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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8年第15期（总第710期）2008年“两会”解读会（中）
发布日期：2008-04-09 09:5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8年3月20日下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2008年“人大、政协两会”解读会。我们分三期简报报道发言主要内容。本期为第二部分。平新乔教授发言
财政是这次两会的一个重点问题，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发布会上特别强调要下决心推进公共财政改革。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规模连续五年超过经济增长率的一倍以上，去年税收收入超过了5万2千亿，占GDP的比重超过20%，这还不算预算外收入。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有这么快的增长，跟我们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成效是分不开的。
首先是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转移支付是地方把税收收入上缴给中央后中央再给地方一定的返还。目前税收收入的权利主要集中在中央，中央政府取得全国税收收入的60%，地方获得40%，而政府财政支出则反过来，中央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30%，地方财政支出占70%。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只拿了40%的财政收入，却要负担70%的财政支出，中间相差的30%就来源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政府转移支出占整个财政开支的1/3左右，按照去年5万2千亿的财政收入规模，地方拿到中央转移支付就是1万7千亿左右。那么这么多钱通过转移支付的渠道给出去会有什么问题呢？
目前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由四部分组成。（1）一般性转移支付，这一块规模很小。（2）专项转移支付，在财政转移支付中占大头，去年占总转移支付52%。这部分近一万亿支付通过80多个项目向地方拨款，比如教育、重点科研基金、水利、环境污染等项目。各部门向中央申请这些项目需要中央部门批准，需要财政部门审核。但是由于全国有37个部门在竞争这80多个项目，在这个项目申请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腐败、行贿问题。目前北京有5千家各地方办事机构，就与一万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有很大关系。（3）税收返还。朱镕基作为副总理负责管理税制改革时，一个省一个省地谈判，当时承诺不降低1993年以前返还规模，以1993年的税收返还为基数。当年我们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能力才300亿，其中200亿用于税收返还。1994年的时候超过70%转移支付用于税收返还。随着改革的发展，转移支付当中税收返还维持原来体制刚性，原来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现开始下降，到2005年，税收返还占财政转移支付的比重是12%，而2005年转移支付的额度是1万3千亿，2006年1万5千亿，实际上转移支付当中用于照顾原来各个省的税收返还额度仅相当于教育的财政支出（我们教育也就2千亿左右的财政支出）。（4）机动性的转移支付。
与国外相比，我们专项转移支付比重太高，在制度不规范的情况下，能否获得专项转移支付就取决于各地方政府的谈判能力，并且由于专项转移支付立项过程非常不透明，导致各部委的权利很大。日本对财政转移支付有很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被编成了很厚一本书，由财政省拨给下面的厅、县。各地区能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利用一个财政标准的计算公式，根据各地人口、公务员、小学生、中学生人数等计算县、省、市的财政转移支付水平。转移支付就应该这样明确规定，虽然看起来很官僚，但是只有这样，才透明、才能减少腐败，从效率上来讲，官僚体制好像有一些效率上的损失，但是这样腐败、出现暗箱操作的余地就降低很多。真正讲公平，就要把公共财政阳光化、透明化，这个是有待加强的。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公共支出负担过重。我们国家最大问题是“国”和“民”的问题，目前“民”占的比重和“国”占的比重严重不协调。根据我们统计，中国老百姓的工资收入（不包括民工）占GDP的比重不到20%，而行政管理费用则占到GDP30%，再加上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支出，我国政府的公共支出与我国居民劳动报酬收入比值远大于1，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要讲收入分配问题的话，这个问题比穷人富人之间社会差距、地区之间社会差距更重要，更应引起政府重视和关注。
第三个问题是福利报酬问题。从去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都在强调，要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大地。我觉得这里要考虑两个问题。（1）第一个问题是劳动者工资收入与社保补贴收入之间的界限，如果一个人的社保补贴收入（比如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超过了通过劳动所得的工资收入，劳动者就会怠工，国家就会出问题。我们国家去年的城市平均工资是1万8千元，其中企业支付的失业保障的成本已经到了1/3左右，如果再加隐性成本的话，这个比例就更高了。我们国家需要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但是要考虑工资收入与保障收入之间的“度”的问题，要考虑到我们所能承受的水平。（2）第二个问题是，增加社会保障支出需要考虑其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为了增加一块钱的社会支出，政府就要多收一块钱的税，而多收一块钱的税，除了增加老百姓一块钱税收负担外还造成了额外的效率损失，根据我们的计算去年这部分额外损失大概占税负的70%。
第四个问题是资源价格改革问题。我们现在把环境污染作为地方官员考核绩效的重要指标，通过行政办法来降低能耗、降低污染。事实上真正有效率的办法是改变资源价格。但是现在全球资源价格上涨，目前国际原油接近110块美元一桶，炼油企业进口油的成本上升，为了保证不突破4.8%通货膨胀目标，国家当然不敢提高国内资源价格水平。如果我们在1997年到2003年物价比较低时期推行资源价格改革，那么目前承受的压力就会比较小。在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要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实际上要在微观改革和宏观目标控制之间妥协。以目前情况来看，资源价格调整肯定只能往后推，但是我认为，资源价格改革晚痛不如早痛。回顾1988-1989年的情况，虽然当时通货膨胀有一定压力，但是大部分价格还是在那个时候放开了。长期以来，国家发改委控制资源价格，资源消耗型的企业对这样的体制产生了依赖，其所做出的反应就不是依据资源的稀缺程度所做出的。所以国家还是要下决心推进资源价格改革，这个改革是绕不过去的，企业对资源的使用应当真正由资源的稀缺程度来决定。
最后一个是国有企业管理的问题。1992年、1993年党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国有企业的所得税免了，现在又要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但是1996年国有企业就是因为上缴利润垮掉的。要上缴利润，国有企业就说谎报亏损，这样国企就不用上缴税和利润。根本的出路是按照上市股份制的思路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国家可以拥有国有企业的股票和控股权，国有企业的高管是职业经理人而不是政府官员。如果沿着垄断的股份制这条路走下去，同时又按照行政命令来管理国有企业，那么这两种思路可能是一个不兼容的。
霍德明教授发言
这次“两会”期间，温总理说今年的通胀率目标是控制在4.8%以下，但是1月份、2月份已经远远超过4.8%，2月份也已经超过8.4%了，所以大家对今年全年的通胀的预期大概平均都在6%以上。如果说政府部门想要用行政或者用宏观调控的手段把通胀压在4.8%的话，则可能需要在汇率方面做更大的调整。从去年3月份到今年2月份，汇率大概升值了10%左右，以年率来计算的话，这个速度与以前改革的幅度相比应该算是非常快的，但是为了把全年通胀率控制在4.8%，政府需要把剩下的10个月（3-12月份）的通胀率维持在4%甚至以下，因此我估计今年汇率的涨幅可能会超过15%到20%。要不然就是很强烈宏观调控让经济增长率能够降下来，增长率可能要压到8%或者9%的时候，才可能把通胀全年平均水平占到4.8%。
李玲教授发言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很强的国际视野和前瞻性。过去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没有把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作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提出来。改革开放30年以后的今天，中国政府所具备的国际视野和过去完全不一样，我们是以一种大国的心态在策划我们未来的发展。
第二是强调政府的执行力。过去我们常常会说体制问题，其实执行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总理在报告中就提到了对权利的监督和约束机制的不健全。中国对公务人员的管理可能算是全世界最松的，我们的公务员不需要申报财产、可以随便兼职，而这在国外是有严格的监管的，如果你在美国的农业部或者卫生部工作，你绝对不允许拿企业的钱出差、做报告。公务员的管理实际上是一个执行力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欠缺。
第三是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是为适应新形势发展所必须的，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观念。大家可能觉得它的推进步伐有点小，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政府部门的改革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达到这个程度。另外行政体制改革实施步骤应该是摸着石头过河，由易到难，而且应该侧重增量改革。这次成立的局和部委，可以反映出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落实民生的执政理念。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说明中国政府准确地把握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动态和机会。
温总理总结过去5年政府工作经验时，第一条就是坚持解放思想。 30年来，我国改革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事求对于下一步改革具有很强指导意义。30年前改革的动力是底层的民众，我们的改革是从小岗村开始的，是民众自发的，而当年改革主要的阻力，是中上层政府官员的意识形态，我们当时要突破“左”的束缚；但是30年以后，我们改革的动力和阻力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现在是政府高层在拼命喊“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但是老百姓患了“深化改革疲劳症”。解放思想实际上是为我们下一步的改革找好路、为我们下30年的改革找到方向。我个人认为，解放思想就是要破除迷信，破除多方面的迷信：
第一，对市场的迷信，对30年以来我们自身经验的迷信。中国的改革是引入了市场机制，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总结所有西方国家市场经验的基础上，可以走得更好一点。比尔·盖茨最近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创新型资本主义，他认为人都有自利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应当设计市场机制，把人们利他的一面更多地调动出来。我觉得市场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小农的、自发的、原始的市场，市场的形态在不断的变化，我们要从那种原始市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现代的文明创新市场的形式。
第二个，对西方发展模式的迷信。我们可能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13亿人口不可能沿用西方的生活模式，如果大家都像美国人那样开车，全球的石油都不够中国人用，而且目前西方国家自己也遇到资源、生态的瓶颈。因此中国的发展应该是在吸取西方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多地弘扬我们自己的东西。其实中华民族之所以在5千年来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有自己好的东西，比如李稻葵讲的民主协商制度。2006年五一长假带我女儿去云南昆明、大理和丽江玩，她是在美国长大后回来的，但是非常喜欢当地生活。我们在丽江时住在民居里面，是很简朴的中国传统的庭院，门口是石头凳子、石头桌子。她早饭就猛吃，我说你不是不喜欢吃中国式早点吗？她就说，在这种环境下吃中国早点多舒服啊。我说这种环境有什么稀奇呢，这样的日子就是我们小时候过的日子。因为我小的时候还没有空调、没有现代化的生活设施，都是在葡萄藤底下坐着板凳做作业，所以我总跟她忆苦思甜，说我们小时候过得不好。她说你从来没有跟我讲过真实情况，如果你过的是这样的日子，你凭什么说你小时候过得不好？
最后谈一下医改。这次两会关于民生问题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非常务实，过去的两会报告提的都是指导性的原则，而这一次报告得是具体的措施，比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在两年内要从50元到100元、政府的筹资从40元到80元等等。政府提出加大财政投入，但是微观机制上还要下功夫研究如何才能保证资源使用的效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防止在环保、民生成为政府官员主要的政绩考核指标后，地方政府盲目地加大投入、而不考虑这些资源的使用效率。只有真正改善了当地人民的健康，提高了人民受教育的水平，改善了环境，并且用最少的钱实现了最好的效果，才能真正使我们的民生落到实处。
龚强教授发言
目前政府对于民生问题考虑得越来越多，也相应出台了很多政策，但是对于这些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可能考虑的不足。举个例子来说，《劳动法》出台是想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是保护劳动者利益的这些条款可能会影响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而年轻人进入一个行业并不是仅仅为了挣工资，他想在企业里面得到培训，从而有一个好的未来，这对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因为《劳动法》，年轻人无法得到合适的就业机会、从而无法得到足够的培训，这样劳动者的利益反而受到更大的影响，并且这样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余淼杰教授发言
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对外经济方面只有一段，共八句话，总理说应该拓展对外贸易的广度和深度，过去几年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我国的开放度水平达到63%，这个水平相对于美国（大概30%）是明显高的，我认为开放度水平高是好事。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国家会在贸易中受损，国际贸易双方肯定都会获利，但是这并不等于每个人都获利。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达到了1770亿美元，其中中美顺差有1440亿，这样引起了很多贸易的摩擦。因此我国的政府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指导的方针。
首先，在出口方面应该增长，但速度不宜过快，而且关键是出口产品的质量和科技含量需要提升。比如2005年我国的出口产品中，6%是农产品，94%是工业产品，其中技术含量高的附加值高的产品，比如说机器和运输服务器材占到46%，而美国认为是洪水猛兽的仿制品事实上只占我国出口总额的17%。所以，在出口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边出口边学习，以提高生产率的水平。
其次在进口方面，重点在于增加先进技术、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以2005年为例，我们进口的机器是44%。对比我们出口情况的话，就会发现我国出现了同行业内贸易的现象，而同行业内贸易的现象以前是只有发达国家才有的。因此从我国外贸结构可以看到我国总体经济的一个提升。
另外一点是利用外资方面，我们现在的外资利用水平还比较低，2006年我国FDI的水平是63亿美元，相当于当年的GDP的3%，而美国达到6%。从这个数字来看我们应该大量的引进外资，不过需要考虑地区分配上很不平衡，比如广东是3%，但是福建就到了13%。另外，应该优化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重要推动服务业引进外资的水平。最后我们不应该引进那些高污染的行业。
最后一点，我国应该在国际合作当中加强区域合作、尤其是多边合作。举个例子来讲，现在讨论东盟“10加几”问题，现在的自由贸易协定，到底是“10+1”（加入中国）还是东盟“10+3”或者“10+6”对我国更合适呢？（“10+3”就是东盟加中国、日本加韩国；“10+6”就是“10+3”再加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我们需要仔细衡量其中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利弊，如果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贸易创造的正面影响大于贸易转移的负面影响，那么我们就应该支持这个FTA。
雷晓燕教授发言
2003年到2008年这5年，我国在农村医疗保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03年以前，我国农村大概有80%以上的农民都没有医疗保险，而现在新农村合作医疗已经覆盖了86%的县，医疗保险覆盖到了7.3亿的农村人口，我国的农民差不多都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了。但是考虑型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目的是想让农民的健康和医疗可及性有所保障，但是世界银行曾做过一个研究，发现我国低收入人群在医疗的使用方面没有很大的改善。我们在调研当中也发现农民在医疗费用报销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总之，从宏观来看，我们这种方向是正确的，政府需要增大财政投入，但具体的微观机制能不能保证政策目标真正得以实现也是很重要的。
唐方方教授发言
针对公平和效率这个问题，不论是古典经济学家还是现代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效率是经济学的问题，公平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是一个道德哲学。其实这也不完全正确。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利益集团的形成会垄断金融市场、影响立法，那么这个利益集团就会影响机制的形成，反过来就会阻碍创新、影响效率。因此，从经济学本身来讲，效率也会受到公平的阻碍，这样的话，公平还是经济学的问题，不仅仅是政治问题。
行政体制改革不仅涉及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而且涉及价值体系。我们今天是一个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缺失的时代。政治体制改革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重复西方的老路，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像刚才各位老师提到的新的民主制度当中的一些创新和改革，怎么样做到体制当中的权衡？西方的政治体系基本上是认为人是自利的，但是这30年的经济变革却发现，人有利他的一面，那么在设计机制的时候，怎么样才能扬善惩恶？西方的民主体制是非常保守的，它假设人是非常坏的，然后在人性恶的这个背景下设计制度，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另外，一个民主体制怎么样去权衡和平衡短期、中期和长期利益，这也是西方的政治体制没有解决的问题。
（周科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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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04-09 09:5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8年3月20日下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2008年“人大、政协两会”解读会。我们分三期简报报道发言主要内容。本期为第二部分。平新乔教授发言
财政是这次两会的一个重点问题，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发布会上特别强调要下决心推进公共财政改革。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规模连续五年超过经济增长率的一倍以上，去年税收收入超过了5万2千亿，占GDP的比重超过20%，这还不算预算外收入。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有这么快的增长，跟我们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成效是分不开的。
首先是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转移支付是地方把税收收入上缴给中央后中央再给地方一定的返还。目前税收收入的权利主要集中在中央，中央政府取得全国税收收入的60%，地方获得40%，而政府财政支出则反过来，中央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30%，地方财政支出占70%。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只拿了40%的财政收入，却要负担70%的财政支出，中间相差的30%就来源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政府转移支出占整个财政开支的1/3左右，按照去年5万2千亿的财政收入规模，地方拿到中央转移支付就是1万7千亿左右。那么这么多钱通过转移支付的渠道给出去会有什么问题呢？
目前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由四部分组成。（1）一般性转移支付，这一块规模很小。（2）专项转移支付，在财政转移支付中占大头，去年占总转移支付52%。这部分近一万亿支付通过80多个项目向地方拨款，比如教育、重点科研基金、水利、环境污染等项目。各部门向中央申请这些项目需要中央部门批准，需要财政部门审核。但是由于全国有37个部门在竞争这80多个项目，在这个项目申请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腐败、行贿问题。目前北京有5千家各地方办事机构，就与一万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有很大关系。（3）税收返还。朱镕基作为副总理负责管理税制改革时，一个省一个省地谈判，当时承诺不降低1993年以前返还规模，以1993年的税收返还为基数。当年我们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能力才300亿，其中200亿用于税收返还。1994年的时候超过70%转移支付用于税收返还。随着改革的发展，转移支付当中税收返还维持原来体制刚性，原来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现开始下降，到2005年，税收返还占财政转移支付的比重是12%，而2005年转移支付的额度是1万3千亿，2006年1万5千亿，实际上转移支付当中用于照顾原来各个省的税收返还额度仅相当于教育的财政支出（我们教育也就2千亿左右的财政支出）。（4）机动性的转移支付。
与国外相比，我们专项转移支付比重太高，在制度不规范的情况下，能否获得专项转移支付就取决于各地方政府的谈判能力，并且由于专项转移支付立项过程非常不透明，导致各部委的权利很大。日本对财政转移支付有很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被编成了很厚一本书，由财政省拨给下面的厅、县。各地区能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利用一个财政标准的计算公式，根据各地人口、公务员、小学生、中学生人数等计算县、省、市的财政转移支付水平。转移支付就应该这样明确规定，虽然看起来很官僚，但是只有这样，才透明、才能减少腐败，从效率上来讲，官僚体制好像有一些效率上的损失，但是这样腐败、出现暗箱操作的余地就降低很多。真正讲公平，就要把公共财政阳光化、透明化，这个是有待加强的。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公共支出负担过重。我们国家最大问题是“国”和“民”的问题，目前“民”占的比重和“国”占的比重严重不协调。根据我们统计，中国老百姓的工资收入（不包括民工）占GDP的比重不到20%，而行政管理费用则占到GDP30%，再加上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支出，我国政府的公共支出与我国居民劳动报酬收入比值远大于1，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要讲收入分配问题的话，这个问题比穷人富人之间社会差距、地区之间社会差距更重要，更应引起政府重视和关注。
第三个问题是福利报酬问题。从去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都在强调，要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大地。我觉得这里要考虑两个问题。（1）第一个问题是劳动者工资收入与社保补贴收入之间的界限，如果一个人的社保补贴收入（比如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超过了通过劳动所得的工资收入，劳动者就会怠工，国家就会出问题。我们国家去年的城市平均工资是1万8千元，其中企业支付的失业保障的成本已经到了1/3左右，如果再加隐性成本的话，这个比例就更高了。我们国家需要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但是要考虑工资收入与保障收入之间的“度”的问题，要考虑到我们所能承受的水平。（2）第二个问题是，增加社会保障支出需要考虑其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为了增加一块钱的社会支出，政府就要多收一块钱的税，而多收一块钱的税，除了增加老百姓一块钱税收负担外还造成了额外的效率损失，根据我们的计算去年这部分额外损失大概占税负的70%。
第四个问题是资源价格改革问题。我们现在把环境污染作为地方官员考核绩效的重要指标，通过行政办法来降低能耗、降低污染。事实上真正有效率的办法是改变资源价格。但是现在全球资源价格上涨，目前国际原油接近110块美元一桶，炼油企业进口油的成本上升，为了保证不突破4.8%通货膨胀目标，国家当然不敢提高国内资源价格水平。如果我们在1997年到2003年物价比较低时期推行资源价格改革，那么目前承受的压力就会比较小。在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要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实际上要在微观改革和宏观目标控制之间妥协。以目前情况来看，资源价格调整肯定只能往后推，但是我认为，资源价格改革晚痛不如早痛。回顾1988-1989年的情况，虽然当时通货膨胀有一定压力，但是大部分价格还是在那个时候放开了。长期以来，国家发改委控制资源价格，资源消耗型的企业对这样的体制产生了依赖，其所做出的反应就不是依据资源的稀缺程度所做出的。所以国家还是要下决心推进资源价格改革，这个改革是绕不过去的，企业对资源的使用应当真正由资源的稀缺程度来决定。
最后一个是国有企业管理的问题。1992年、1993年党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国有企业的所得税免了，现在又要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但是1996年国有企业就是因为上缴利润垮掉的。要上缴利润，国有企业就说谎报亏损，这样国企就不用上缴税和利润。根本的出路是按照上市股份制的思路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国家可以拥有国有企业的股票和控股权，国有企业的高管是职业经理人而不是政府官员。如果沿着垄断的股份制这条路走下去，同时又按照行政命令来管理国有企业，那么这两种思路可能是一个不兼容的。
霍德明教授发言
这次“两会”期间，温总理说今年的通胀率目标是控制在4.8%以下，但是1月份、2月份已经远远超过4.8%，2月份也已经超过8.4%了，所以大家对今年全年的通胀的预期大概平均都在6%以上。如果说政府部门想要用行政或者用宏观调控的手段把通胀压在4.8%的话，则可能需要在汇率方面做更大的调整。从去年3月份到今年2月份，汇率大概升值了10%左右，以年率来计算的话，这个速度与以前改革的幅度相比应该算是非常快的，但是为了把全年通胀率控制在4.8%，政府需要把剩下的10个月（3-12月份）的通胀率维持在4%甚至以下，因此我估计今年汇率的涨幅可能会超过15%到20%。要不然就是很强烈宏观调控让经济增长率能够降下来，增长率可能要压到8%或者9%的时候，才可能把通胀全年平均水平占到4.8%。
李玲教授发言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很强的国际视野和前瞻性。过去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没有把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作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提出来。改革开放30年以后的今天，中国政府所具备的国际视野和过去完全不一样，我们是以一种大国的心态在策划我们未来的发展。
第二是强调政府的执行力。过去我们常常会说体制问题，其实执行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总理在报告中就提到了对权利的监督和约束机制的不健全。中国对公务人员的管理可能算是全世界最松的，我们的公务员不需要申报财产、可以随便兼职，而这在国外是有严格的监管的，如果你在美国的农业部或者卫生部工作，你绝对不允许拿企业的钱出差、做报告。公务员的管理实际上是一个执行力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欠缺。
第三是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是为适应新形势发展所必须的，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观念。大家可能觉得它的推进步伐有点小，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政府部门的改革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达到这个程度。另外行政体制改革实施步骤应该是摸着石头过河，由易到难，而且应该侧重增量改革。这次成立的局和部委，可以反映出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落实民生的执政理念。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说明中国政府准确地把握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动态和机会。
温总理总结过去5年政府工作经验时，第一条就是坚持解放思想。 30年来，我国改革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事求对于下一步改革具有很强指导意义。30年前改革的动力是底层的民众，我们的改革是从小岗村开始的，是民众自发的，而当年改革主要的阻力，是中上层政府官员的意识形态，我们当时要突破“左”的束缚；但是30年以后，我们改革的动力和阻力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现在是政府高层在拼命喊“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但是老百姓患了“深化改革疲劳症”。解放思想实际上是为我们下一步的改革找好路、为我们下30年的改革找到方向。我个人认为，解放思想就是要破除迷信，破除多方面的迷信：
第一，对市场的迷信，对30年以来我们自身经验的迷信。中国的改革是引入了市场机制，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总结所有西方国家市场经验的基础上，可以走得更好一点。比尔·盖茨最近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创新型资本主义，他认为人都有自利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应当设计市场机制，把人们利他的一面更多地调动出来。我觉得市场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小农的、自发的、原始的市场，市场的形态在不断的变化，我们要从那种原始市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现代的文明创新市场的形式。
第二个，对西方发展模式的迷信。我们可能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13亿人口不可能沿用西方的生活模式，如果大家都像美国人那样开车，全球的石油都不够中国人用，而且目前西方国家自己也遇到资源、生态的瓶颈。因此中国的发展应该是在吸取西方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多地弘扬我们自己的东西。其实中华民族之所以在5千年来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有自己好的东西，比如李稻葵讲的民主协商制度。2006年五一长假带我女儿去云南昆明、大理和丽江玩，她是在美国长大后回来的，但是非常喜欢当地生活。我们在丽江时住在民居里面，是很简朴的中国传统的庭院，门口是石头凳子、石头桌子。她早饭就猛吃，我说你不是不喜欢吃中国式早点吗？她就说，在这种环境下吃中国早点多舒服啊。我说这种环境有什么稀奇呢，这样的日子就是我们小时候过的日子。因为我小的时候还没有空调、没有现代化的生活设施，都是在葡萄藤底下坐着板凳做作业，所以我总跟她忆苦思甜，说我们小时候过得不好。她说你从来没有跟我讲过真实情况，如果你过的是这样的日子，你凭什么说你小时候过得不好？
最后谈一下医改。这次两会关于民生问题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非常务实，过去的两会报告提的都是指导性的原则，而这一次报告得是具体的措施，比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在两年内要从50元到100元、政府的筹资从40元到80元等等。政府提出加大财政投入，但是微观机制上还要下功夫研究如何才能保证资源使用的效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防止在环保、民生成为政府官员主要的政绩考核指标后，地方政府盲目地加大投入、而不考虑这些资源的使用效率。只有真正改善了当地人民的健康，提高了人民受教育的水平，改善了环境，并且用最少的钱实现了最好的效果，才能真正使我们的民生落到实处。
龚强教授发言
目前政府对于民生问题考虑得越来越多，也相应出台了很多政策，但是对于这些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可能考虑的不足。举个例子来说，《劳动法》出台是想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是保护劳动者利益的这些条款可能会影响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而年轻人进入一个行业并不是仅仅为了挣工资，他想在企业里面得到培训，从而有一个好的未来，这对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因为《劳动法》，年轻人无法得到合适的就业机会、从而无法得到足够的培训，这样劳动者的利益反而受到更大的影响，并且这样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余淼杰教授发言
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对外经济方面只有一段，共八句话，总理说应该拓展对外贸易的广度和深度，过去几年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我国的开放度水平达到63%，这个水平相对于美国（大概30%）是明显高的，我认为开放度水平高是好事。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国家会在贸易中受损，国际贸易双方肯定都会获利，但是这并不等于每个人都获利。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达到了1770亿美元，其中中美顺差有1440亿，这样引起了很多贸易的摩擦。因此我国的政府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指导的方针。
首先，在出口方面应该增长，但速度不宜过快，而且关键是出口产品的质量和科技含量需要提升。比如2005年我国的出口产品中，6%是农产品，94%是工业产品，其中技术含量高的附加值高的产品，比如说机器和运输服务器材占到46%，而美国认为是洪水猛兽的仿制品事实上只占我国出口总额的17%。所以，在出口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边出口边学习，以提高生产率的水平。
其次在进口方面，重点在于增加先进技术、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以2005年为例，我们进口的机器是44%。对比我们出口情况的话，就会发现我国出现了同行业内贸易的现象，而同行业内贸易的现象以前是只有发达国家才有的。因此从我国外贸结构可以看到我国总体经济的一个提升。
另外一点是利用外资方面，我们现在的外资利用水平还比较低，2006年我国FDI的水平是63亿美元，相当于当年的GDP的3%，而美国达到6%。从这个数字来看我们应该大量的引进外资，不过需要考虑地区分配上很不平衡，比如广东是3%，但是福建就到了13%。另外，应该优化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重要推动服务业引进外资的水平。最后我们不应该引进那些高污染的行业。
最后一点，我国应该在国际合作当中加强区域合作、尤其是多边合作。举个例子来讲，现在讨论东盟“10加几”问题，现在的自由贸易协定，到底是“10+1”（加入中国）还是东盟“10+3”或者“10+6”对我国更合适呢？（“10+3”就是东盟加中国、日本加韩国；“10+6”就是“10+3”再加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我们需要仔细衡量其中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利弊，如果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贸易创造的正面影响大于贸易转移的负面影响，那么我们就应该支持这个FTA。
雷晓燕教授发言
2003年到2008年这5年，我国在农村医疗保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03年以前，我国农村大概有80%以上的农民都没有医疗保险，而现在新农村合作医疗已经覆盖了86%的县，医疗保险覆盖到了7.3亿的农村人口，我国的农民差不多都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了。但是考虑型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目的是想让农民的健康和医疗可及性有所保障，但是世界银行曾做过一个研究，发现我国低收入人群在医疗的使用方面没有很大的改善。我们在调研当中也发现农民在医疗费用报销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总之，从宏观来看，我们这种方向是正确的，政府需要增大财政投入，但具体的微观机制能不能保证政策目标真正得以实现也是很重要的。
唐方方教授发言
针对公平和效率这个问题，不论是古典经济学家还是现代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效率是经济学的问题，公平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是一个道德哲学。其实这也不完全正确。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利益集团的形成会垄断金融市场、影响立法，那么这个利益集团就会影响机制的形成，反过来就会阻碍创新、影响效率。因此，从经济学本身来讲，效率也会受到公平的阻碍，这样的话，公平还是经济学的问题，不仅仅是政治问题。
行政体制改革不仅涉及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而且涉及价值体系。我们今天是一个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缺失的时代。政治体制改革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重复西方的老路，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像刚才各位老师提到的新的民主制度当中的一些创新和改革，怎么样做到体制当中的权衡？西方的政治体系基本上是认为人是自利的，但是这30年的经济变革却发现，人有利他的一面，那么在设计机制的时候，怎么样才能扬善惩恶？西方的民主体制是非常保守的，它假设人是非常坏的，然后在人性恶的这个背景下设计制度，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另外，一个民主体制怎么样去权衡和平衡短期、中期和长期利益，这也是西方的政治体制没有解决的问题。
（周科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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