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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8年第7期(总第702期)剪刀差的经济学:关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发布日期:2008-04-03 09:5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8年3月19日下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余淼杰教授在万众楼大教室发表了题为“剪刀差的经济学:关于中国的实证研究”的演讲。演讲基于余淼杰教授与林毅夫教授合作的同名文章。以下是这次演讲的主要内容:“剪刀差”的概念最早由前苏联的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于1926年提出。其含义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会设定适当的贸易条件,人为压低农产品的价格。通过这种途径,工业部门就可以压低向城市工人支付的工资,从而提高厂商利润,并进而加快资本积累速度。在提出剪刀差这一概念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论断:(1)剪刀差有利于资本的积累;(2)推行剪刀差政策时,工人的利益不会受损,而只有农民的利益受损。林毅夫教授与余淼杰教授合作的文章,重点不在于通过理论模型验证这两个论断的正确性,而是旧瓶装新酒,利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考察政府的社会福利函数,检验社会主义中国政府是否具有“重投资轻消费”、“重工人轻农民”这两个特征。
研究剪刀差的相关文献有以下几篇:Sah和Stiglitz在他们1984年发表在AE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著名文章中,证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第一个论断“剪刀差有利于资本积累”正确,而第二个论断“工人利益不会受损,只有农民利益受损”错误。Carter(1986)将剪刀差模型拓展到开放经济。Blomqvist(1986)则考虑了存在农业税时的情形。Knight(1995,1999)对中国的剪刀差政策作了简单的实证研究。Li和Tsui(1990)的实证研究则发现,农业产品对工业产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剪刀差的削弱)与资本积累的增加有正向关系,这与理论模型的论断相反。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相关文献:Grossman和Helpman(1994)提出,开放小国政府之所以不采用最优的零关税政策,是因为考虑了特殊利益集团给它们提供的政治献金(political contributions)。Goldberg和Maggi(1999)估计了消费者福利和政治献金在政府社会福利函数中所占的权重,发现政府关注政治献金超过关注消费者福利。Gawande和Bandyopadhyay(2000)的实证研究也发现政府更重视政治献金。Branstetter和Feenstra(2002)则考察了消费者福利和国有企业利润这两个目标在中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函数中的权重。
林毅夫教授与余淼杰教授合作的文章从三个方面对Stigiltz的论文进行了拓展:(1)拓展到开放经济下的情形;(2)考虑农产品配额;(3)设定了具体的效用函数形式,从而得到可用于估计的均衡条件。文章的结论是:在中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函数中,工人效用的权重超过农民效用的权重,而投资比消费具有更高权重。
余淼杰教授接着介绍了模型的基本设定:社会中存在工人与农民两种消费者,他们的效用函数为拟线性效用函数形式,效用取决于对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消费量,其中工业产品为一般等价物。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效用函数形式,是因为在这种特定的效用函数之下,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动只具有替代效应,而没有收入效应。社会中存在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其中,工业部门使用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生产,农业部门使用土地和劳动两种要素生产,两个部门的生产技术均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力无法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自由流动,这是一个根据中国实际作出的假设。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则对农业产品的供应和需求会相等。但由于政府人为压低价格,会出现供给小于需求的情况。尽管如此,农产品不需要进口,甚至还可以出口,这是因为政府对城市工人的农产品需求有配额限制。考虑配额后,城市工人对农产品的需求将不受价格水平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给定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农产品反而可能会出现富余。政府获得工业部门的全部利润与农产品出口的收入,并投资到下一期中。假设政府的社会福利函数具有以下形式:Ω = NaVa + βNmVm + δG。其中Va、Vm分别为农民和工人的效用,G为政府的投资,β为工人效用在政府福利函数中的相对权重,δ为投资在政府福利函数中的相对权重。若β>1,就说明政府对工人效用的关注程度高于对农民效用的关注程度;若δ>β,就说明政府对投资的关注程度高于对工人和农民的效用的关注程度。之所以将政府的投资加入到政府效用函数中,是因为在重工业发展战略之下,政府能够从工业部门的投资中获得一定的效用。通过推导,就可以得到城市总农产品消费、农产品出口额、城市工资总额、城市工资对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弹性、以及权重β、δ之间的一个均衡关系。以这个均衡条件为基础,就可以对相对权重β和δ进行估计。
在估计β和δ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困难是没有工资对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弹性的数据,需要使用计量模型进行估计。文章中,采用了1949至1992年各省农产品价格和工资的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之所以不用1992年之后的数据,是因为1992年之后市场经济已经较完善,上面定义的模型不再适用。
在估计得到弹性之后,可以建立计量模型对β和δ进行估计。这里遇到的困难是,我们只能得到国家级别的农业贸易数据,而无法获得各省的农业贸易数据。解决的方法如下:由于1978年之前各省的贸易品基本都是农产品,故假设1978年之前各省的农业贸易量等于各省的总贸易量;而在1978年之后,假设各省的总贸易量在该省生产总值中占据一个固定比重,而工业部门的总贸易量又在工业生产总值中占据一个固定比重。把这两个固定比重的比值作为一个参数,假设这个参数不依省份或年份而变化。把省的农业贸易总额表示为这个参数的一个函数,在模型中把这个参数和β、δ放在一起估计,从而应对贸易数据缺失的问题。
在估计过程中,首先进行混合OLS(pooled OLS)估计,发现β的数值是正的,但是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没有考虑固定效应。在考虑固定效应后,β和δ两个参数都显著。观察农产品相对价格的走势,发现农产品相对价格在1959-1961的三年大饥荒期间发生了突然的上升。这种突然上升可能是由于外界因素的冲击,故在计量模型中设立了虚拟变量“饥荒”来控制这个因素。该变量不依省份变化,在1959-1961年的取值为1,在其他年份的取值为0。另外,由于工资对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弹性这一项是估计得到的,可能存在内生性的问题,因此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为计量模型中的“弹性×工资”这一项选取两个工具变量: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更新。为什么选这两个工具变量?在经济意义上来说,如果政府看到这两个量比较小,就可能会决定加强剪刀差政策、进一步压低农产品价格。而在压低了生活品价格之后,政府就可以进一步压低工人工资,所以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更新这两个工具变量同“弹性×工资”具有相关性。统计分析表明,“弹性×工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更新的相关度分别达到0.93和0.94。为了检定这一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文章还进行了Anderson-Rubin检验、Cragg-Donald检验、Hansen-Sargen Over-Identification检验,都取得了很好的结果。而这两个工具变量在回归中显著这一简单事实,也说明了这两个工具变量是好的工具变量。
因此,文章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工具变量,对1949-1992年整个阶段的数据进行回归,并分别对1978-1992年、1978-1984年、1985-1992年这三个阶段的数据进行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是:1949-1992年整个阶段内,政府考虑的社会福利函数中,工人效用的相对权重β=38.5,投资的相对权重δ=944.1。在1978-1984年,β=29.4,δ=29.6。在1985-1992年,β=5.98,δ=6.00。注意到在对1978-1984年数据回归时,β的估计值不显著,这也许说明政府在那个阶段的目标并不是很清晰,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行为特征。最终的结论是:在1949-1992年整个阶段,以及任何一个子阶段,都有β>1,δ>β。这说明中国政府对工人效用的关注程度高于对农民效用的关注程度,而对投资的关注程度高于对工人和农民的效用的关注程度。另外,中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函数一直在变化,对于工人效用和投资的偏向程度不断降低,这说明1978年后赶超策略被逐渐舍弃。
霍德明教授评论:
这个模型不是动态模型,而是一个单期的静态模型。如果单纯只谈静态模型,投资可以被列入社会福利函数中。但若把它直接扩展为动态模型,则存在投资在社会福利函数中被重复计算的问题——投资在当期被计入效用,在未来转化为消费时又被计入效用。因此,可以在政府社会福利函数中去掉δ*G这一项,然后做一个动态决策模型。如果认为这样不足以表达政府重视投资的思想,可以把资本纳入政府的社会福利函数。宏观经济学文献有这样做的传统,邹恒甫就曾经把资本放入效用函数中,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
林毅夫教授评论:
这个模型的大背景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赶超策略。因此,政府福利函数中有投资,并不是由于投资可以增加未来的消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除了农业、工业,还有一个部门,就是重工业。重工业的投资不一定对消费者有意义,但却可以给政府带来效用,因为政府认为,重工业投资的增加可以加快赶超。或者说,如果把社会主义中国的目标看作是“富国强兵”,那么增加农民和工人的效用就可以被视为政府对“富国”目标的追求,而增加投资则可以被视为政府对“强兵”的追求。
巫和懋教授评论:
最好不要把这里的社会福利函数叫做Bergeson-Samuelson社会福利函数。因为Bergeson-Samuelson福利函数的提出是规范研究,β的值被固定为1,而这里所做的是实证研究,目标是估计β和δ的值。关于政府社会福利函数形式的这个假设可能有一点强,需要对社会福利函数的设定做进一步的说明。
(洪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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