在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正式拉开了序幕，企业要求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它们也可以保留利润，这时能否获得一个合理的利润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就很重要了。各个企业退休人员和职工之间的不平等待遇冲击着企业的绩效和人们的福利，因此当时的一个反应就是在各个行业建立养老保险系统。
到了90年代初期，激烈的市场竞争进一步的削弱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亏损加大了。但是国有企业又不能缩减规模，因为换企业就意味着养老金关系也要发生变化，离开原来的养老金系统就意味着损失养老金，因此当时的一个做法就是由政府补贴国有企业以维持就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养老体制改革逐渐成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提条件。人们在转换职业单位时，相应的养老保险也转移就成为了一个关键。在一个分割零散的养老保险体系中，建立个人帐户就成为首选。1995年的养老体制改革就在现收现付（PAYGO）体系中加入了各人帐户（individual account），并且提出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将集体企业、民营企业也纳入进来。
在1996年、1997年，大约20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同时养老保险体系出现了金融危机，一些亏损的国有企业无力支付养老金，而其他运行良好的国有企业拒绝支付。从数据上看，1993年至1998年，system dependency ratio由0.22上升至0.32，上升了10个百分点；同时annual balance由32亿元降至-53亿元。97年养老体制的改革提出将养老基金从市级统筹提升至省级统筹：在省内统一发放养老金以缓解部分地区的危机；同时统一全国的养老金缴纳、发放标准。统一的养老金体系拥有三个支柱（pillar），一个是定义养老金支付方法的社会支柱，由13%的工资税在税前支付，保证交费15年以上的工人在退休时获得20%的替代率；第二个支柱是定义缴费方法的个人养老金帐户，由个人和企业共同承担，按缴费工资的11%缴纳，希望获得40%的替代率；第三个支柱是由各个企业和私营保险公司经营的自愿的补充养老保险。97年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还包括扩大覆盖面，到1997年底，93.9%的国有企业、53.8%的集体企业、32%的外资和民营企业都加入了该体系。它的目标是到1999年6月，所有企业和工人都纳入该体系。
改革出台后，出现了大量的企业逃费、拒缴的现象。许多已经加入该体系的企业少报就业人数、工资金额或是拖欠养老金。同时，许多没有加入该体系的企业则不想加入，原来目标是到99年底覆盖率达到100%，而实际上到99年底，覆盖率才达到55.6%，仅比98年增加5.2个百分点。之所以出现这些逃费、拒缴的现象主要因为两个原因，首先具有很强再分配色彩的社会支柱过于庞大；第二是个人帐户的回报率过低，当前的个人帐户是一种名义帐户（notional accounts），上缴工资都用来支付当前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样其回报就具有行政规定性质了。
还有，从收缴养老金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征缴养老金的积极性也不是很高。原来养老金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块可以运用的资源，而一旦控制权被收回后，地方政府收缴养老金的积极性就减弱了。并且，由于这些养老金是省级统筹，因此赢余的基金将补偿其他有赤字的基金，这样也降低了人们征缴养老金的积极性。因此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大规模的提前退休的现象，同时提高本地退休人员的福利待遇。所有这些导致财政状况恶化，1997年赤字50亿，98年赤字100亿，99年赤字200亿，到了2000年赤字达到400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养老基金规模增长缓慢，覆盖面扩展的速度也不理想。
在个人帐户建立之前的现收现付养老保险体系中，对已经退休和在职人员的养老金承诺就成为一种隐性债务，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在使用当前工人交纳的养老金来支付这些隐性债务，结果目前中国现收现支部分的比重过大，同时个人帐户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名义上的帐户。
那么怎样解决当前的这些问题呢？赵耀辉教授指出，应该建立具有激励的养老金体制。对已有的养老金的支付应该完全独立于当前养老金的征缴工作，雇佣职业经理人员运作养老基金，要使得参与养老保险与否成为所有工人的一个机会成本，这样他们就有积极性交纳养老金。如果激励问题得到了解决，假设实际工资按4%增长而实际利率是6%，预期寿命是75岁，一个工人想在退休时享受60%的替代率，那么他若交纳养老金的时间跨度为40年，那么他只需要支付当前工资的10.2%。假设当前的隐性债务规模是GDP的50%，折旧率为4%，GDP增长率为4%，还清债务的时间是50年，那么当前工人只需交纳工资5.56%。所以，如果工人加入养老保险体制的激励性问题得到解决，综上计算，人们只需交纳工资的15.76，远低于当前的24%的贡献率。这中间最重要的却别就在于激励问题的解决。2001年，中国已经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的措施。中央政府承诺解决隐性债务的问题，建立了国家社会保障基金，同时拍卖国有企业的股份以支付隐性债务。其次，在辽宁，养老保险体制将完全从国有企业剥离，下工工人的养老保险问题完全推向社会，同时个人帐户完全独立的运作。
（十五）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一个美国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经济
Roger Gor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Santa Barbara
15年前我曾经来中国做过讲座，那时中国没有高速公路，马路也不宽，私人汽车也不多，现在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我几乎认不出来这是我曾进来过的地方，中国20年来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更令我惊奇的是中国这20年来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俄罗斯和波兰的被西方经济学家所推崇的发展道路。俄罗斯、波兰选择的是一种激进的改革道路，引入一套完整的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迅速加以实施。他们完全放开价格、开放市场，迅速进行私有化，鼓励私有企业发展。而中国走的却是另外一条道路：它渐进地改造法律系统，逐步放开价格、开放市场，没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并且至少在改革初期对待私有企业有着种种歧视。当中国进行改革时，大部分西方的经济学家都怀疑实施的这些政策是否会有好的效果，但事实证明了当时那些怀疑是不必要的。但是在这里，我不想去分析中国为何能够取得如此成功，我想只是谈一谈在我看了的中国现在和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我将沿着我15年前做的关于中国发展的演讲，分析当时我提到的那些问题，哪些得到了解决，还存在那些问题，以后将怎么解决。8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国有企业支配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当时国有企业生产三分之二的产出，并且得到政府的保护；而私有企业却面临着准入障碍；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过去的10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私有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乡镇企业也继续发展壮大。所有这些发展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当前中国几乎所有领域都有着激烈的市场竞争，这与10年前的情形有着根本的不同。国有企业的发展速度远不如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因此现在它的地位已经远没有以前那么突出了。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改革：比如对国有企业进行“关停并转”改革、让冗员下岗、允许一些企业上市等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以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应该怎样发展？怎样消除林毅夫教授提到的中国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以使国有企业更好的发展？当东欧国家面临类似的问题时，它们将国有企业卖给了那些成功的私有企业和外商，这样那些股东可以以外部人（outside group）的身份监督企业的运作，中国也可以学习这种做法。
我在15年前的另一个感觉就是贸易保护比较严重。在中国，地方企业是地方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所以它们可能会保护一些相关的企业以防进口的冲击，进而保证自己的税收。现在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了，我认为香港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为大陆提供外国金融资本、外国先进的技术、同时连接着大陆和台湾，它还将继续促进中国进一步的开放。中国未来可能加入WTO也将是一个促进中国更加开放的决定性的因素。中国进一步的开放可能带来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农业部门面对未来的挑战。中国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农业部门，并且农业人口相对而言也是中国最穷的，中国政府未来是否应该补贴农业部门以抵御国际化的冲击？我认为这将是最糟糕的政策。中国需要做的应该是考虑怎样将农业人口转移出农业、转移到中国更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轻工业等等。当波兰政府初面临类似的问题时，它并不是补贴农民，而是帮助那些遭受冲击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其他的产业部门。这点值得中国政府借鉴。
虽然中国这20年发展迅速，但是从我的中国学生和朋友讲的故事中，我吃惊的发现，中国缺乏某些要素市场（input market），比如中国没有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等，过去缺乏，现在还是缺乏。我曾经参与了一个关于中国企业的调查工作，发现在那些企业中熟练的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别非常小，而在美国的企业，经理和蓝领工人的工资差别能达到上百倍。这种扭曲的工资体系本身就反应出中国没有一个健全的运行良好的劳动力市场，同时也反应了中国政府对收入两极分化的担忧。我认为，中国未来应该做的可能不是设置种种障碍阻止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应该通过减少扭曲劳动力市场的手段促进人们共同富裕，比如通过税收转移系统等。
15年前，中国也没有真正的资本市场。虽然银行也进行贷款，但是那都是出于一种行政上的信贷配给，领导们可以将信贷调拨给自己意愿中的企业，不管这么做经济上是否合适。7年前的银行改革试图打破这一状况，使银行真正的成为一个商业银行。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国有企业继续低效的使用银行贷款，并且加入WTO后外国大银行将进入中国市场，所有这些因素意味着中国的银行改革还将有很长的路要走。
15年前，中国税收系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早期是没有的，不过其税率过高。cooperate tax高达55%，这还不计入其它各种收费，实际的税率一定更高，所以我很难理解，在这种高税率体系，人们怎么可能愿意努力工作。也是在1994年，中国进行了税制改革，现在的税率与其他国家相比是比较适中的（moderate），cooperate tax已经降到33%。政府预算中与税收相对的就是政府支出，给我感觉，80年代中国很多公共物品不是政府部门、而是国有企业提供的，比如公共医疗、教育、养老等等，同时基础设施如通讯、交通等等匮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现在情况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高速公路的建设速度惊人，通讯网络发达，所有这些都是好的一面。而让人担忧的是国有企业逐步放下福利负担后，谁来担负起这个责任？我认为政府有必要担负起来，无论怎样，职工的养老保险、子女教育等福利负担决不应该继续让企业承担，而是应该依靠企业以外的制度安排。
作后我谈一谈腐败的问题（corruption）。在中国，某些腐败可能还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比如一些地方官员有很强的激励搞好地方企业，因为地方企业越好，他们从地方企业抽得的好处就越多。国有企业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随着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政府原来搞好地方经济的激励就将下降，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它将影响外来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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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1-09-20 05:5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第四次年会（The 4th CCER-NBER Annual Conference）于2001年6月23－25日在北京召开。本简报报道会上有关企业转制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演讲。以下是简报摘要：
（十一）技术选择、生存能力以及企业绩效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人们都清楚企业的管理水平决定了企业的绩效，在这个报告中，林毅夫教授指出，企业的绩效同时取决于产业的选择和技术的选择，并且他以中国的数据检验了技术选择、产业选择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
首先，林毅夫教授定义了一个概念：viability。viability指的是一个企业在正常的管理之下，如果在一个自由的、开放的、竞争的市场当中，获得一个正常的利润水平，就称这个企业有viability。他指出，假设在一个开放、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它的生存成本就应该是它的最低成本，高于这个最低成本，它就会被淘汰。那么给定一个行业各个产品的等产值曲线以及每个行业的等产值线，追求成本最小化的厂商就会在等成本线和等产值线的切点进行生产，否则它就不会有生存能力了。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生产的产品、发展的产业都将由该国的资源禀赋内生决定。比如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相对丰富，这就意味着劳动力的价格相对较低，那么在一个竞争、开放的环境中，企业从自生能力角度考虑，会最终选择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和产业以使成本最小化。
在上述微观理论基础之上，林毅夫教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待检验的推论：企业的最优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是经济中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价格决定的，偏离最优的产业选择或技术选择将降低企业绩效，因为偏离最优产业或技术选择就意味着这个企业没有自生能力，那么其绩效必定是低下的。他以(K/L)/(w/r)作为技术选择指数（TCI technology choice index），衡量该国的技术选择情况，其中K衡量资本额，L衡量劳动力，w衡量工人的工资水平，r衡量利率水平。假设最优的TCI为TCI* ，则(TCI- TCI*)2 衡量着该国技术选择状况和最后技术选择状况的偏离。那么根据前面的理论，这个值应该与企业的利润率成反比，也就是说技术选择的偏离越远，企业的经营状况越差。将(TCI- TCI*)2展开，假设TCI*2为常数，如果以TCI和TCI2为解释变量，企业的利润率为被解释变量，则TCI的系数应该是正值，TCI2的系数为负值。
林毅夫教授使用1995年中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数据包括了30个省372个行业的信息。企业的利润率用两种指标衡量，一种情况是税前利润与资本总额的比值（计为PTRTA），另一种情况是税前利润中减去资本的机会成本再与资本额的比值（计为PETRTA），都分别进行了回归。同时在回归式的右端又加入几个解释变量：生产性固定资产在固定资产中的比例，计为PFAR，由于许多中国的国有企业都有着许多的学校、医院、托儿所等福利设施，因此PFAR这个变量衡量了企业的社会负担（social burden）；每一个企业资本的平均规模，计为ASC，它衡量着企业的规模效应；销售额与生产总值的比值，计为RSO，这个变量衡量着企业的管理水平；固定资产净值和固定资产总值的比值，计为AFA，最后这个变量衡量着企业资本的现代化程度，如果资本的现代化程度高，则企业的生产水平也就可能越高。林毅夫教授使用1995年中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对上式进行回归发现，无论在PTRTA的情况下还是在PETRTA的情况下，得到的结果正如理论所预见的那样，TCI的系数显著的为正，TCI2的系数显著的为负。这就表明，除了管理水平，企业的技术选择对利润率也是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十二）政府转制与民营化改革绩效
姚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随着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民营化的改革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根据最新的调查，中国当前80%的中小国有企业已经通过种种形式民营化了。但是这些民营化了的中小企业的表现却在各个地方有着巨大的差异。姚洋教授对比了苏南和广东顺德这两个地区的中小民营企业的表现，分析了政府在中国民营化中的作用。在这两个地区，80年代都以乡镇企业为主。在1992年，顺德率先进行了民营化的改革，苏南的民营化改革则相对较晚，开始于90年代中期。现在谈论起来，人们多认为苏南模式失败了。在苏南，问题之一是资产外流（asset flight）。企业的经理经常将资产转移到其他企业，以从中牟取私利。许多以前发展很好的产业现在都已退化成家庭作坊。而与此产生鲜明对照的是顺德的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的发展势头。在这里不禁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90年代后期这两个同在80年代快速发展的地区表现会有如此差别？
姚洋教授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governance改革上，这是由于这两个地区的governance改革的效果不同，导致了最终不同的结局。姚洋教授指出，governance改革和民营化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没有governance改革民营化就不可能获得成功。这里的governance指的是法治（rule of law）和管制的规范性（administrative regularity）。governance改革与政府改革（government reform）是不同的，精简的机构并不意味着拥有良好的governance，它可能还继续还收费等等。相反，大政府也可以比较廉洁，比如毛泽东时代的政府就很少有乱收费、集资等。
姚洋教授用一个数学模型对governance改革和民营化问题进行了研究。假设经济由一家企业、一个政客和一个企业家（或是经理人）组成。开始时企业是公有的，而后可以进行私有化改革。企业的收益与企业家的努力成正向关系，与政府的规模、掠夺强度（grabbing rate）成负向关系。企业的收益、政府规模、掠夺的强度都会给政客带来正的效用。governance改革就定义为减少grabbing rate，政府改革定义为减小政府规模。在上述情况下，姚洋教授证明，第一，如果政客承诺进行governance改革，那么民营化将是一个帕累托改进，政客、经理人和公众都会从中受益。其次，如果政府没有governance改革的承诺，那么就可能产生典型的动态不一致性问题（time-inconsistency）。由于不像民营化，governance改革是一个可逆转的（reversible）过程，因此在预期所有的可能后，对于经理人和政客而言，民营化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第三，姚洋教授证明，对政客来说，存在一种承诺的机制确保governance改革。政府改革就可以作为一个承诺机制，这样就可以保证改革在时间上的一致性。
最后，姚阳教授结合上述理论简单分析了顺德民营化改革成功的原因。顺德在1993年开始了政府改革（government reform），这次改革是比较激进的，它砍掉了一半的政府机构和人员，转换了政府职能，增加了政府管理的透明度，同时增强了法治的建设。所有这些政府改革作为一个承诺机制，保证了顺德governance改革的一致性，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保证了顺德民营化改革的顺利进行，而民营化改革的成功所带来的受益又反过来继续促进顺德政府进一步进行政府改革和governance改革。
（十三）中国民营经济的董事会结构和作用
梁能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人们基本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董事会结构（board structure）是很重要的，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最优的董事会结构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外部人控制（outsider dominance）好还是内部人控制（insider dominance）好，一直就没有一个共识。这方面有许多的经验研究，有些研究认为外部人控制与企业表现有正向的关系，有的研究认为是负向关系，又有的认为没有关系。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的结果，原因可能是度量的困难：这里涉及内生性问题（endogeneity）、噪声的问题（noise）等等；也可能是由于外部人控制导致了一些意外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使得研究结果发生偏离。梁能教授通过一个改进的模型研究了董事局结构与公司表现的关系，并且调查了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董事会的表现。在中国，民营经济在1978年以前是完全被禁止的。改革开放后，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截至1999年，占中国GDP的比重已达46.9%，民营部门雇佣的劳动力占全部工业劳动力的15.65%。根据1999年6月的数据，上海的民营企业已达11万家，投资者达到20万人，雇佣的劳动力达到93万人，99年1月至6月的销售额达到70亿美元，注册资本达到96亿美元，其中有限公司比重占到85%，合伙企业比重占到14%。
以前的文献在研究董事会时一般考察它的下述几个作用：监管（monitoring）、提议（advise）和作为一个资源（serve as resource）。因为上海的民营企业主一般说来即是该企业的拥有者又是管理者，因此梁能教授在这项研究中忽略了董事会的监管作用。结合董事会的作用，他分析了董事会结构和企业表现的绩效，指出：第一、如果董事会更多的是一种象征的意义（stewardship），则民营企业的董事会更愿意采纳内部人控制的结构；如果董事会的advise和resource的作用更重要的话，那么民营企业更愿意采取外部人控制的结构。第二、如果command life effectiveness更重要，则民营企业更愿意让CEO和董事长结合起来；如果董事会的advise和resource的作用更重要的话，那么民营企业倾向于将CEO和董事长分离开。第三、如果command life effectiveness更重要，则小的民营企业中的duality有助于企业的发展；如果董事会的advise和resource的作用更重要的话。
数据的样本来源于上海私有企业联合会（Shanghai Association of Private Firms），调查人员对SAPE的最大的500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回收228份。在这里用资产回报率与同行业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绩效，并且定义如果外部人的数量占整个董事会人数的比值超过2/3，就称外部人控制。通过调查得到如下一些结果：
从董事会的大小和构成来看，董事会平均规模为4人，range为2至11；外部人一般为1.18人，range为0至11；每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为3.54次，range为0至36。根据调查，对于董事会的各种功能的看法，战略指导但不直接参与运作：同意者占13.6%，不同意者占21.9%；咨询：同意者占21.1%，不同意者占13.2%；积极参与企业运作：同意者占49.6%，不同意者6.5%；积极参与并且分工明确，同意者占24.1%，不同意者占9.2%；只是门面：同意者占4.3%，不同意者占37.7%。（注：另外一个选项是“不清楚”）
关于董事会怎样看待他们的管理，有80%认为有效，20%认为无效；30%的被调查者认为董事会有助于succession issues，但是只有9%的企业有succession committee；还有30%的受访者认为董事会过于干涉管理运作。
在管理风格方面，43.2%的受访者风格是planning and analytical approach，23.2%的受访者是action based approach，13.3%的受访者是trial and error approach，20.3%的受访者unidentified approach。
最后，梁能教授以董事会的各个特征变量和企业的特征变量为解释变量，以企业的表现为被解释变量进行计量分析，发现董事会中有外部人有助于企业的运作，对管理的完善、技术的提高同样是正效应。
（十四）中国养老体制改革
赵耀辉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赵教授认为，中国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源于国有企业改革，但是，它也因此受到了限制。结果，当前的系统缺乏一个全局性的规划，更重要的是，它不能为加入者提供一种激励。在改革前，中国的养老保险系统建立在国有企业的基础之上，所有成员从国有企业那里获得养老金。这种系统运行良好，因为当时劳动力缺乏流动并且国有企业在当时看来将永远的存在下去。在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正式拉开了序幕，企业要求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它们也可以保留利润，这时能否获得一个合理的利润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就很重要了。各个企业退休人员和职工之间的不平等待遇冲击着企业的绩效和人们的福利，因此当时的一个反应就是在各个行业建立养老保险系统。
到了90年代初期，激烈的市场竞争进一步的削弱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亏损加大了。但是国有企业又不能缩减规模，因为换企业就意味着养老金关系也要发生变化，离开原来的养老金系统就意味着损失养老金，因此当时的一个做法就是由政府补贴国有企业以维持就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养老体制改革逐渐成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提条件。人们在转换职业单位时，相应的养老保险也转移就成为了一个关键。在一个分割零散的养老保险体系中，建立个人帐户就成为首选。1995年的养老体制改革就在现收现付（PAYGO）体系中加入了各人帐户（individual account），并且提出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将集体企业、民营企业也纳入进来。
在1996年、1997年，大约20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同时养老保险体系出现了金融危机，一些亏损的国有企业无力支付养老金，而其他运行良好的国有企业拒绝支付。从数据上看，1993年至1998年，system dependency ratio由0.22上升至0.32，上升了10个百分点；同时annual balance由32亿元降至-53亿元。97年养老体制的改革提出将养老基金从市级统筹提升至省级统筹：在省内统一发放养老金以缓解部分地区的危机；同时统一全国的养老金缴纳、发放标准。统一的养老金体系拥有三个支柱（pillar），一个是定义养老金支付方法的社会支柱，由13%的工资税在税前支付，保证交费15年以上的工人在退休时获得20%的替代率；第二个支柱是定义缴费方法的个人养老金帐户，由个人和企业共同承担，按缴费工资的11%缴纳，希望获得40%的替代率；第三个支柱是由各个企业和私营保险公司经营的自愿的补充养老保险。97年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还包括扩大覆盖面，到1997年底，93.9%的国有企业、53.8%的集体企业、32%的外资和民营企业都加入了该体系。它的目标是到1999年6月，所有企业和工人都纳入该体系。
改革出台后，出现了大量的企业逃费、拒缴的现象。许多已经加入该体系的企业少报就业人数、工资金额或是拖欠养老金。同时，许多没有加入该体系的企业则不想加入，原来目标是到99年底覆盖率达到100%，而实际上到99年底，覆盖率才达到55.6%，仅比98年增加5.2个百分点。之所以出现这些逃费、拒缴的现象主要因为两个原因，首先具有很强再分配色彩的社会支柱过于庞大；第二是个人帐户的回报率过低，当前的个人帐户是一种名义帐户（notional accounts），上缴工资都用来支付当前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样其回报就具有行政规定性质了。
还有，从收缴养老金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征缴养老金的积极性也不是很高。原来养老金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块可以运用的资源，而一旦控制权被收回后，地方政府收缴养老金的积极性就减弱了。并且，由于这些养老金是省级统筹，因此赢余的基金将补偿其他有赤字的基金，这样也降低了人们征缴养老金的积极性。因此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大规模的提前退休的现象，同时提高本地退休人员的福利待遇。所有这些导致财政状况恶化，1997年赤字50亿，98年赤字100亿，99年赤字200亿，到了2000年赤字达到400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养老基金规模增长缓慢，覆盖面扩展的速度也不理想。
在个人帐户建立之前的现收现付养老保险体系中，对已经退休和在职人员的养老金承诺就成为一种隐性债务，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在使用当前工人交纳的养老金来支付这些隐性债务，结果目前中国现收现支部分的比重过大，同时个人帐户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名义上的帐户。
那么怎样解决当前的这些问题呢？赵耀辉教授指出，应该建立具有激励的养老金体制。对已有的养老金的支付应该完全独立于当前养老金的征缴工作，雇佣职业经理人员运作养老基金，要使得参与养老保险与否成为所有工人的一个机会成本，这样他们就有积极性交纳养老金。如果激励问题得到了解决，假设实际工资按4%增长而实际利率是6%，预期寿命是75岁，一个工人想在退休时享受60%的替代率，那么他若交纳养老金的时间跨度为40年，那么他只需要支付当前工资的10.2%。假设当前的隐性债务规模是GDP的50%，折旧率为4%，GDP增长率为4%，还清债务的时间是50年，那么当前工人只需交纳工资5.56%。所以，如果工人加入养老保险体制的激励性问题得到解决，综上计算，人们只需交纳工资的15.76，远低于当前的24%的贡献率。这中间最重要的却别就在于激励问题的解决。2001年，中国已经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的措施。中央政府承诺解决隐性债务的问题，建立了国家社会保障基金，同时拍卖国有企业的股份以支付隐性债务。其次，在辽宁，养老保险体制将完全从国有企业剥离，下工工人的养老保险问题完全推向社会，同时个人帐户完全独立的运作。
（十五）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一个美国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经济
Roger Gor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Santa Barbara
15年前我曾经来中国做过讲座，那时中国没有高速公路，马路也不宽，私人汽车也不多，现在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我几乎认不出来这是我曾进来过的地方，中国20年来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更令我惊奇的是中国这20年来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俄罗斯和波兰的被西方经济学家所推崇的发展道路。俄罗斯、波兰选择的是一种激进的改革道路，引入一套完整的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迅速加以实施。他们完全放开价格、开放市场，迅速进行私有化，鼓励私有企业发展。而中国走的却是另外一条道路：它渐进地改造法律系统，逐步放开价格、开放市场，没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并且至少在改革初期对待私有企业有着种种歧视。当中国进行改革时，大部分西方的经济学家都怀疑实施的这些政策是否会有好的效果，但事实证明了当时那些怀疑是不必要的。但是在这里，我不想去分析中国为何能够取得如此成功，我想只是谈一谈在我看了的中国现在和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我将沿着我15年前做的关于中国发展的演讲，分析当时我提到的那些问题，哪些得到了解决，还存在那些问题，以后将怎么解决。8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国有企业支配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当时国有企业生产三分之二的产出，并且得到政府的保护；而私有企业却面临着准入障碍；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过去的10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私有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乡镇企业也继续发展壮大。所有这些发展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当前中国几乎所有领域都有着激烈的市场竞争，这与10年前的情形有着根本的不同。国有企业的发展速度远不如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因此现在它的地位已经远没有以前那么突出了。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改革：比如对国有企业进行“关停并转”改革、让冗员下岗、允许一些企业上市等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以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应该怎样发展？怎样消除林毅夫教授提到的中国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以使国有企业更好的发展？当东欧国家面临类似的问题时，它们将国有企业卖给了那些成功的私有企业和外商，这样那些股东可以以外部人（outside group）的身份监督企业的运作，中国也可以学习这种做法。
我在15年前的另一个感觉就是贸易保护比较严重。在中国，地方企业是地方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所以它们可能会保护一些相关的企业以防进口的冲击，进而保证自己的税收。现在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了，我认为香港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为大陆提供外国金融资本、外国先进的技术、同时连接着大陆和台湾，它还将继续促进中国进一步的开放。中国未来可能加入WTO也将是一个促进中国更加开放的决定性的因素。中国进一步的开放可能带来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农业部门面对未来的挑战。中国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农业部门，并且农业人口相对而言也是中国最穷的，中国政府未来是否应该补贴农业部门以抵御国际化的冲击？我认为这将是最糟糕的政策。中国需要做的应该是考虑怎样将农业人口转移出农业、转移到中国更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轻工业等等。当波兰政府初面临类似的问题时，它并不是补贴农民，而是帮助那些遭受冲击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其他的产业部门。这点值得中国政府借鉴。
虽然中国这20年发展迅速，但是从我的中国学生和朋友讲的故事中，我吃惊的发现，中国缺乏某些要素市场（input market），比如中国没有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等，过去缺乏，现在还是缺乏。我曾经参与了一个关于中国企业的调查工作，发现在那些企业中熟练的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别非常小，而在美国的企业，经理和蓝领工人的工资差别能达到上百倍。这种扭曲的工资体系本身就反应出中国没有一个健全的运行良好的劳动力市场，同时也反应了中国政府对收入两极分化的担忧。我认为，中国未来应该做的可能不是设置种种障碍阻止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应该通过减少扭曲劳动力市场的手段促进人们共同富裕，比如通过税收转移系统等。
15年前，中国也没有真正的资本市场。虽然银行也进行贷款，但是那都是出于一种行政上的信贷配给，领导们可以将信贷调拨给自己意愿中的企业，不管这么做经济上是否合适。7年前的银行改革试图打破这一状况，使银行真正的成为一个商业银行。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国有企业继续低效的使用银行贷款，并且加入WTO后外国大银行将进入中国市场，所有这些因素意味着中国的银行改革还将有很长的路要走。
15年前，中国税收系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早期是没有的，不过其税率过高。cooperate tax高达55%，这还不计入其它各种收费，实际的税率一定更高，所以我很难理解，在这种高税率体系，人们怎么可能愿意努力工作。也是在1994年，中国进行了税制改革，现在的税率与其他国家相比是比较适中的（moderate），cooperate tax已经降到33%。政府预算中与税收相对的就是政府支出，给我感觉，80年代中国很多公共物品不是政府部门、而是国有企业提供的，比如公共医疗、教育、养老等等，同时基础设施如通讯、交通等等匮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现在情况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高速公路的建设速度惊人，通讯网络发达，所有这些都是好的一面。而让人担忧的是国有企业逐步放下福利负担后，谁来担负起这个责任？我认为政府有必要担负起来，无论怎样，职工的养老保险、子女教育等福利负担决不应该继续让企业承担，而是应该依靠企业以外的制度安排。
作后我谈一谈腐败的问题（corruption）。在中国，某些腐败可能还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比如一些地方官员有很强的激励搞好地方企业，因为地方企业越好，他们从地方企业抽得的好处就越多。国有企业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随着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政府原来搞好地方经济的激励就将下降，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它将影响外来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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