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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8年第16期（总第711期）2008年“两会”解读会（下）
发布日期：2008-04-09 09:5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8年3月20日下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2008年“人大、政协两会”解读会。我们分三期简报报道发言主要内容。本期为第三部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Stiglitz教授题为“迈向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战略”的专题演讲。
今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三十年。从世界范围看来，中国经济在这三十年中取得了让人惊叹的成就：人均GDP实现了8.4%的年均增长率；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3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刚刚开始探讨转型问题，随着经济环境，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在相应发生变化。加入WTO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过去五年来中国所制定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战略，也体现了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变。
从长期或者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比如短期内，我们可以看到通货膨胀是中国现阶段面临的问题，但是长期来看许多问题会一直同中国经济发展并存。
首先，经济增长与不平等。3亿中国人走出贫困，但与此同时，中国和很多开始转型的国家一样，都面临着不平等问题恶化的情况，贫富差距日趋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在很短的时间内从0.29上升到了0.47。尽管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至今没有通过有效的措施来缓解这个问题。虽然在过去三十年内中国和美国的不平等问题都在恶化，但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美国。相比之下，印度的基尼系数稳定在0.31，日本也稳定在0.25。瑞典的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0.25，与中国的初始值很接近）。拉丁美洲的不平等情况最为严重，巴西的基尼系数达到0.53，中国目前也已非常接近这个极端了。
第二，出口依赖型增长模式。保护主义很可能在经济萧条和经济增长减缓的同时呈上升态势，因此这正是一个脱离出口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契机。中国经济目前过度依赖出口，储蓄率高达42%，而全球保护主义情绪在不断抬头，令这种依赖出口的模式越来越难以维系。
第三，环境问题。全球变暖给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挑战。过去的四到五年中，环境问题成为中国高层关注的焦点和最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目前仍然没有适合的政策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马上要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中国已成为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如果以今年的数据衡量，有可能成为第一大碳排放国。中国2004年能源利用效率仅为4.4%，且能源越来越依靠进口，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稳定和增长有重要影响。
第四，随着经济环境变化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政策能够适应经济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这已经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模式了。当然，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然要求经济政策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的需要。
在面对这样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保持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以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应当先考虑什么是衡量成功的标准。GDP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因为它并不能衡量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HDI (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人类发展指标)可能是一个比GDP更合适的度量指标。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阿根廷的经济以GDP来衡量是成功的，但其经济在2001年遭遇了崩溃。环境可持续增长同样不能够用GDP衡量。如果使用考虑了资源损耗与环境破坏后的经济增长率（绿色GDP），中国过去三十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将达不到8.4%。目前学术界对如何能够对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作出充分的衡量这一问题十分关注。中国的“十一五”计划针对这些问题制定了许多新的政策，包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的创新战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关注环境和不平等问题、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建设，等等，但是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形势所带来的新的挑战之上。
第二，吸取日趋低迷的美国经济的教训。日渐低迷的美国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不充分的管制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中国一直以来都存在关于市场和政府角色的辩论。三十年前，中国政府的管制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但是我们应当寻求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我们看到美国由于过于放松管制而致使二者丧失平衡（过去25年美国经济的下滑是很好的证据）。近来常被谈及的经济理论“脱钩”（decoupling）——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正与美国经济脱钩。但是用这种说法来解释国际经济形势显然不对， 中国很依赖对美国的出口，因此美国经济增长的减缓势必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不可行的，因为市场并不能有效地实施自我管制（self-regulation）。全球金融管制的失败是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教训。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系统和信用评级机构受到质疑，金融产品往往增大了市场风险、但却难以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
第三，对于长期以来的经济理论、实证检验和经验事实的忽视带来了教训。资产证券化带来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证券化增加了再谈判的困难度。此外，理论模型存在太多不合理假设，比如收益率服从的是厚尾分布（Fat-tail distribution）， 而金融市场上却频繁使用正态分布进行风险评价。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并不是像假设的那样独立不相关，而是高度相关的。评级机构受雇于被评级机构，导致激励机制的效率和效果受到影响。
第四，市场失衡。市场上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大量风险，而却没有能够降低金融风险的产品创新。我们往往过于关注金融市场（“Wall Street”），而忽略了金融产品研发市场（“Main Street”）。
第五，在设计适合的管制体系的过程中遭遇到挑战。金融市场、产品安全、工人（应有权益的）保护、以及对环境的恰当管制，将会提高经济效率、并增进社会和谐。我们不仅要关注管制程度的大小，而更要关注怎样的系统才能够进行有效的管制。这其中包含信息披露（透明度）的要求、激励机制、附加税（Complement tax）与支出政策（expenditure policies）等问题。
第六，解决不平等问题。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恶化表明政策制定的重点应放在分配问题上。产权法制体系、管制体系以及税收体系的设计将成为核心。中国应当对目前过度依赖增值税的问题作出改善。以中国的汇率制度为例，在过去，如果汇率上升，农产品的出口收入会下降，因此对农民有不利影响；但在现在，由于食品价格上涨，汇率调整对于农民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对下降。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大米价格上升了75%，达到25年以来最高点。然而，通货膨胀导致城市住房价格上升的问题日趋严重。汇率政策有助于改变中国经济的结构，尤其是有助于改变我们过分依赖出口的现状。
第七，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与和谐社会相悖。现在，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购买医疗保险；大约有100万中国儿童由于家庭不能承担学费而失学。这些因素都将影响未来生产力的提升。中国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上前进得较慢。2002到2005年间，中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支出占GDP的1.9%，而巴西已达到4.4%；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上的支出占GDP的5%，而巴西则达到8.8%。而且，巴西是一个比中国面临着更加严重不平等问题的国家。显然，“先实现增长，再解决不平等问题”是不可行的。另外，财富不平等使得现状难以维持，政治体系因而受到扭曲，如游说集团、特殊利益团体以及竞选筹款制度（campaign contribution）开始出现。随着收入提高以及政府财政的扩张，中国有足够的资源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八，环境问题。最新的一份IPCC报告（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显示了全球范围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这是一个能够影响所有国家并且关系全球社会公平的问题。全球变暖需要寻求一种全球视角的解决方法。在很大的市场经济体中，征收环境税一直是最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国目前还没有实行这种税收制度。另一种有效的方式是拍买气体排放许可证，将拍卖所得用于减小收入差距，创新以及重新造林等方面。当然，仅有税收还远远不够，适当的管制和标准化也是必要的，对于长期资产尤其如此。此外，还应当注重政府投资和城市规划，包括公共交通体系的建设以及城市定位（如绿色城市）等等。
一个动态发展的经济和社会需要不断变化的经济制度。中国的成功来自于适应于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而制定的相应政策。西方资源浪费型的发展模式在长期和全球范围都是不适用的。制度创新要关注如何节约资源而不是如何节约劳动力。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模式。不断变化的经济模型可以引导中国迈向更加和谐的社会，并且，伴随着这些变化，中国将会更具竞争优势。通过寻找市场和政府的平衡，中国经济将能够以长期、稳健的方式持续增长。
提问：农村土地在中国一直是没有价格的，但是现今中国城市土地价格上升，并且也带动了城市工资上升。根据我的观察，工资虽然上涨了，可是城市生活质量却更差了。中国是不是应该把人口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呢？
回答：你的推理很重要，因此我们要十分谨慎地选择度量标准。我们不能仅通过收入水平来衡量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我前面提到了很多衡量生活水平的指标，如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人类发展指标）等等。依照这些指标衡量，城市生活水平可能有所高估，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并未扩大。因此，选择合适的指标来衡量福利水平是很重要的。
提问：您刚才提到了许多关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的问题。您否定了已有的金融创新的作用，请问下一步金融创新的方向是什么？
回答：创新是好的，但并不是所有创新都是好事。事实上，过去的很多金融创新都没有真正的经济目的。金融创新基本都是通过分割或者组合的方式完成的，目的就是从没有投资常识的人手里骗钱。金融家们通过在市场进行套利获得了大量财富，但是却没有提高社会福利。金融产品很难实现提升福利的目标，但这并不表示未来不会有好的创新出现。
（张晓岚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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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20日下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2008年“人大、政协两会”解读会。我们分三期简报报道发言主要内容。本期为第三部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Stiglitz教授题为“迈向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战略”的专题演讲。
今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三十年。从世界范围看来，中国经济在这三十年中取得了让人惊叹的成就：人均GDP实现了8.4%的年均增长率；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3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刚刚开始探讨转型问题，随着经济环境，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在相应发生变化。加入WTO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过去五年来中国所制定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战略，也体现了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变。
从长期或者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比如短期内，我们可以看到通货膨胀是中国现阶段面临的问题，但是长期来看许多问题会一直同中国经济发展并存。
首先，经济增长与不平等。3亿中国人走出贫困，但与此同时，中国和很多开始转型的国家一样，都面临着不平等问题恶化的情况，贫富差距日趋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在很短的时间内从0.29上升到了0.47。尽管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至今没有通过有效的措施来缓解这个问题。虽然在过去三十年内中国和美国的不平等问题都在恶化，但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美国。相比之下，印度的基尼系数稳定在0.31，日本也稳定在0.25。瑞典的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0.25，与中国的初始值很接近）。拉丁美洲的不平等情况最为严重，巴西的基尼系数达到0.53，中国目前也已非常接近这个极端了。
第二，出口依赖型增长模式。保护主义很可能在经济萧条和经济增长减缓的同时呈上升态势，因此这正是一个脱离出口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契机。中国经济目前过度依赖出口，储蓄率高达42%，而全球保护主义情绪在不断抬头，令这种依赖出口的模式越来越难以维系。
第三，环境问题。全球变暖给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挑战。过去的四到五年中，环境问题成为中国高层关注的焦点和最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目前仍然没有适合的政策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马上要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中国已成为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如果以今年的数据衡量，有可能成为第一大碳排放国。中国2004年能源利用效率仅为4.4%，且能源越来越依靠进口，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稳定和增长有重要影响。
第四，随着经济环境变化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政策能够适应经济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这已经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模式了。当然，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然要求经济政策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的需要。
在面对这样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保持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以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应当先考虑什么是衡量成功的标准。GDP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因为它并不能衡量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HDI (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人类发展指标)可能是一个比GDP更合适的度量指标。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阿根廷的经济以GDP来衡量是成功的，但其经济在2001年遭遇了崩溃。环境可持续增长同样不能够用GDP衡量。如果使用考虑了资源损耗与环境破坏后的经济增长率（绿色GDP），中国过去三十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将达不到8.4%。目前学术界对如何能够对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作出充分的衡量这一问题十分关注。中国的“十一五”计划针对这些问题制定了许多新的政策，包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的创新战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关注环境和不平等问题、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建设，等等，但是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形势所带来的新的挑战之上。
第二，吸取日趋低迷的美国经济的教训。日渐低迷的美国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不充分的管制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中国一直以来都存在关于市场和政府角色的辩论。三十年前，中国政府的管制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但是我们应当寻求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我们看到美国由于过于放松管制而致使二者丧失平衡（过去25年美国经济的下滑是很好的证据）。近来常被谈及的经济理论“脱钩”（decoupling）——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正与美国经济脱钩。但是用这种说法来解释国际经济形势显然不对， 中国很依赖对美国的出口，因此美国经济增长的减缓势必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不可行的，因为市场并不能有效地实施自我管制（self-regulation）。全球金融管制的失败是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教训。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系统和信用评级机构受到质疑，金融产品往往增大了市场风险、但却难以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
第三，对于长期以来的经济理论、实证检验和经验事实的忽视带来了教训。资产证券化带来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证券化增加了再谈判的困难度。此外，理论模型存在太多不合理假设，比如收益率服从的是厚尾分布（Fat-tail distribution）， 而金融市场上却频繁使用正态分布进行风险评价。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并不是像假设的那样独立不相关，而是高度相关的。评级机构受雇于被评级机构，导致激励机制的效率和效果受到影响。
第四，市场失衡。市场上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大量风险，而却没有能够降低金融风险的产品创新。我们往往过于关注金融市场（“Wall Street”），而忽略了金融产品研发市场（“Main Street”）。
第五，在设计适合的管制体系的过程中遭遇到挑战。金融市场、产品安全、工人（应有权益的）保护、以及对环境的恰当管制，将会提高经济效率、并增进社会和谐。我们不仅要关注管制程度的大小，而更要关注怎样的系统才能够进行有效的管制。这其中包含信息披露（透明度）的要求、激励机制、附加税（Complement tax）与支出政策（expenditure policies）等问题。
第六，解决不平等问题。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恶化表明政策制定的重点应放在分配问题上。产权法制体系、管制体系以及税收体系的设计将成为核心。中国应当对目前过度依赖增值税的问题作出改善。以中国的汇率制度为例，在过去，如果汇率上升，农产品的出口收入会下降，因此对农民有不利影响；但在现在，由于食品价格上涨，汇率调整对于农民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对下降。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大米价格上升了75%，达到25年以来最高点。然而，通货膨胀导致城市住房价格上升的问题日趋严重。汇率政策有助于改变中国经济的结构，尤其是有助于改变我们过分依赖出口的现状。
第七，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与和谐社会相悖。现在，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购买医疗保险；大约有100万中国儿童由于家庭不能承担学费而失学。这些因素都将影响未来生产力的提升。中国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上前进得较慢。2002到2005年间，中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支出占GDP的1.9%，而巴西已达到4.4%；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上的支出占GDP的5%，而巴西则达到8.8%。而且，巴西是一个比中国面临着更加严重不平等问题的国家。显然，“先实现增长，再解决不平等问题”是不可行的。另外，财富不平等使得现状难以维持，政治体系因而受到扭曲，如游说集团、特殊利益团体以及竞选筹款制度（campaign contribution）开始出现。随着收入提高以及政府财政的扩张，中国有足够的资源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八，环境问题。最新的一份IPCC报告（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显示了全球范围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这是一个能够影响所有国家并且关系全球社会公平的问题。全球变暖需要寻求一种全球视角的解决方法。在很大的市场经济体中，征收环境税一直是最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国目前还没有实行这种税收制度。另一种有效的方式是拍买气体排放许可证，将拍卖所得用于减小收入差距，创新以及重新造林等方面。当然，仅有税收还远远不够，适当的管制和标准化也是必要的，对于长期资产尤其如此。此外，还应当注重政府投资和城市规划，包括公共交通体系的建设以及城市定位（如绿色城市）等等。
一个动态发展的经济和社会需要不断变化的经济制度。中国的成功来自于适应于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而制定的相应政策。西方资源浪费型的发展模式在长期和全球范围都是不适用的。制度创新要关注如何节约资源而不是如何节约劳动力。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模式。不断变化的经济模型可以引导中国迈向更加和谐的社会，并且，伴随着这些变化，中国将会更具竞争优势。通过寻找市场和政府的平衡，中国经济将能够以长期、稳健的方式持续增长。
提问：农村土地在中国一直是没有价格的，但是现今中国城市土地价格上升，并且也带动了城市工资上升。根据我的观察，工资虽然上涨了，可是城市生活质量却更差了。中国是不是应该把人口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呢？
回答：你的推理很重要，因此我们要十分谨慎地选择度量标准。我们不能仅通过收入水平来衡量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我前面提到了很多衡量生活水平的指标，如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人类发展指标）等等。依照这些指标衡量，城市生活水平可能有所高估，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并未扩大。因此，选择合适的指标来衡量福利水平是很重要的。
提问：您刚才提到了许多关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的问题。您否定了已有的金融创新的作用，请问下一步金融创新的方向是什么？
回答：创新是好的，但并不是所有创新都是好事。事实上，过去的很多金融创新都没有真正的经济目的。金融创新基本都是通过分割或者组合的方式完成的，目的就是从没有投资常识的人手里骗钱。金融家们通过在市场进行套利获得了大量财富，但是却没有提高社会福利。金融产品很难实现提升福利的目标，但这并不表示未来不会有好的创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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