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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9年第04期(总第765期)“2008年末宏观经济研讨会”简报之一
发布日期:2009-01-05 10:2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社科院世经政所-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召开
“2008年末宏观经济研讨会”简报之一
2008年12月29日下午,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世经政所联合召开“2008岁末宏观经济研讨会”。会上世经政所余永定所长、张斌和姚枝仲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宋国青和卢锋教授分别发言,并与特约财经媒体记者进行交流研讨。分三期简报报道发言主要内容,本期报告余永定和宋国青发言内容。
余永定: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
余永定教授主要介绍了他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看法,他首先简要评价了近年来宏观经济政策,接着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以及短期波动的原因,最后提出如何应对短期经济波动的看法。
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正确
尽管目前各方对2003年以来央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有不同评论,余永定认为2003年到现在政策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如果有些问题的话,也是政策力度不够。因为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一个基本事实是实际增长速度高于潜在增长速度,尽管关于如何定义潜在增长速度仍然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但就大家达成的共识来看,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尤其是2007年差距最大。这种形势下实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经济增长特点和短期经济波动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有两大引擎,一个是对外出口,增长速度非常快,另外一个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也非常快,这两项在2007年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从历史数据看投资和净出口变动相对于GDP变动都很大,如果一个经济中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两块都极为不稳定,而且这两块变动的方向都一致,那么这个经济就容易产生比较剧烈的波动。换句话说,消费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变量,所以如果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很低,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很大,那么经济自然就会产生强烈的波动。
有些学者认为,之所以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由于央行采取了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余永定教授认为货币政策在什么时候转变以及转变力度如何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他认为将今年八、九月份以来经济增长率的急速下降归结为我们过去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是有失偏颇的。
以钢铁行业为例,从实际数据可以看到,中国钢铁的急剧下降和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急速下滑是密切相关的,十月份中国钢产量减少了23%,钢产量由6月份的4700万吨下降到3600万吨,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也急剧下降,这充分说明了钢产量下降与外需下降密切相关。更直接的例子是钢产量的减少到底由哪个因素决定,数据显示9月份减少钢产量的53%直接来源于钢铁出口的减少。另外,除了直接出口的减少外,还有间接出口的减少,因为钢铁要用在集装箱业,船舶制造业,这些行业的出口需求的大量减少,也就造成钢铁出口的大量减少,所以总体而言钢铁出口减少对钢产量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是最主要的,占钢产量减少的60%甚至更高。同时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也有一些作用,可以具体分析一下哪种钢生产量减少,发现用于建筑的钢材产量确实有所减少,但减少程度与出口减少的程度相比相对较小。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对钢产量减少的影响程度可能会逐渐增加,但从目前为止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出口的减少。
从钢铁行业的分析可以推而广之,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的急剧下滑主要是因为出口需求的急剧下降,同时投资需求增长率的下降也是主要原因。尽管很多人强调,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起到了很大作用,事实也确实看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目前仍然不能说这是最主要的影响。所以总体上看,这次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可以说是紧缩政策和外部冲击的结合,由于我们采取了紧缩性的政策,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下降了,很多行业的投资增长速度也开始下降,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外部冲击造成的。而当初采取紧缩性政策就是希望让投资增长速度下降,让过热的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所以应该说,当初的紧缩性政策也没有错,唯一可以讨论的是政策放松是否可以早一点,放松的力度是否可以大一点。
短期波动应对方法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让经济增长速度可以不要下滑太快呢?余永定教授指出让经济增长速度不要下滑太快的政策应该有助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改革,而不是使中国的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也不应该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进一步背离已经好转的方向。
很多人提出应该刺激投资和刺激出口,但他认为这两种主张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就投资来讲还有一定的余地,比如说中央所决定的,增加铁路建设方面的投资,能源方面的投资。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例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只有不丹这个国家高于中国。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考虑刺激投资,但同时不要忘记中国原来就是因为投资增长率过快、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而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我们不能让这个问题进一步发生。
他举铁本例子说明这一点。2004年铁本被关闭,当时钢产量不到3亿吨,然而钢铁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当时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钢铁产能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现在钢铁产能急剧扩大到6亿吨,如果没有当时调控,中国现在的钢产量或许会超过10亿吨。钢铁行业认为,中国应该成为世界钢铁生产中心,但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这实际上不是比较优势。那么为什么钢铁生产者仍然有这个积极性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汇率问题,既然每生产一吨钢能赚一百多美元,那么生产积极性就会急剧上升,而这与人民币汇率有很大关系,如果人民币汇率不是这样,钢铁的过剩产能是可以得到控制的。
余永定教授认为,过去政策之所以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出现生产过剩是因为出现了一些情况,一个是房地产的增长速度比较快,另一个是建钢厂需要钢材投入,而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了出口的高速增长,才导致中国过剩产能没有显现。而现在由于世界经济的急剧下滑,产能过剩问题就表现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有扩大投资的余地,但这个余地不多,也需要小心谨慎。其次可以通过支持房地产扩张来维持经济增长速度,但这也是有问题的,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已经大大高出日本和美国。不管房地产有没有泡沫,更重要的这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我们不能用这么多资源用于房地产建设,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不可能建立在钢铁和水泥之上。再次通过出口扩张来拉动经济增长也显然不行,我们贸易占GDP的比已经是67%,而出口占GDP比重超过40%,日本相应比例也只占20%和10%左右,所以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是远远领先的。还有一个是不能指望通过出口顺差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出口顺差这个量非常不稳定,增长率在低点时达到-400%,高点时达到200%,所以通过增加出口顺差来维持经济增长只能造成经济增长不稳定。总之,不能通过刺激房地产投资,不能无限制的刺激固定资产投资,也不能刺激出口来保持经济增长高于8%和9%的水平上。
同时他认为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了就否定过去旨在使我们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趋于合理的一系列政策,结构转变方向仍然需要坚持。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同时进一步的改善我们的经济结构,改善经济增长方式。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正确的,但应该强调财政政策应该与结构调整相结合。
最后余永定教授引用《金融时报》首席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观点来阐释中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过度增长对中国不利。沃尔夫先生认为贸易顺差的投资回报率只有-5%到-10%,通过双顺差积累的外部储备,投资回报率很低,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达到33%。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现在世界上靠资本流入来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都已经不愿再过度消费,各国已经没有更多的能力来吸收中国如此庞大的出口产品,因此中国的依靠外需来拉动增长的方式已经不可持续。
宋国青:稳定汇率利率与生产大波动
宋国青教授演讲主题是最近出现的生产大幅波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稳定利率和汇率的结果。他首先描述了近几个月经济波动情况,其次讨论总需求的变化情况,并从全球视角看待过去两年的宏观调控以及内需和外需关系,最后分析稳定利率汇率与经济波动的关系。
近期经济波动
从工业增加值数据看,最近下跌速度是有月度统计以来即1995年以来最快的。按照目前发展趋势,此次经济下跌幅度有可能达到三十年来罕见程度,唯一能与之相比的是1989年前后下跌情况。从1986年以后钢材月度产量看,1989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从年度数据看,只有大炼钢铁之后调整期能够与现在下跌相比。发电量下跌也达到有月度统计即1996年以来最大幅度。从1950年以来的年度数据看,发电量出现负增长仅有1961年和1967-1968年两次。此次下跌的一个重要现象是重工业急剧下跌。重轻工业增加值比例过去4个月下跌6.7%,1989年并没有出现这一现象。
总需求变化的原因
GDP环比增长率从2003年SARS后上涨,2007年4季度达到最高水平,今年以来尤其是第三季度出现猛烈下跌。现在看来,总量指标中相对而言能够较好解释总需求变化不再是M2,而是一个更广义货币供给指标MS(国内信贷+国外净资产)。从同比增长率看,MS变化与总需求变化非常接近。但是今年4季度总需求会非常低,明年1季度总需求将低到远远超出MS能够解释的幅度。
房地产发生的变化是重要原因。房地产自身波动并不比过去更大,但最近的房地产需求不同于过去,过去是单位分房,现在是个人买房。对于单位盖房,只要把贷款卡住,就盖不了房子。对于个人,不买房子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购买意愿下降。在这个意义上,货币甚至是内生的,由购房意愿决定。愿意买房就会多贷款,货币就会增加。不愿意买房就会少贷款,货币就会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用货币指标预测就有困难。
2007年宏观调控不足
2007年通货膨胀率一直上升,GDP环比增长率4季度达到最高点。对于2007年底前的宏观调控,只嫌不足,不嫌过度。
首先从房地产涨跌看。房地产销售额2007年秋天达到最高点,前后的涨跌幅度很大。价格变化稍稍滞后,波动也很大。房价进一步上涨会怎样?如果说现在是从三层楼掉下来,再涨一涨就是从四、五层楼掉下来。目前经济下跌没有扩展到更大范围的重要原因,是房地产贷款没有大范围发生问题。与美国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因为严格控制首付比例,而美国可以零首付。二是房价涨跌幅度没有超过首付比例,银行贷款没有大面积损失。如果房地产价格再涨半年,金融方面危机风险可能会非常大。
其次从国际价格涨跌看。10月底“CCER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讨论过,由于进口价格上涨,过去几年经济高增长一部分好处送给了外国。根据世界银行计算,过去几年GDP平均增长9.8%,扣除贸易条件影响,国民收入平均增长8.5%。这一算法还没有考虑外汇储备损失,如果把外汇储备资产损失包括在内,过去几年国民收入增长不到8%。5月份钢材产量按年率算达到6.1亿吨,如果宏观调控再晚几个月,钢产量会增加到7亿吨。港口会堆积更多的高价铁矿石,明年企业利润会更糟。而且不只是铁矿石本身,运铁矿石要造船,造船要用钢材,造钢材又要用铁矿石。过去研究宏观波动称做“重工业自我循环”。钢材产量里有多少是自我循环不清楚,但肯定有相当大成分。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几年的高产量有一定程度是浪费。把浪费减下来未必是坏事。
从事前和事后看2008年宏观调控
对于2008年的宏观调控力度,要从事先和事后两个角度看。从事后看,今年2季度宏观调控也许已过度,但当时没有任何指标显示,能够让大家在事先就看到调控过度。国际投行2008年7月份对2009年中国通货膨胀率预测达到最高水平4.8%,现在预测2009年通货膨胀基本上是负数。7月份以前通货膨胀预测是上升的,从宏观调控角度,如果共识性宏观预测通货膨胀率上升,显然应该增加调控力度。
另外,美国CRB商品价格指数高点出现在2008年6月,可见如果宏观调控过度,也是全球犯了同样预测错误。国内市场预期是,银行间市场利率在7-8月达到最高,当时利率与预测2009年通货膨胀率是5%是一致的。因此,直到6-7月为止,如果说宏观调控过度,偏差并不比市场预测偏差更大。等到9-10月份银行间利率暴跌,这时说6月份宏观调控过度,相当于说6月份为什么没有买债券。这是事后说的,事先我们不知道。
另外,对于宏观调控是否过度,要区分两类观点。有一类观点认为只要宏观调控就是过度,永远都不该宏观调控,20%通货膨胀率都不该宏观调控。这相当于对股市一直看多或一直看空,这种观点总有一天会被事后证明是对的。另一种大体上赞成调控政策基本目标是在较低通货膨胀率下保持经济稳定,我们谈论的是在这一共识条件下宏观调控是否过度问题。
对于3季度宏观调控,至少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指标在事先认为有明显过度。6月MS指标环比增长率已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7月份宏观调控可能就应该考虑减弱,甚至反向放松。当然这只是从我们的角度认为这个指标可以事先看到调控过度,从央行和全社会的角度看未必认可。并且MS指标公布实际上晚两个月,8月份才看到6月份数据。7月底“CCER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时我认为调控过度风险增加,不过当时两边风险基本对等。8月份数据才显示6月份广义货币量增长率猛烈下跌,就我采取的分析思路才有证据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发生显著变动。
宏观调控的放松过程中,央行利率下调速度和预期变化相比仍然较慢,市场利率下跌速度远快于央行利率下调速度。不过跟历史上央行利率下调速度相比,现在已经有很大改进。
内需与外需关系
现在出现内需和外需两方面变化。我们主要还是从内需角度考虑,不夸大外需作用。中国现在是一个大国,很难区分谁是谁的外需。内需外需发生相互作用,很可能是中国内需减弱,导致外国外需减弱,外国外需减弱影响他的内需减弱,再导致中国外需减弱。
讨论内需和外需首先要看中国在世界上到底有多大?从CRB指数看,美国从2006年1季度开始经济不景气,CRB指数对美国过去两年的需求下降几乎没有反应。最近中国经济下滑,CRB指数猛烈下跌,至少中国在边际变动影响更为明显。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5年中国固定资本形成占世界17.9%,美国占20%多。由于过去两年美国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是负增长,中国增长20%多,现在中国固定资本形成占世界比重比美国高10%多,绝对量已经超过美国。按增量算中国投资增量占全球将近50%。因为全球消费增长稳定,波动主要来自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在中国增量占全球将近一半的前提下,认为中国下跌是由国外引起的判断就有很大问题。
2004年以来中国顺差不断上升而2007年下降。一方面原因是美国需求减弱,另一方面是国内需求增长更强劲。美国经济从2006年开始不景气,2007年好了一点,原因是中国和欧元区比较强。从全球角度看,顺差和逆差是恒等式,中国的顺差是对中国的产出需求,同时就是美国产出的负需求。中国顺差减小,美国情况就好一些。
外需影响内需没有必然性。2007年外需不强,国内通货膨胀率却不断上升。我们能做的是把内需管理好。短期宏观调控时,如果能够预测世界上的外需变化,通过对内需做反向调控可以平稳总需求。发生大波动是因为内需调控和外需变化撞车。
稳定汇率利率与生产波动
稳定汇率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平均汇率偏低,刚才余永定所长已经讲了很多。另一个问题是稳定汇率可能会导致我们把全球经济波动中过大部分吸收到国内。有弹性的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挡国外波动。比如去年中国需求走强,通过人民币升值可以抵挡一部分外需。如果去年升值幅度更高,今年就可以考虑适度贬值。由于该升的时候没升或没升到位,该贬的时候也很难贬。所以汇率稳定是导致不能把外需波动抵挡在国门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
房地产需求的波动,还要从利率角度考虑。二十年前发生的情况和现在非常相似。当时对“三大件”(电视、冰箱、洗衣机)的需求跟现在的房地产一模一样。“三大件”产量高点发生在1988年,12月开始下跌,1989年过年后更大幅度下跌,很大程度上是稳定利率的问题。稳定利率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抢的时候猛抢,跌的时候猛跌。唯一的杠杆是利率。房屋因为技术进步低,相对价格难以趋势性下降,比“三大件”更适于抢。从预测的角度,下次高通货膨胀时人们一定还会抢房子。利率稳定的政策下,抢房子完全是正常的,下跌也是正常的。
因此,如果说这次经济波动过度,主要原因还是汇率和利率过度稳定。汇率和利率相当于汽车上的减震器,当地面波动时,座位可以不发生与路面相同程度波动。稳定汇率利率相当于汽车没有轮胎,钢轮子在地面上开,座位跟路面一起波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放大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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