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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1年第46期(总第268期) 消除中国的贫困
发布日期：2001-09-25 05:5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1年6月14日，世界银行副行长Nicholas Stern博士在经济中心致福轩做了一个题为“消除中国的贫困”的讲座，以下是其讲座摘要：在讨论中国的贫困问题之前，Stern先生首先探讨了一些关于贫困的概念性的问题。贫困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以往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往往关注的是“收入性贫困”（income poverty）：收入低于某一水平的人都算入贫困人口、关注的是贫困人口接受的教育、关注的是贫困人口的消费结构。Stern先生指出，贫困其实是一种多维现象，它不仅仅体现在收入、教育上。收入、教育和消费结构准确的说更应该看成是贫困的结果，而不是贫困的精确度量。世界银行2001年1月重新严格的进行了定义，他认为贫困主要由以下三个特征构成：第一是缺少机会（lack of opportunity）参与经济活动，如果机会就在那里，你不接受，那么就是选择的问题，和贫困问题无关了；第二是在一些关系到自己命运的重要决策上没有发言权（powerlessness）；第三是容易受到经济以及其他冲击的影响，例如疾病、粮食减产、宏观经济萧条（vulnerability，lack of security）。
接下来，Stern先生进入报告会的主题。中国当前定义贫困的做法也是世界其他国家普遍采用的方法：选择一篮子食物，其热量满足人们正常的卡路里消费的要求。那么在正常的价格下，这篮子物品的花费就成为贫困线，收入低于该贫困线就称为贫困人口。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20年来中国在减少贫困人口的工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贫困人口由78年的2亿5千万减少至99年的3400万，减少了2亿人。20年来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并不平稳，78年至83年，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非常迅速，这主要源于中国进行的农村改革；90年代中期中国的贫困人口下降的也非常迅速，这主要基于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其他时段贫困人口也有着下降，但是下降幅度最大的还是这两段时期。基于上述事实，Stern先生认为，中国的贫困现象更多的是一种农村现象。同时，Stern先生也指出，根据一些其他指标，中国的贫困人口的下降幅度并不像中国官方公布的那样乐观，但是，虽然绝对的幅度有一些歧义，但是由各个时段相对的下降幅度还是可以得到上述的结论
Stern先生接下来进一步分析了中国贫困人口的结构和地域特点：中国的贫困人口有哪些族群构成？以及他们主要分布在什么地方？只有准确的了解了中国当前贫困人口的特征和生活状况，中国政府才有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扶贫政策。首先，中国的贫困人口60%是少数民族，在所有的国家级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自贫困县治占了40%。其次，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多数接受的教育比较少，在中国最贫困的省，人均接受3.5年的教育，而最富裕的省市，人均接受8年的教育。第三，以妇女为依靠的家庭（female-headed households）比其他类型的家庭更容易归类于贫困线以下。第四，在中国，残疾和贫困高度相关，一项调查显示，1997年中国有6000万残疾人，其中1700万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而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1999年中国的贫困人口才为3400万人。从地域角度看，中国的贫困问题有着明显的城乡的烙印，甚至比印度还要严重。中国27%的农村人口1999年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而在城市地区的相应数目为0.5%。其次，沿海地区和西部省市差距巨大，西部地区的贫困化指数明显高于沿海地区。第三，中国的贫困人口多集中于山地。中国30%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53%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其中，而这些贫困县多处于多山地区。
在介绍了上述中国贫困人口的背景后，Stern先生提出了他的政策建议。他认为，首先，中国未来的扶贫政策应该为贫困人口和地区提供更多的机会（opportunity）。第一，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设施，这有助于农民更多的获得非农业就业机会，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多的商机。一项经验研究表明，在其他变量维持在平均水平的情况下，那些每万人公路长度少于6.5公里的县，人们的消费基本没有任何增长。第二，加强非农中小企业的发展，包括减少对该类企业的歧视，改革落后企业的所有制和经营结构，鼓励各种企业形式的存在。第三，大力发展小额信贷（micro-credit），这有助于农民脱贫和中小企业主发展企业。这时，政府应该做的是加强对金融系统的管理、监督和审查。第四，在贫困地区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第五，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是当前不容忽视的措施，因为中国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将是一个农业大国。第六，对于贫困地区的扶贫项目（poor-area development program）也是一个重要的扶贫措施。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项目的实施在发展贫困地区的经济发面效果非常好。最后一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是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方便。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发展的平衡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农村人口的流动有助于维持这种平衡。在贫穷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时，他们将面临着很多风险和成本，政府的应该做的不是阻止这种人口流动，而是应该将作用发挥在减少这种成本和风险上面。
Stern先生接下来指出，向贫困人口下放权利（empowering poor people）也值得当前扶贫政策认真考虑的。他简要的列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这种权力下放的作用，第一个例子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中向农村人口下放土地经营使用权，第二个例子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向这些企业下放了生产权和销售权。
Stern先生最后指出，增强穷人的安全保障，增强他们抵御各种冲击的能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建议。中国当前相当一部分脱贫的人口只是刚刚处于贫困线以上，他们很容易由于某些冲击又重新成为贫困人口。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当前1/3－1/2的贫困人口是那些重返贫困的人口。有研究表明，无论以储蓄还是其他形式的防范风险的方式，当前中国的家庭无法完全有效的抵御各种负面的冲击。特别是农村地区，他们防范风险的成本还要更高，比如为了防范风险，他们不得不将很高比例的资产以流动的形势储存，这就牺牲了资产的回报率。再比如，为了防范风险，他们宁愿留在贫困地地区也不移民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当前中国的扶贫政策对返贫现象和帮助贫困人口防范冲击重视不够。返贫现象和原来意义上的贫困现象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其政策制定也应该有所体现。忽视这种贫困现象的存在将有损于中国扶贫工作的效果，有损于中国长久的减少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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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1-09-25 05:5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1年6月14日，世界银行副行长Nicholas Stern博士在经济中心致福轩做了一个题为“消除中国的贫困”的讲座，以下是其讲座摘要：在讨论中国的贫困问题之前，Stern先生首先探讨了一些关于贫困的概念性的问题。贫困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以往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往往关注的是“收入性贫困”（income poverty）：收入低于某一水平的人都算入贫困人口、关注的是贫困人口接受的教育、关注的是贫困人口的消费结构。Stern先生指出，贫困其实是一种多维现象，它不仅仅体现在收入、教育上。收入、教育和消费结构准确的说更应该看成是贫困的结果，而不是贫困的精确度量。世界银行2001年1月重新严格的进行了定义，他认为贫困主要由以下三个特征构成：第一是缺少机会（lack of opportunity）参与经济活动，如果机会就在那里，你不接受，那么就是选择的问题，和贫困问题无关了；第二是在一些关系到自己命运的重要决策上没有发言权（powerlessness）；第三是容易受到经济以及其他冲击的影响，例如疾病、粮食减产、宏观经济萧条（vulnerability，lack of security）。
接下来，Stern先生进入报告会的主题。中国当前定义贫困的做法也是世界其他国家普遍采用的方法：选择一篮子食物，其热量满足人们正常的卡路里消费的要求。那么在正常的价格下，这篮子物品的花费就成为贫困线，收入低于该贫困线就称为贫困人口。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20年来中国在减少贫困人口的工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贫困人口由78年的2亿5千万减少至99年的3400万，减少了2亿人。20年来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并不平稳，78年至83年，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非常迅速，这主要源于中国进行的农村改革；90年代中期中国的贫困人口下降的也非常迅速，这主要基于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其他时段贫困人口也有着下降，但是下降幅度最大的还是这两段时期。基于上述事实，Stern先生认为，中国的贫困现象更多的是一种农村现象。同时，Stern先生也指出，根据一些其他指标，中国的贫困人口的下降幅度并不像中国官方公布的那样乐观，但是，虽然绝对的幅度有一些歧义，但是由各个时段相对的下降幅度还是可以得到上述的结论
Stern先生接下来进一步分析了中国贫困人口的结构和地域特点：中国的贫困人口有哪些族群构成？以及他们主要分布在什么地方？只有准确的了解了中国当前贫困人口的特征和生活状况，中国政府才有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扶贫政策。首先，中国的贫困人口60%是少数民族，在所有的国家级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自贫困县治占了40%。其次，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多数接受的教育比较少，在中国最贫困的省，人均接受3.5年的教育，而最富裕的省市，人均接受8年的教育。第三，以妇女为依靠的家庭（female-headed households）比其他类型的家庭更容易归类于贫困线以下。第四，在中国，残疾和贫困高度相关，一项调查显示，1997年中国有6000万残疾人，其中1700万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而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1999年中国的贫困人口才为3400万人。从地域角度看，中国的贫困问题有着明显的城乡的烙印，甚至比印度还要严重。中国27%的农村人口1999年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而在城市地区的相应数目为0.5%。其次，沿海地区和西部省市差距巨大，西部地区的贫困化指数明显高于沿海地区。第三，中国的贫困人口多集中于山地。中国30%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53%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其中，而这些贫困县多处于多山地区。
在介绍了上述中国贫困人口的背景后，Stern先生提出了他的政策建议。他认为，首先，中国未来的扶贫政策应该为贫困人口和地区提供更多的机会（opportunity）。第一，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设施，这有助于农民更多的获得非农业就业机会，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多的商机。一项经验研究表明，在其他变量维持在平均水平的情况下，那些每万人公路长度少于6.5公里的县，人们的消费基本没有任何增长。第二，加强非农中小企业的发展，包括减少对该类企业的歧视，改革落后企业的所有制和经营结构，鼓励各种企业形式的存在。第三，大力发展小额信贷（micro-credit），这有助于农民脱贫和中小企业主发展企业。这时，政府应该做的是加强对金融系统的管理、监督和审查。第四，在贫困地区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第五，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是当前不容忽视的措施，因为中国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将是一个农业大国。第六，对于贫困地区的扶贫项目（poor-area development program）也是一个重要的扶贫措施。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项目的实施在发展贫困地区的经济发面效果非常好。最后一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是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方便。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发展的平衡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农村人口的流动有助于维持这种平衡。在贫穷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时，他们将面临着很多风险和成本，政府的应该做的不是阻止这种人口流动，而是应该将作用发挥在减少这种成本和风险上面。
Stern先生接下来指出，向贫困人口下放权利（empowering poor people）也值得当前扶贫政策认真考虑的。他简要的列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这种权力下放的作用，第一个例子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中向农村人口下放土地经营使用权，第二个例子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向这些企业下放了生产权和销售权。
Stern先生最后指出，增强穷人的安全保障，增强他们抵御各种冲击的能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建议。中国当前相当一部分脱贫的人口只是刚刚处于贫困线以上，他们很容易由于某些冲击又重新成为贫困人口。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当前1/3－1/2的贫困人口是那些重返贫困的人口。有研究表明，无论以储蓄还是其他形式的防范风险的方式，当前中国的家庭无法完全有效的抵御各种负面的冲击。特别是农村地区，他们防范风险的成本还要更高，比如为了防范风险，他们不得不将很高比例的资产以流动的形势储存，这就牺牲了资产的回报率。再比如，为了防范风险，他们宁愿留在贫困地地区也不移民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当前中国的扶贫政策对返贫现象和帮助贫困人口防范冲击重视不够。返贫现象和原来意义上的贫困现象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其政策制定也应该有所体现。忽视这种贫困现象的存在将有损于中国扶贫工作的效果，有损于中国长久的减少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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