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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8年第14期（总第709期）2008年“两会”解读会（上）
发布日期：2008-04-09 09:5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8年3月20日下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2008年“人大、政协两会”解读会。我们分三期简报报道发言主要内容。本期为第一部分。
林毅夫教授发言
温总理就过去五年成绩总结了六条经验：（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2）坚持科学发展观。（3）坚持改革开放。（4）完善宏观调控。（5）执政为民。（6）依法行政。我特别同意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排在第一位。三方面内容一环扣着一环，核心是实事求是，因为必须根据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机会来提出对策，才能够推动中国前进。但实事求是前提是解放思想。你不能根据“本本”上面道理来看中国存在的问题，也不能根据“本本”提供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中国问题。要实事求是必然要与时俱进。因为社会在进步，会出现新问题以及新机遇和挑战，政策必须根据新的状况继续调整继续前进。
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与完善宏观调控，实际是要摆好政府跟市场之间关系。对改革与发展过程提出的问题，必须用以市场为导向、完善市场的方式以及参与国际化的方式来解决，这是改革开放的内涵。另一方面，我们还是一个转型中国家，还有很多体制不完善以及发展阶段本身所带来脆弱性，这种情况下政府也要扮演积极的角色。执政为民与依法行政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执政为民提出政府工作的目标，一切都是为了人民。那么依法行政强调政府的工作应该摆脱个人主义、以制度化的方式进行。政府工作报告既是对过去5年经验总结，也是对我们改革开放这30年所取得的成就的一种经验总结。
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一些深层次、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首先是“三过”问题，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由此引发投资跟消费不协调，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比重偏高，农业的比重偏低等问题。这些问题中我觉得最核心的是投资增长过快。投资增长过快导致国内消费不足，尤其是对这些产业产品消费不足。投资过快产业出现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时必然出现国内消费不了就出口国外结果。所以贸易顺差过大是投资增长过快一个后果。贸易顺差过大在维持汇率小幅度增长、人民币不可能完全自由兑换的前提之下，就会导致外汇积累过多，外汇积累的结果就是货币要增发来购买过多的外汇，而货币增发会导致货币信贷投放过大，货币信贷投放过大又会转回来变成可用投资资金过多，从而投资以很高的速度在增长。因此“三过”问题以投资增长过快开始形成了一个怪圈：投资增长过快导致产能过剩，导致外贸出口过大，导致外汇积累过多，导致货币增发过快，信贷增发过快，从而投资增长过快。在这种情况下，我非常赞成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的对于投资增长过快需要通过关紧货币和信贷闸门进行一定的宏观调控。
“三过”问题既存的事实以及至少过去5年宏观调控说明它有一些深层次根源。我认为这与改革开放以后，尤其90年代以后，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合理、越来越两极分化有关。明显表现是基尼系数不断提高，据有关研究这一指标已超过0.45，在国际上已是一个比较不公平分配状况。为什么分配不公是前面讲的“三过”问题的根源呢？一般居民的收入无非两个用途：投资和消费。低收入者消费倾向很高，但能支持消费的资金是有限的，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是低的。当消费倾向低的时候，他就会投资，因此如果说在收入分配当中，大量的国民收入是往高收入人群集中的话，其结果一定是投资跟消费比重失衡，投资比重非常高，消费比重会非常低，而这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形。在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之下，投资的动力非常大。真正解决问题办法是釜底抽薪，即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合理原因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还没有到位，尤其有几个关键性改革目前推动太滞后。一是金融结构问题。我们金融结构是以四大国有银行再加上股票市场为主。在这样一个金融结构之下，尽管中小企业能够创造大量就业，但是基本上得不到金融服务，因此劳动就业的创造就相对不足，工资水平就相对的受到抑制，而且能够进入到正式部门就业的人就少，低收入者收入就很难提高。在这样一个金融结构下，实际上从大银行或者股票市场融资的资金成本是相对低的，而能够借到钱或者融到资的，都是相对有钱的大企业，它的资金成本低，储蓄回报低，相当于是穷人补贴富人。因此，低收入者一方面本来收入就少，另一方面还去补贴有钱的人进行投资，收入分配当然就会越来越不合理，从而导致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不合理。
二是资源税费问题。我们资源是国家的，但是资源税费极低，大量国有资源的租就转让给少数拿到开采权的人，从而产生暴利。三是行政性垄断行业，也是收入分配不均一个很主要来源。因此，要解决“三过”等问题，必须加速我们在这三个领域的改革，改善金融结构，改革资源税费，让资源产业变成一个跟它的风险相对应的正常盈利的行业，并对垄断性行业开放竞争。对于不能开放竞争的，应对其价格和收益分配实行严格监管。
陈平教授发言
“两会”的历史成就。一是政府实现连续有序换届。新的领导班子年青化、知识化、廉洁化，务实亲民，是中国持续稳定发展保证。二是中国改革发展成功，证明中国特色混合经济可以由自我创新、自主开放、自身改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三是显示中国政府应付危机的能力。我国应对非典、雪灾能力远远高于美国政府对抗风灾能力，中国政府改善环境步子也比美国政府坚定，表现出世界大国的负责任风范。
我对大部制调整喜忧参半。设立交通运输部、环境保护部，把食品药品监管划归卫生部，可以利用网络效应和外部效应，我赞成。但是大部制隐忧不可不防，虽然“两会”上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大部制，我仍然要提出一些问题。（1）中国最难治理的不是空气污染，而是水污染。区域治理如将长江、黄河、珠江流域区上下游一块综合治理要比大部制统一治理如南水北调等强得多。（2）非常忧虑新建立的国资委、中金公司、主权基金、中投公司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违背国际游戏规则。中国现在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有人认为中国和美国现在可以互相制造经济危机。设立主权基金的结果是我们只能买美国的垃圾股，国有企业向海外拓展很容易遭到封杀。因此应该借鉴大学基金会制，改革财政体制，使得国有企业名义上看起来不是政府控股，而大部制会激化矛盾。（3）我非常忧虑以环境保护为名，扶持国有和外资的垄断企业，打压民营企业。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应该是民营经济占大头，国有企业做骨干，外资只能占局部，最多占一些高端的行业，尤其不能让外资的市场份额超过30%，否则引进技术实际上是把中国重新变成一个受西方外国资本控制的市场。绝对不能在法制、技术标准面前，以平等竞争的名义再一次的打压民间企业。（4）短视民意和战略大计。领导亲民我赞成，重视人大政协功能我也赞成，但是民主不等于我们讲的“三个代表”。东德搞垮就是因为工会短视政策，在生产力没有提高以前，把工资涨上去，提高了劳动力成本，使得西德资本跳过东德投资。医疗改革和养老金改革可以去做，但是首先要考虑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不能盲目遵从民意去做。还有不经过地区实验，全面铺开，强行推进《劳动法》，我认为是违背中国改革30年最重要的经验，盲目模仿西方失败的福利社会，我“极为堪忧”。我不相信现在大多数业余兼职式人大代表、政协代表，他们虽然善良和反映民意，但是未必能够提出长治久安方针大计。
我怀疑本届政府把防范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我认为现在的通货膨胀不是中国的主要危险，目前主要危险是人民币大幅升值国际压力，通货膨胀是有利于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美国现在减息，中国在加息，同时中国还要推行《劳动法》，中国有点通货膨胀有什么关系？承担10%的通货膨胀根本不是主要的风险，但是中国现在因为民意呐喊，把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放在防止通货膨胀上，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没有意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三强的大国政府的国际大玩家。现在已经不是冷战时候东西方的格局，是美国、欧盟、中国主导世界的格局，而中国领导人还是内向处理中国宏观调控和对外投资体制政策，希望领导人要有邓小平同志的大国眼光。
李稻葵教授发言
首先谈一下对政协制度独特性和创造性的理解。我的体会是政协制度真正体现了中国国情，是具独创性的一个体制，这个体制不同于我国的人大，也不同于国外国会，它的委员来自于社会各界，是全社会各界的代表，但它又不需要按照人数去反映社会各界流行的观点。我们的政协参与政治协商，参政议政，还有民主监督，这些地方是它的独特性，它可以有极少数人的观点，不需要百分之百按人数去反映民意，恰恰能够起到对中国长远发展和战略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作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引起全世界瞩目，要研究中国的文化有没有它的优越性，研究我们政治体制里面有没有合理性、独创性和创造性因素。我们要不断完善我们自己的政治体制包括人民政协制度，也有义务把符合中国国情的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有利的制度推介到全世界各地去。
今年包括未来几年经济工作复杂性来自两个方面：（1）短期有物价上升的压力。由个别的产品、单个的产品结构性的物价上升有可能演变成全面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2）目前为止物价上涨并不是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也不是外资和短期资金大量涌入国内带来的，而是结构性成本上升带来的问题，不同于改革开放30年来的若干次物价上升情形。它包括两个因素：（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城几近极限，20岁到50岁之间的壮年劳动力所剩无几，导致劳动用工成本上升。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农民养猪种菜积极性下降，导致猪肉、蔬菜供给下降，产生价格上升的压力。（2）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上升，直接传递到我们以原材料为基础加工业成本，因此带来了价格上升压力。我有两点建议：（1）农民现在不敢喂猪，怕价格波动，就是说等按照今年的价格喂猪，产量上去以后会造成明年猪肉价格又下来。所以我建议政府对猪肉价格实行保护机制。（2）人民币升值步伐还需要适当的加快，同时组织一部分的肉类产品如猪肉、牛肉、禽类产品的进口，缓解冰灾短期内所带来的影响。
次贷危机发源地是美国，但是最大的受害者不见得是美国。这是因为：（1）全球化。美国的资金市场、制造业的产品市场已经非常全球化了，美国在短期内可以利用它的经济政策吸引海外的流动性来补充美国国内信用链条绷紧的压力。（2）美国经济决策团队。财政部长来自于高盛，对次贷危机产生机制、传播、影响恐怕是再了解不过的了。联储主席伯兰克对经济危机传播机制非常了解，他认定大萧条期间美国联邦储备没有尽到责任，没有及时扩大货币供给和及时大规模降息，所以次贷危机刚发生时就出台了看来很过激政策。美国政府对这次危机处理从美国利益看非常合理，他们团队非常称职，我不认为美国经济会进入大规模萧条。
主要受害者恐怕是美国之外经济。很多美国投资机构在重新评估自己的投资风险，给风险重新定价和拨备，把以前投资在新兴市场资金撤回到美国，出现一个资金逆向流动。并不是所有新兴市场国家同样受到危害，某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危害可能更大一些，一个是波罗的海三国，第二个是东欧国家，第三个是印度，印度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自己的次贷危机，尽管刚刚开始，我相信印度在未来一年之内、至多两年会出现股票市场大幅度下降，房地产市场价格下降。
美国次贷危机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机遇。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它饥不择食，对中国的投资，不管是来自主权财富也好还是来自国有企业也好，他们比较欢迎。此外在美国乃至于西方的政治格局里面，投资银行或者金融界影响非常大，这种情况下美国政治气氛会改变。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短暂的改变积极投资入股华尔街，从而获得一定的影响力。其目的主要是通过入股获得对这些主流的华尔街金融机构一定的知情权和控制权，从而化解来自于这部分主流金融机构对中国经济崛起在未来有可能带来的负面的冲击。历史经验表明，不管主观还是客观，这些主流金融机构对于新兴市场的经济崛起总是会产生一些颇具破坏力的冲击，当我们有一定的知情权和控制权以后，我们就可以部分的化解，从而也可以让我们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和美国主流的政治团体可能产生的摩擦和冲突有所化解，我认为这是重大战略的一部分。其次可以利用这次美国经济放缓的机遇大力开发我们的内需，使经济增长不至于出现大规模的回落。
李伏安先生发言
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特别是金融问题究竟是机遇还是挑战？前不久易纲行长有一个判断，认为现在金融面临的问题是，人民币要升值，国家储备太多，外贸顺差太大，这些现象是很多世界上当今发展中国家所梦寐以求的，很多国家都要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我们都有为什么会成了问题呢？易纲将其定义为“美丽的烦恼”。刚才林教授讲的投资过剩，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里我们都是为投资不足而担忧，今天投资却过剩，这都是“美丽的烦恼”的重要表现。
我认为现在是机遇大于挑战。应该更多出台一些主动性的对策。我们在80年代改革的时候，曾经资金不足，有了一点资金以后，我们的运输不行有瓶颈，运输好了以后人员有瓶颈，人员瓶颈解决后消费又不行了，那时候什么都是瓶颈，今天我们在什么都有的情况下，只是怎样把它用得更合理、分配得更好，我认为应该是有更多的主动性的政策，而不是被动去应付。
林毅夫教授认为当前的问题是由投资过剩造成的。我认为投资过剩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我认为有三方面问题：（1）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坚持增加外贸出口的立场，使得中国长期具有外贸倾向。为了增加外贸出口竞争力，没有那么高技术，只有靠低劳动力成本竞争，这样使很多在中西部地区小学教育都没有受完的年轻人从十六七岁就开始到外贸企业去工作，进一步降低了这些企业的劳动成本。随着经济发展，我们应该由过度外贸出口转向适度或者中度或者转向平衡的外贸出口。（2）我们过去30年中只讲增长不讲发展，增长就是依靠廉价劳动力追求产出和企业增长，从来没有讲发展，没有考虑把劳动力的能力、劳动力的发展能力和创造能力提高作为一个投入，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农村教育等等从来都是投入不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低劳动力成本的政策、低劳动力保护的政策和低劳动力投入的政策。（3）资源价格包括生产资源和土地资源定价不合理。
王小鲁教授发言
中国现在确实面临一系列严重的挑战，其中一个就是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贫富差距已非常严重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的问题。我也很同意刚才毅夫的分析，现在宏观经济方面出现的问题、结构方面出现的问题，其实很多都和收入分配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低消费、高储蓄导致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拉动和外贸出口拉动，其背后实际上都是收入分配的问题，而收入分配是一个长期问题，不是短期宏观政策能解决的问题，这个长期问题怎么积累起来的呢？
首先是国有资源收益分配问题没有解决好。城市化快速推进，土地有巨额的增值，但增值分配不清楚。从有关部门的统计可以看到，土地转为商业用途通过“招拍挂”手段公开进行的不到1/3，两者地价差大概是3倍。这么大量的土地没有通过公开的程序通过市场向社会招标进行拍卖转变成商业用途，巨大土地收益哪儿去了？多年矿难不断问题已经成了一个老大难，为什么？因为背后有权力，有地方政府，有各级官员，因为这背后有资源收益，我们在制度上并没有解决资源收益应该怎么分配的问题。自然资源的收益不能是通过这样一个不公开、不透明、私下交易、钱权交易的途径来进行分配，而应该是一个高度透明的、放在桌面上放在阳光下的收益应该主要部分归社会和全民所有的分配。 又比如石油企业垄断的高额收益，特别是油价飞涨带来的收益，应该怎么分配？有学者提出解决垄断部门的问题要加强竞争，通过市场经济来解决垄断问题，但是有些部门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比如像石油这样的部门，它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由于自然资源的先天因素，必然是具有垄断性质的，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分配垄断收益就变成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再一点是政府寻租问题。之所以造成收入不公平，之所以造成现在的腐败现象严重，我认为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解决政府寻租的问题，反而在改革这些年中间，政府寻租的现象，政府官员寻租的现象越演越烈，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会导致社会冲突。
姚洋教授发言
我觉得我们生活在国内的人，看中国的问题看得多一些，对中国正面的事情看得少一些，所以我们不光要总结经济成长的经验，其实我们在政治这方面也对世界整个民主化进程做出了贡献。如果我们是一个很坏的政治的话，大概不可能有这么好的经济增长。
我觉得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在两个极端中间寻找一个平衡，一个极端是集权，另一个是民粹主义民主。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在两个极端中摆动，拉美不用说，南亚这些国家的情况也是很清楚的。我刚从菲律宾回来，菲律宾最大的问题是腐败，它的民主并没有解决腐败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都是殖民者留下来的、强加的，由于社会条件远没有成熟，民主的结果并不好。我们看一下全世界主要的大国，在民主之前都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持续半个世纪的社会革命，民主意味着不能搞阶级斗争，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在民主的状况下完成激烈的社会变革非常困难。而中国恰恰在这方面探索了一条新的民主化道路，如果拿1000年的历史尺度来看，整个世界都在走这一条路，从封建专制向民主转变，民主是人类新的文化，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民主的文化。如果拿这个大的尺度来看，中国是在大的民主化的进程里面，我们并不比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落后，只不过我们走了另一条道路。总结我们过去30年的经验，可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这个政府基本上做到了为中国社会的长远利益着想，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要么极端的民粹主义政府，要么极端的集权政府，我叫它中性的政府，在中性的政府之下我们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我们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怎么走？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经济建设上，这是一个好事，过去30年，由于这个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弱点是逐渐显示出来了，比如说收入不平等问题、社会的摩擦问题，还有环境问题、政府行为的扭曲问题等等，由于你把注意力全放在经济增长，政府的行为一定要扭曲。根本性的问题是政权合法性的问题，现在经济增长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只要我给老百姓提供了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了，政府的合法性就有了，可以继续执政。但不见得，弦绷得太紧了之后有时候就会断掉。我们搞民主的条件远比其他国家比如印度好得多，为什么不搞民主呢？我们并不是说一夜之间把西方的民主搬过来，但是这是我们的方向，我们要去探索，要扩大民主的参与度，从现在开始放眼未来10年、20年，为民主化的到来做好准备。
（董兵兵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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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04-09 09:5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8年3月20日下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2008年“人大、政协两会”解读会。我们分三期简报报道发言主要内容。本期为第一部分。
林毅夫教授发言
温总理就过去五年成绩总结了六条经验：（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2）坚持科学发展观。（3）坚持改革开放。（4）完善宏观调控。（5）执政为民。（6）依法行政。我特别同意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排在第一位。三方面内容一环扣着一环，核心是实事求是，因为必须根据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机会来提出对策，才能够推动中国前进。但实事求是前提是解放思想。你不能根据“本本”上面道理来看中国存在的问题，也不能根据“本本”提供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中国问题。要实事求是必然要与时俱进。因为社会在进步，会出现新问题以及新机遇和挑战，政策必须根据新的状况继续调整继续前进。
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与完善宏观调控，实际是要摆好政府跟市场之间关系。对改革与发展过程提出的问题，必须用以市场为导向、完善市场的方式以及参与国际化的方式来解决，这是改革开放的内涵。另一方面，我们还是一个转型中国家，还有很多体制不完善以及发展阶段本身所带来脆弱性，这种情况下政府也要扮演积极的角色。执政为民与依法行政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执政为民提出政府工作的目标，一切都是为了人民。那么依法行政强调政府的工作应该摆脱个人主义、以制度化的方式进行。政府工作报告既是对过去5年经验总结，也是对我们改革开放这30年所取得的成就的一种经验总结。
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一些深层次、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首先是“三过”问题，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由此引发投资跟消费不协调，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比重偏高，农业的比重偏低等问题。这些问题中我觉得最核心的是投资增长过快。投资增长过快导致国内消费不足，尤其是对这些产业产品消费不足。投资过快产业出现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时必然出现国内消费不了就出口国外结果。所以贸易顺差过大是投资增长过快一个后果。贸易顺差过大在维持汇率小幅度增长、人民币不可能完全自由兑换的前提之下，就会导致外汇积累过多，外汇积累的结果就是货币要增发来购买过多的外汇，而货币增发会导致货币信贷投放过大，货币信贷投放过大又会转回来变成可用投资资金过多，从而投资以很高的速度在增长。因此“三过”问题以投资增长过快开始形成了一个怪圈：投资增长过快导致产能过剩，导致外贸出口过大，导致外汇积累过多，导致货币增发过快，信贷增发过快，从而投资增长过快。在这种情况下，我非常赞成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的对于投资增长过快需要通过关紧货币和信贷闸门进行一定的宏观调控。
“三过”问题既存的事实以及至少过去5年宏观调控说明它有一些深层次根源。我认为这与改革开放以后，尤其90年代以后，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合理、越来越两极分化有关。明显表现是基尼系数不断提高，据有关研究这一指标已超过0.45，在国际上已是一个比较不公平分配状况。为什么分配不公是前面讲的“三过”问题的根源呢？一般居民的收入无非两个用途：投资和消费。低收入者消费倾向很高，但能支持消费的资金是有限的，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是低的。当消费倾向低的时候，他就会投资，因此如果说在收入分配当中，大量的国民收入是往高收入人群集中的话，其结果一定是投资跟消费比重失衡，投资比重非常高，消费比重会非常低，而这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形。在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之下，投资的动力非常大。真正解决问题办法是釜底抽薪，即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合理原因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还没有到位，尤其有几个关键性改革目前推动太滞后。一是金融结构问题。我们金融结构是以四大国有银行再加上股票市场为主。在这样一个金融结构之下，尽管中小企业能够创造大量就业，但是基本上得不到金融服务，因此劳动就业的创造就相对不足，工资水平就相对的受到抑制，而且能够进入到正式部门就业的人就少，低收入者收入就很难提高。在这样一个金融结构下，实际上从大银行或者股票市场融资的资金成本是相对低的，而能够借到钱或者融到资的，都是相对有钱的大企业，它的资金成本低，储蓄回报低，相当于是穷人补贴富人。因此，低收入者一方面本来收入就少，另一方面还去补贴有钱的人进行投资，收入分配当然就会越来越不合理，从而导致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不合理。
二是资源税费问题。我们资源是国家的，但是资源税费极低，大量国有资源的租就转让给少数拿到开采权的人，从而产生暴利。三是行政性垄断行业，也是收入分配不均一个很主要来源。因此，要解决“三过”等问题，必须加速我们在这三个领域的改革，改善金融结构，改革资源税费，让资源产业变成一个跟它的风险相对应的正常盈利的行业，并对垄断性行业开放竞争。对于不能开放竞争的，应对其价格和收益分配实行严格监管。
陈平教授发言
“两会”的历史成就。一是政府实现连续有序换届。新的领导班子年青化、知识化、廉洁化，务实亲民，是中国持续稳定发展保证。二是中国改革发展成功，证明中国特色混合经济可以由自我创新、自主开放、自身改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三是显示中国政府应付危机的能力。我国应对非典、雪灾能力远远高于美国政府对抗风灾能力，中国政府改善环境步子也比美国政府坚定，表现出世界大国的负责任风范。
我对大部制调整喜忧参半。设立交通运输部、环境保护部，把食品药品监管划归卫生部，可以利用网络效应和外部效应，我赞成。但是大部制隐忧不可不防，虽然“两会”上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大部制，我仍然要提出一些问题。（1）中国最难治理的不是空气污染，而是水污染。区域治理如将长江、黄河、珠江流域区上下游一块综合治理要比大部制统一治理如南水北调等强得多。（2）非常忧虑新建立的国资委、中金公司、主权基金、中投公司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违背国际游戏规则。中国现在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有人认为中国和美国现在可以互相制造经济危机。设立主权基金的结果是我们只能买美国的垃圾股，国有企业向海外拓展很容易遭到封杀。因此应该借鉴大学基金会制，改革财政体制，使得国有企业名义上看起来不是政府控股，而大部制会激化矛盾。（3）我非常忧虑以环境保护为名，扶持国有和外资的垄断企业，打压民营企业。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应该是民营经济占大头，国有企业做骨干，外资只能占局部，最多占一些高端的行业，尤其不能让外资的市场份额超过30%，否则引进技术实际上是把中国重新变成一个受西方外国资本控制的市场。绝对不能在法制、技术标准面前，以平等竞争的名义再一次的打压民间企业。（4）短视民意和战略大计。领导亲民我赞成，重视人大政协功能我也赞成，但是民主不等于我们讲的“三个代表”。东德搞垮就是因为工会短视政策，在生产力没有提高以前，把工资涨上去，提高了劳动力成本，使得西德资本跳过东德投资。医疗改革和养老金改革可以去做，但是首先要考虑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不能盲目遵从民意去做。还有不经过地区实验，全面铺开，强行推进《劳动法》，我认为是违背中国改革30年最重要的经验，盲目模仿西方失败的福利社会，我“极为堪忧”。我不相信现在大多数业余兼职式人大代表、政协代表，他们虽然善良和反映民意，但是未必能够提出长治久安方针大计。
我怀疑本届政府把防范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我认为现在的通货膨胀不是中国的主要危险，目前主要危险是人民币大幅升值国际压力，通货膨胀是有利于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美国现在减息，中国在加息，同时中国还要推行《劳动法》，中国有点通货膨胀有什么关系？承担10%的通货膨胀根本不是主要的风险，但是中国现在因为民意呐喊，把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放在防止通货膨胀上，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没有意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三强的大国政府的国际大玩家。现在已经不是冷战时候东西方的格局，是美国、欧盟、中国主导世界的格局，而中国领导人还是内向处理中国宏观调控和对外投资体制政策，希望领导人要有邓小平同志的大国眼光。
李稻葵教授发言
首先谈一下对政协制度独特性和创造性的理解。我的体会是政协制度真正体现了中国国情，是具独创性的一个体制，这个体制不同于我国的人大，也不同于国外国会，它的委员来自于社会各界，是全社会各界的代表，但它又不需要按照人数去反映社会各界流行的观点。我们的政协参与政治协商，参政议政，还有民主监督，这些地方是它的独特性，它可以有极少数人的观点，不需要百分之百按人数去反映民意，恰恰能够起到对中国长远发展和战略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作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引起全世界瞩目，要研究中国的文化有没有它的优越性，研究我们政治体制里面有没有合理性、独创性和创造性因素。我们要不断完善我们自己的政治体制包括人民政协制度，也有义务把符合中国国情的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有利的制度推介到全世界各地去。
今年包括未来几年经济工作复杂性来自两个方面：（1）短期有物价上升的压力。由个别的产品、单个的产品结构性的物价上升有可能演变成全面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2）目前为止物价上涨并不是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也不是外资和短期资金大量涌入国内带来的，而是结构性成本上升带来的问题，不同于改革开放30年来的若干次物价上升情形。它包括两个因素：（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城几近极限，20岁到50岁之间的壮年劳动力所剩无几，导致劳动用工成本上升。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农民养猪种菜积极性下降，导致猪肉、蔬菜供给下降，产生价格上升的压力。（2）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上升，直接传递到我们以原材料为基础加工业成本，因此带来了价格上升压力。我有两点建议：（1）农民现在不敢喂猪，怕价格波动，就是说等按照今年的价格喂猪，产量上去以后会造成明年猪肉价格又下来。所以我建议政府对猪肉价格实行保护机制。（2）人民币升值步伐还需要适当的加快，同时组织一部分的肉类产品如猪肉、牛肉、禽类产品的进口，缓解冰灾短期内所带来的影响。
次贷危机发源地是美国，但是最大的受害者不见得是美国。这是因为：（1）全球化。美国的资金市场、制造业的产品市场已经非常全球化了，美国在短期内可以利用它的经济政策吸引海外的流动性来补充美国国内信用链条绷紧的压力。（2）美国经济决策团队。财政部长来自于高盛，对次贷危机产生机制、传播、影响恐怕是再了解不过的了。联储主席伯兰克对经济危机传播机制非常了解，他认定大萧条期间美国联邦储备没有尽到责任，没有及时扩大货币供给和及时大规模降息，所以次贷危机刚发生时就出台了看来很过激政策。美国政府对这次危机处理从美国利益看非常合理，他们团队非常称职，我不认为美国经济会进入大规模萧条。
主要受害者恐怕是美国之外经济。很多美国投资机构在重新评估自己的投资风险，给风险重新定价和拨备，把以前投资在新兴市场资金撤回到美国，出现一个资金逆向流动。并不是所有新兴市场国家同样受到危害，某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危害可能更大一些，一个是波罗的海三国，第二个是东欧国家，第三个是印度，印度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自己的次贷危机，尽管刚刚开始，我相信印度在未来一年之内、至多两年会出现股票市场大幅度下降，房地产市场价格下降。
美国次贷危机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机遇。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它饥不择食，对中国的投资，不管是来自主权财富也好还是来自国有企业也好，他们比较欢迎。此外在美国乃至于西方的政治格局里面，投资银行或者金融界影响非常大，这种情况下美国政治气氛会改变。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短暂的改变积极投资入股华尔街，从而获得一定的影响力。其目的主要是通过入股获得对这些主流的华尔街金融机构一定的知情权和控制权，从而化解来自于这部分主流金融机构对中国经济崛起在未来有可能带来的负面的冲击。历史经验表明，不管主观还是客观，这些主流金融机构对于新兴市场的经济崛起总是会产生一些颇具破坏力的冲击，当我们有一定的知情权和控制权以后，我们就可以部分的化解，从而也可以让我们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和美国主流的政治团体可能产生的摩擦和冲突有所化解，我认为这是重大战略的一部分。其次可以利用这次美国经济放缓的机遇大力开发我们的内需，使经济增长不至于出现大规模的回落。
李伏安先生发言
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特别是金融问题究竟是机遇还是挑战？前不久易纲行长有一个判断，认为现在金融面临的问题是，人民币要升值，国家储备太多，外贸顺差太大，这些现象是很多世界上当今发展中国家所梦寐以求的，很多国家都要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我们都有为什么会成了问题呢？易纲将其定义为“美丽的烦恼”。刚才林教授讲的投资过剩，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里我们都是为投资不足而担忧，今天投资却过剩，这都是“美丽的烦恼”的重要表现。
我认为现在是机遇大于挑战。应该更多出台一些主动性的对策。我们在80年代改革的时候，曾经资金不足，有了一点资金以后，我们的运输不行有瓶颈，运输好了以后人员有瓶颈，人员瓶颈解决后消费又不行了，那时候什么都是瓶颈，今天我们在什么都有的情况下，只是怎样把它用得更合理、分配得更好，我认为应该是有更多的主动性的政策，而不是被动去应付。
林毅夫教授认为当前的问题是由投资过剩造成的。我认为投资过剩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我认为有三方面问题：（1）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坚持增加外贸出口的立场，使得中国长期具有外贸倾向。为了增加外贸出口竞争力，没有那么高技术，只有靠低劳动力成本竞争，这样使很多在中西部地区小学教育都没有受完的年轻人从十六七岁就开始到外贸企业去工作，进一步降低了这些企业的劳动成本。随着经济发展，我们应该由过度外贸出口转向适度或者中度或者转向平衡的外贸出口。（2）我们过去30年中只讲增长不讲发展，增长就是依靠廉价劳动力追求产出和企业增长，从来没有讲发展，没有考虑把劳动力的能力、劳动力的发展能力和创造能力提高作为一个投入，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农村教育等等从来都是投入不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低劳动力成本的政策、低劳动力保护的政策和低劳动力投入的政策。（3）资源价格包括生产资源和土地资源定价不合理。
王小鲁教授发言
中国现在确实面临一系列严重的挑战，其中一个就是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贫富差距已非常严重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的问题。我也很同意刚才毅夫的分析，现在宏观经济方面出现的问题、结构方面出现的问题，其实很多都和收入分配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低消费、高储蓄导致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拉动和外贸出口拉动，其背后实际上都是收入分配的问题，而收入分配是一个长期问题，不是短期宏观政策能解决的问题，这个长期问题怎么积累起来的呢？
首先是国有资源收益分配问题没有解决好。城市化快速推进，土地有巨额的增值，但增值分配不清楚。从有关部门的统计可以看到，土地转为商业用途通过“招拍挂”手段公开进行的不到1/3，两者地价差大概是3倍。这么大量的土地没有通过公开的程序通过市场向社会招标进行拍卖转变成商业用途，巨大土地收益哪儿去了？多年矿难不断问题已经成了一个老大难，为什么？因为背后有权力，有地方政府，有各级官员，因为这背后有资源收益，我们在制度上并没有解决资源收益应该怎么分配的问题。自然资源的收益不能是通过这样一个不公开、不透明、私下交易、钱权交易的途径来进行分配，而应该是一个高度透明的、放在桌面上放在阳光下的收益应该主要部分归社会和全民所有的分配。 又比如石油企业垄断的高额收益，特别是油价飞涨带来的收益，应该怎么分配？有学者提出解决垄断部门的问题要加强竞争，通过市场经济来解决垄断问题，但是有些部门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比如像石油这样的部门，它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由于自然资源的先天因素，必然是具有垄断性质的，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分配垄断收益就变成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再一点是政府寻租问题。之所以造成收入不公平，之所以造成现在的腐败现象严重，我认为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解决政府寻租的问题，反而在改革这些年中间，政府寻租的现象，政府官员寻租的现象越演越烈，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会导致社会冲突。
姚洋教授发言
我觉得我们生活在国内的人，看中国的问题看得多一些，对中国正面的事情看得少一些，所以我们不光要总结经济成长的经验，其实我们在政治这方面也对世界整个民主化进程做出了贡献。如果我们是一个很坏的政治的话，大概不可能有这么好的经济增长。
我觉得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在两个极端中间寻找一个平衡，一个极端是集权，另一个是民粹主义民主。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在两个极端中摆动，拉美不用说，南亚这些国家的情况也是很清楚的。我刚从菲律宾回来，菲律宾最大的问题是腐败，它的民主并没有解决腐败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都是殖民者留下来的、强加的，由于社会条件远没有成熟，民主的结果并不好。我们看一下全世界主要的大国，在民主之前都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持续半个世纪的社会革命，民主意味着不能搞阶级斗争，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在民主的状况下完成激烈的社会变革非常困难。而中国恰恰在这方面探索了一条新的民主化道路，如果拿1000年的历史尺度来看，整个世界都在走这一条路，从封建专制向民主转变，民主是人类新的文化，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民主的文化。如果拿这个大的尺度来看，中国是在大的民主化的进程里面，我们并不比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落后，只不过我们走了另一条道路。总结我们过去30年的经验，可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这个政府基本上做到了为中国社会的长远利益着想，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要么极端的民粹主义政府，要么极端的集权政府，我叫它中性的政府，在中性的政府之下我们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我们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怎么走？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经济建设上，这是一个好事，过去30年，由于这个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弱点是逐渐显示出来了，比如说收入不平等问题、社会的摩擦问题，还有环境问题、政府行为的扭曲问题等等，由于你把注意力全放在经济增长，政府的行为一定要扭曲。根本性的问题是政权合法性的问题，现在经济增长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只要我给老百姓提供了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了，政府的合法性就有了，可以继续执政。但不见得，弦绷得太紧了之后有时候就会断掉。我们搞民主的条件远比其他国家比如印度好得多，为什么不搞民主呢？我们并不是说一夜之间把西方的民主搬过来，但是这是我们的方向，我们要去探索，要扩大民主的参与度，从现在开始放眼未来10年、20年，为民主化的到来做好准备。
（董兵兵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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