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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5年第44期（总第529期）“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二次报告会简报之二
发布日期：2005-08-01 09:3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二次报告会简报之二2005年7月30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二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在卢锋教授和林毅夫教授主持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宋国青教授、周其仁教授和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袁钢明分别就“下半年宏观经济走势”、“防冷重于防热”、“房价的确是一个政治问题”、 “中短期中国经济问题” 和“通货紧缩来临，还是放松货币化解？”做了演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师生、北大国际MBA校友、商业和金融机构以及政府、大学、研究所及多家媒体参加了会议。我们分两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下半场的主要内容。
宋国青教授作了题为“防冷重于防热”的精彩演讲，讲解了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下半年经济走势。
根据统计数据，今年我国二季度的GDP增长率为9.5%，CPI增长率为1.7%，货物进出口增长率分别为31%和16%。对此，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教授认为这些数据的大部分与他们的预测非常接近，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就CPI来说，现在的情况与去年底的预测以及根据今年一季度情况所作的预测差别不大，原因在于国内的情况和预测很一致，预测有一些偏差主要是由于一季度的贸易顺差比原来预测的要高。
在“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一次报告会上宋国青教授曾经提出过总需求U形反转，他认为现在看来这个反转在2季度又在往回反了，而这个变化的基本原因是贸易顺差在月环比意义上的剧烈变化。因为美元在去年四季度大幅度贬值，中国的贸易顺差在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猛烈增长，使总需求回升；但是美元在今年以来呈现出升值态势，中国的贸易顺差自3月份开始趋于平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急剧减弱。
按照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度量数据，05年2季度的主要宏观指标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特点。但是，宋国青教授认为这个情况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经济活动指标的比较异常的表现引起的，是所谓“基数问题”，并不表示现在的情况是高增长低通胀。他特别强调这一点，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同比增长率数据及其变化会引起很大的误解。部分由于03年的货币供给的剧烈波动，部分由于04年4月份开始了一轮猛烈的宏观调控，04年上半年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变化比较剧烈。具体结果是，在04年2季度，生产水平、投资水平和贸易顺差水平相对较低，货币数量增长极慢，而价格上升较快。这些情况使得05年2季度的同比增长率表现出了相反的变化，生产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和贸易顺差增长率比较高甚至特别高，货币增长率上升，而通货膨胀率下降。
宋国青教授给打了一个比方。比如说一个出租车司机，7月份工作了20天，6月份工作了30天，结果是7月份的收入比6月份下降了三分之一，这是对的。但出租车司机又说，他6月份的收入与去年6月份持平，而7月份的收入比去年7月份增长了一倍。这两组数没有任何矛盾，因为实际的情况是，去年7月份他只干了10天，导致今年7月份的收入比去年大幅度增长。这就是同比增长率的“基数效应”。对于这样的情况，同比增长率的高低及其变化对于反映当前的情况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现在说的2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分母是去年的数，分母小也可以引起比值高。
贸易顺差比上年同期大幅度增长是今年宏观经济的特中之特。04年上半年的货物贸易记录为逆差68亿美元，占GDP的-1.0%；05年上半年实现了398亿美元的顺差，占GDP的4.8%。一里一外，货物贸易顺差的增量为467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上升了5.8%。按名义额计算，顺差增量占GDP增量的44.7%；按可比价格计算，顺差增量对GDP增长的贡献要大得多。按照现在的情况，宋国青教授预测05年全年的货物贸易顺差将达到1112亿美元，而去年仅为320亿美元。按照这个宋教授认为可能偏于保守的预测，今年的贸易顺差将比去年增加近800亿美元，或2.5倍。其实上半年的贸易顺差在经季节调整以后已经达到了520亿美元。上半年的实际的贸易顺差是将近400亿美元，但其中包含季节性因素。在现在的情况下，上半年的贸易顺差相对比较小而下半年比较大，如去年上半年是逆差68亿美元，下半年是顺差388亿美元。所谓季节调整，就是对一年中因为季节因素引起的偏低的部分增加一些，而对偏高的部分减去一些。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贸易顺差增加将对国际经济产生何种影响？中国经济上一次比较大的贸易逆差发生在93年，后来进行了宏观调控，从94年开始顺差节节上升。在中国顺差从93年到97年上升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即亚洲金融危机。宋教授一直认为，1993至97年间我国贸易顺差加大与亚洲金融危机应合在一起加以考察。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实施宏观调控以抑制国内需求导致贸易顺差大幅度增加，最终将引发诸如汇率调整和贸易摩擦等形式的国际调整，回过头来再抑制中国的贸易顺差。有些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在一定的其他条件下就可能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所以，一个大国由贸易顺差猛增带动的经济增长本身就包含着对自己的危险的因素。去年底到今年初，中国贸易顺差猛烈增长。由于东南亚基本放弃了固定汇率，就通过本币贬值来保持平衡。过去一段时期日元对美元因此对人民币的贬值就是一个例子。更进一步说，中国贸易顺差增加的一个结果是人民币对于非挂钩货币的升值，这是通过美元的升值实现的。对于挂钩货币来说，汇率无法自动调整，结果可能是更多的贸易摩擦。
期望贸易顺差持续高速增长是靠不住的，从现在的情况看甚至在短期内都是不现实的。虽然在同比的意义上二季度贸易顺差很大，但是这也是“基数效应”。剔除季节因素后，2季度的顺差和一季度大致持平，虽然以后还可能有所增长，但是继续大幅度增长是非常困难的甚至不可能的。所以，如何启动国内需求以保证经济平稳发展，是现在的一个重大问题。
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名义增长14.7%，实际增长9.5%，GDP隐含价格指数上涨4.7% 。去除贸易顺差，国内名义需求增长8.4%，剔除价格上涨因素，内需实际增长仅为3.5%，而仅国内消费实际增长一项对内需增长的贡献已达3-4%左右。如果假定GDP、货物贸易以及消费数据是可靠的，那么实际投资的增长率差不多是零。如果国内投资的名义增长率在20%左右，加上名义总消费的增长可能超过10%，如何能使国内需求仅增长8.4%？
这里说的投资是总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后者是指存货的增加。如果其他数据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基本可靠，结果就是存货投资大幅度下降。因为绝对数太大，单用存货变化很难解释。
当然，这其中可能存在各种统计和估计误差，包括GDP和贸易以及消费的统计都可能有一定误差。统计部门对这些误差在作全年平衡时会加以部分调整。不过，从不同数据历史稳定性和可能误差等角度分析，结合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进出口等方面的数据，宋教授更倾向于“国内实际投资同比增长率很低”这一看法，认为各大项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季度数可能包含相对更大的误差。这样的话，依据上半年和二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等数据来估计目前的总需求情况就可能产生很大偏差，何况同比增长率数据本身就有“基数效应”，去年2季度的投资数据相对比较小。
对短期预测来说，最近几个月的变化情况有更重要的意义。6月份的投资比起前几个月来究竟如何，现在很难估计。宋教授对这一点不愿意轻下判断，认为不排除6月份的投资在环比的意义上增幅比较大的可能。
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率为16.5%，6月份同比增长16.8%。如前所述，这样的高增长是由基数效应引起的，不反映当前的情况。当前的情况要通过观察最近几个月的月度变化情况才能看出来。在考虑月度变化情况时，对有关数据作季节调整是很重要的。对此，宋国青教授的计算和估计结果是，6月份比3月份增长了2.9%，折年增长率为12.0%，其中6月比5月增长0.9%，折年增长率为11.8%。这样的增长率对应的GDP增长率约为8%。从过去的情况看，8%的经济增长率背后的总需求可以说是达到了通货紧缩的“警戒线”。如果这一状况继续，则到明年2季度，GDP的同比增长率就会达到8%左右。
宋国青教授强调，8%的经济增长率本身并不是多大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在于，在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过快，企业的成本来不及调整，将导致利润的猛烈下降。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同时伴随着价格的相对下降甚至绝对下降，企业利润面临着双重的下降压力，这导致企业利润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弹性在边际上大约为10倍左右。利润在短时期内的过于猛烈的下滑可能导致金融部门坏账增加以及银行“惜贷”等一系列问题。
季节调整后的CPI环比表现良好，折合年率大约3%，另外6月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经季节调整后与上月基本持平。宋国青教授认为，目前的CPI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同比增长率的下降是基数效应，因为去年2季度的CPI比较高并且快速上升。但是，工业品出厂价格面临向下的压力。不过，他认为上下游价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谓“上下游价格传导”并不成立。货币当局可以通过调节货币以控制总需求，将CPI的涨幅控制在适当范围内。这里只有“预测误差”问题导致的短期波动，没有必然的通货膨胀率周期。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根本上源自于去年的“百日调控”的周年效应，就是基数效应。目前M2的环比增长率甚至可以说“恰如其分”。唯一的疑虑来自于当前货币增长的结构问题。在贷款受到抑制的情形下，货币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外汇储备增加，在结构上是否与增加贷款等效，这一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宋国青教授坦言，现在也加入“看冷”的“大合唱”之中，一方面的原因是确实存在总需求走软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的考虑则是，若大家都“看低”经济走势，会引起当局的重视，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刺激政策，如此更有可能避免经济步入紧缩的轨道。在当前很多方面不确定性较大，特别是国内投资增长“疑点重重”的情形下，如果不对问题加以足够关注，宏观经济有可能出现不甚理想的局面。
总而言之，宋国青教授坚持认为不存在出现中长期通货紧缩的必然原因；短期内可能由于政策调控不当而出现暂时的总需求疲软甚至通货紧缩，或者说本来要防冷弄成防热，但还是相信刺激总需求政策的有效性。另外，由于利用利率、汇率手段抑制总需求相对容易，但要重新启动总需求则较为困难，因此宋教授建议“总需求宁强勿弱”。从汇率方面考虑，这一点更为重要。如果下一步决策层认为有必要再调汇率，先行增强内需以抵消汇率变化对贸易因而总需求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周其仁教授的演讲题目是“房价的确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认为包括房价在内的许多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含义，但处理所有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时仍然要尊重经济规律。在演讲中，首先解释了什么是政治含义和房价中的政治含义，其次用历史经验上的几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对于处理今天的房价问题进行借鉴，然后从制度变量看待房地产市场，最后点评了近期广东省出台的新的地方性法规对于土地供给机制的积极影响。
国务院2005年在3月份的《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4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5月11日七部委《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中把房价提高到了政治高度，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突出任务。从近几年房地产价格和投资数据可以看出房价走势明显受到政策影响。国务院政策出台后，房价从今年初高速上涨转为变缓，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样减缓。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到近年来房地产价格高速增长，但房地产在经济上的严重性远远不如政治性严重。
许多观点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有房价猛跌、出现负资产族和银行危机的危险，对此要认真分析。房价会跌，但房子依然还在；负资产族仍然有现金流可以维持生活；银行出现危机在于没能谨慎地审查贷款，是银行自身的问题，与房价大起大落无关。“泡沫”这个术语只是对资产价格大起大落的描述和比喻，并没有增加我们对资产市价变化起落的推测能力和解释能力，因此不适合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基础。房价收入比是以现在的收入购买一套房所需的时间。如果房价持续上升，收入上升较慢，这个年限就会变长甚至遥遥无期。其中的政治含义在于房价收入比的变化会影响城市布局，如上海出现的“分圈”现象，不少本地居民居住在城市外圈。虽然世界都会城市里本土居民比例都不高，然而中国问题在于发生这一现象的时间很短，因而难以接受。住房自有率对于社会稳定、犯罪率、社会文明程度有影响，中国的自有住房率是世界最高的，城市为80%，农村为100%。问题在于在房价持续增长，新增人口的自有住房率会怎样。关于房地产开发商获取暴利的问题，值得考虑的是，如果获取的暴利是合法的，那说明国民经济中有一些需求没有满足，降低合法暴利应该讨论市场准入的问题。炒房的数据从数量和资金上都非常高，《纽约时报》报道，上海1/6高级住宅没人住，北京1/4，深圳1/3，未来几年还会大幅增长。传统的观念认为买了是为了用，但市场经济下会出现买是为了卖。投机会加剧收入分配的差别，是中国转型社会中的一个备受关注且短期内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房价上涨的原因是市场上有购买力表达的房地产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从需求上看，包括开放环境下跨国、跨地区的需求，不同收入水平对于住房的需求，投资保值的需求，银行将其巨额储蓄作为贷款发放出去的需求。从供给上看，包括银行融资的供给和供地不足。需求曲线是倾斜的，如果供不应求，先满足的一定是高端需求。从数据看，土地开发指数和房地产价格具有反向关系。
历史上菜猪粮烟都曾经是政治问题。它们的共同性在于，当收入差别表现为对某些商品的购买能力差别的时候，经济问题就具有政治性；收入差别和购买力差别越大，问题的政治含义就越严重。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是，在处理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时，不可能单纯依赖经济规律；但是，在运用非价格的政治手段解决这些问题时，要尽可能给市场留下空间和时间，使供给的竞争可以逐步满足各个层次的市场需求。价格机制的作用会减弱经济问题的政治性。在实施短期调控政策的时候要兼顾长期影响。
我国现存房地产尚不是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从制度变量上看有金融服务体系和供地机制两点问题。目前供地以政府征地批租为主，农地直接入市似乎存在，但是没有法律地位，交易成本很高。政府卖地和农民卖地的区别在于，政府的集中供地模式对价格信号的反应不入私人有效，如果房价带动地价上涨，供地就会增加，就会满足房地产的最终需求。
广东省新近出台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草案）》于今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出让、出租、转让使用权，但是不得用于商品房地产开发建设和住宅建设。同地应该同权，不过即便如此，广东省的做法也是值得高度评价的，为满足土地供给各个需求层次做出了贡献，通过地方立法积累经验以便推进统一的土地市场的建立。（工作人员依据记录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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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5-08-01 09:3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二次报告会简报之二2005年7月30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二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在卢锋教授和林毅夫教授主持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宋国青教授、周其仁教授和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袁钢明分别就“下半年宏观经济走势”、“防冷重于防热”、“房价的确是一个政治问题”、 “中短期中国经济问题” 和“通货紧缩来临，还是放松货币化解？”做了演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师生、北大国际MBA校友、商业和金融机构以及政府、大学、研究所及多家媒体参加了会议。我们分两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下半场的主要内容。
宋国青教授作了题为“防冷重于防热”的精彩演讲，讲解了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下半年经济走势。
根据统计数据，今年我国二季度的GDP增长率为9.5%，CPI增长率为1.7%，货物进出口增长率分别为31%和16%。对此，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教授认为这些数据的大部分与他们的预测非常接近，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就CPI来说，现在的情况与去年底的预测以及根据今年一季度情况所作的预测差别不大，原因在于国内的情况和预测很一致，预测有一些偏差主要是由于一季度的贸易顺差比原来预测的要高。
在“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一次报告会上宋国青教授曾经提出过总需求U形反转，他认为现在看来这个反转在2季度又在往回反了，而这个变化的基本原因是贸易顺差在月环比意义上的剧烈变化。因为美元在去年四季度大幅度贬值，中国的贸易顺差在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猛烈增长，使总需求回升；但是美元在今年以来呈现出升值态势，中国的贸易顺差自3月份开始趋于平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急剧减弱。
按照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度量数据，05年2季度的主要宏观指标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特点。但是，宋国青教授认为这个情况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经济活动指标的比较异常的表现引起的，是所谓“基数问题”，并不表示现在的情况是高增长低通胀。他特别强调这一点，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同比增长率数据及其变化会引起很大的误解。部分由于03年的货币供给的剧烈波动，部分由于04年4月份开始了一轮猛烈的宏观调控，04年上半年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变化比较剧烈。具体结果是，在04年2季度，生产水平、投资水平和贸易顺差水平相对较低，货币数量增长极慢，而价格上升较快。这些情况使得05年2季度的同比增长率表现出了相反的变化，生产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和贸易顺差增长率比较高甚至特别高，货币增长率上升，而通货膨胀率下降。
宋国青教授给打了一个比方。比如说一个出租车司机，7月份工作了20天，6月份工作了30天，结果是7月份的收入比6月份下降了三分之一，这是对的。但出租车司机又说，他6月份的收入与去年6月份持平，而7月份的收入比去年7月份增长了一倍。这两组数没有任何矛盾，因为实际的情况是，去年7月份他只干了10天，导致今年7月份的收入比去年大幅度增长。这就是同比增长率的“基数效应”。对于这样的情况，同比增长率的高低及其变化对于反映当前的情况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现在说的2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分母是去年的数，分母小也可以引起比值高。
贸易顺差比上年同期大幅度增长是今年宏观经济的特中之特。04年上半年的货物贸易记录为逆差68亿美元，占GDP的-1.0%；05年上半年实现了398亿美元的顺差，占GDP的4.8%。一里一外，货物贸易顺差的增量为467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上升了5.8%。按名义额计算，顺差增量占GDP增量的44.7%；按可比价格计算，顺差增量对GDP增长的贡献要大得多。按照现在的情况，宋国青教授预测05年全年的货物贸易顺差将达到1112亿美元，而去年仅为320亿美元。按照这个宋教授认为可能偏于保守的预测，今年的贸易顺差将比去年增加近800亿美元，或2.5倍。其实上半年的贸易顺差在经季节调整以后已经达到了520亿美元。上半年的实际的贸易顺差是将近400亿美元，但其中包含季节性因素。在现在的情况下，上半年的贸易顺差相对比较小而下半年比较大，如去年上半年是逆差68亿美元，下半年是顺差388亿美元。所谓季节调整，就是对一年中因为季节因素引起的偏低的部分增加一些，而对偏高的部分减去一些。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贸易顺差增加将对国际经济产生何种影响？中国经济上一次比较大的贸易逆差发生在93年，后来进行了宏观调控，从94年开始顺差节节上升。在中国顺差从93年到97年上升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即亚洲金融危机。宋教授一直认为，1993至97年间我国贸易顺差加大与亚洲金融危机应合在一起加以考察。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实施宏观调控以抑制国内需求导致贸易顺差大幅度增加，最终将引发诸如汇率调整和贸易摩擦等形式的国际调整，回过头来再抑制中国的贸易顺差。有些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在一定的其他条件下就可能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所以，一个大国由贸易顺差猛增带动的经济增长本身就包含着对自己的危险的因素。去年底到今年初，中国贸易顺差猛烈增长。由于东南亚基本放弃了固定汇率，就通过本币贬值来保持平衡。过去一段时期日元对美元因此对人民币的贬值就是一个例子。更进一步说，中国贸易顺差增加的一个结果是人民币对于非挂钩货币的升值，这是通过美元的升值实现的。对于挂钩货币来说，汇率无法自动调整，结果可能是更多的贸易摩擦。
期望贸易顺差持续高速增长是靠不住的，从现在的情况看甚至在短期内都是不现实的。虽然在同比的意义上二季度贸易顺差很大，但是这也是“基数效应”。剔除季节因素后，2季度的顺差和一季度大致持平，虽然以后还可能有所增长，但是继续大幅度增长是非常困难的甚至不可能的。所以，如何启动国内需求以保证经济平稳发展，是现在的一个重大问题。
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名义增长14.7%，实际增长9.5%，GDP隐含价格指数上涨4.7% 。去除贸易顺差，国内名义需求增长8.4%，剔除价格上涨因素，内需实际增长仅为3.5%，而仅国内消费实际增长一项对内需增长的贡献已达3-4%左右。如果假定GDP、货物贸易以及消费数据是可靠的，那么实际投资的增长率差不多是零。如果国内投资的名义增长率在20%左右，加上名义总消费的增长可能超过10%，如何能使国内需求仅增长8.4%？
这里说的投资是总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后者是指存货的增加。如果其他数据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基本可靠，结果就是存货投资大幅度下降。因为绝对数太大，单用存货变化很难解释。
当然，这其中可能存在各种统计和估计误差，包括GDP和贸易以及消费的统计都可能有一定误差。统计部门对这些误差在作全年平衡时会加以部分调整。不过，从不同数据历史稳定性和可能误差等角度分析，结合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进出口等方面的数据，宋教授更倾向于“国内实际投资同比增长率很低”这一看法，认为各大项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季度数可能包含相对更大的误差。这样的话，依据上半年和二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等数据来估计目前的总需求情况就可能产生很大偏差，何况同比增长率数据本身就有“基数效应”，去年2季度的投资数据相对比较小。
对短期预测来说，最近几个月的变化情况有更重要的意义。6月份的投资比起前几个月来究竟如何，现在很难估计。宋教授对这一点不愿意轻下判断，认为不排除6月份的投资在环比的意义上增幅比较大的可能。
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率为16.5%，6月份同比增长16.8%。如前所述，这样的高增长是由基数效应引起的，不反映当前的情况。当前的情况要通过观察最近几个月的月度变化情况才能看出来。在考虑月度变化情况时，对有关数据作季节调整是很重要的。对此，宋国青教授的计算和估计结果是，6月份比3月份增长了2.9%，折年增长率为12.0%，其中6月比5月增长0.9%，折年增长率为11.8%。这样的增长率对应的GDP增长率约为8%。从过去的情况看，8%的经济增长率背后的总需求可以说是达到了通货紧缩的“警戒线”。如果这一状况继续，则到明年2季度，GDP的同比增长率就会达到8%左右。
宋国青教授强调，8%的经济增长率本身并不是多大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在于，在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过快，企业的成本来不及调整，将导致利润的猛烈下降。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同时伴随着价格的相对下降甚至绝对下降，企业利润面临着双重的下降压力，这导致企业利润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弹性在边际上大约为10倍左右。利润在短时期内的过于猛烈的下滑可能导致金融部门坏账增加以及银行“惜贷”等一系列问题。
季节调整后的CPI环比表现良好，折合年率大约3%，另外6月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经季节调整后与上月基本持平。宋国青教授认为，目前的CPI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同比增长率的下降是基数效应，因为去年2季度的CPI比较高并且快速上升。但是，工业品出厂价格面临向下的压力。不过，他认为上下游价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谓“上下游价格传导”并不成立。货币当局可以通过调节货币以控制总需求，将CPI的涨幅控制在适当范围内。这里只有“预测误差”问题导致的短期波动，没有必然的通货膨胀率周期。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根本上源自于去年的“百日调控”的周年效应，就是基数效应。目前M2的环比增长率甚至可以说“恰如其分”。唯一的疑虑来自于当前货币增长的结构问题。在贷款受到抑制的情形下，货币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外汇储备增加，在结构上是否与增加贷款等效，这一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宋国青教授坦言，现在也加入“看冷”的“大合唱”之中，一方面的原因是确实存在总需求走软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的考虑则是，若大家都“看低”经济走势，会引起当局的重视，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刺激政策，如此更有可能避免经济步入紧缩的轨道。在当前很多方面不确定性较大，特别是国内投资增长“疑点重重”的情形下，如果不对问题加以足够关注，宏观经济有可能出现不甚理想的局面。
总而言之，宋国青教授坚持认为不存在出现中长期通货紧缩的必然原因；短期内可能由于政策调控不当而出现暂时的总需求疲软甚至通货紧缩，或者说本来要防冷弄成防热，但还是相信刺激总需求政策的有效性。另外，由于利用利率、汇率手段抑制总需求相对容易，但要重新启动总需求则较为困难，因此宋教授建议“总需求宁强勿弱”。从汇率方面考虑，这一点更为重要。如果下一步决策层认为有必要再调汇率，先行增强内需以抵消汇率变化对贸易因而总需求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周其仁教授的演讲题目是“房价的确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认为包括房价在内的许多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含义，但处理所有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时仍然要尊重经济规律。在演讲中，首先解释了什么是政治含义和房价中的政治含义，其次用历史经验上的几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对于处理今天的房价问题进行借鉴，然后从制度变量看待房地产市场，最后点评了近期广东省出台的新的地方性法规对于土地供给机制的积极影响。
国务院2005年在3月份的《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4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5月11日七部委《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中把房价提高到了政治高度，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突出任务。从近几年房地产价格和投资数据可以看出房价走势明显受到政策影响。国务院政策出台后，房价从今年初高速上涨转为变缓，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样减缓。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到近年来房地产价格高速增长，但房地产在经济上的严重性远远不如政治性严重。
许多观点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有房价猛跌、出现负资产族和银行危机的危险，对此要认真分析。房价会跌，但房子依然还在；负资产族仍然有现金流可以维持生活；银行出现危机在于没能谨慎地审查贷款，是银行自身的问题，与房价大起大落无关。“泡沫”这个术语只是对资产价格大起大落的描述和比喻，并没有增加我们对资产市价变化起落的推测能力和解释能力，因此不适合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基础。房价收入比是以现在的收入购买一套房所需的时间。如果房价持续上升，收入上升较慢，这个年限就会变长甚至遥遥无期。其中的政治含义在于房价收入比的变化会影响城市布局，如上海出现的“分圈”现象，不少本地居民居住在城市外圈。虽然世界都会城市里本土居民比例都不高，然而中国问题在于发生这一现象的时间很短，因而难以接受。住房自有率对于社会稳定、犯罪率、社会文明程度有影响，中国的自有住房率是世界最高的，城市为80%，农村为100%。问题在于在房价持续增长，新增人口的自有住房率会怎样。关于房地产开发商获取暴利的问题，值得考虑的是，如果获取的暴利是合法的，那说明国民经济中有一些需求没有满足，降低合法暴利应该讨论市场准入的问题。炒房的数据从数量和资金上都非常高，《纽约时报》报道，上海1/6高级住宅没人住，北京1/4，深圳1/3，未来几年还会大幅增长。传统的观念认为买了是为了用，但市场经济下会出现买是为了卖。投机会加剧收入分配的差别，是中国转型社会中的一个备受关注且短期内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房价上涨的原因是市场上有购买力表达的房地产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从需求上看，包括开放环境下跨国、跨地区的需求，不同收入水平对于住房的需求，投资保值的需求，银行将其巨额储蓄作为贷款发放出去的需求。从供给上看，包括银行融资的供给和供地不足。需求曲线是倾斜的，如果供不应求，先满足的一定是高端需求。从数据看，土地开发指数和房地产价格具有反向关系。
历史上菜猪粮烟都曾经是政治问题。它们的共同性在于，当收入差别表现为对某些商品的购买能力差别的时候，经济问题就具有政治性；收入差别和购买力差别越大，问题的政治含义就越严重。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是，在处理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时，不可能单纯依赖经济规律；但是，在运用非价格的政治手段解决这些问题时，要尽可能给市场留下空间和时间，使供给的竞争可以逐步满足各个层次的市场需求。价格机制的作用会减弱经济问题的政治性。在实施短期调控政策的时候要兼顾长期影响。
我国现存房地产尚不是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从制度变量上看有金融服务体系和供地机制两点问题。目前供地以政府征地批租为主，农地直接入市似乎存在，但是没有法律地位，交易成本很高。政府卖地和农民卖地的区别在于，政府的集中供地模式对价格信号的反应不入私人有效，如果房价带动地价上涨，供地就会增加，就会满足房地产的最终需求。
广东省新近出台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草案）》于今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出让、出租、转让使用权，但是不得用于商品房地产开发建设和住宅建设。同地应该同权，不过即便如此，广东省的做法也是值得高度评价的，为满足土地供给各个需求层次做出了贡献，通过地方立法积累经验以便推进统一的土地市场的建立。（工作人员依据记录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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