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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10年第053期（总第918期）简报:G20框架下引入“外部失衡上限目标”问题经济分析
发布日期：2010-11-05 10:2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G20框架下引入“外部失衡上限目标”问题经济分析
卢锋
美国财长盖特纳先生10月20日向G20财政与央行行长会议提交信件，建议“G20成员国应承诺采取政策措施，在未来几间内使外部不平衡占GDP的比重降低到某个特定水平”，同时强调汇率政策调整和IMF监管对实施这一建议的意义。据报道，会议期间有关参与方把上述“外部失衡上限目标”进一步界定为“经常账户不平衡4%目标”。本文侧重从我国经济利益角度分析评估这一问题。
一、盖特纳建议背后三点美国利益诉求
第一，美国认为中国等新兴国家汇率调整是应对全球经济失衡关键。提出外部失衡上限目标议程，间接要求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更多发挥汇率调节国际收支作用，便于美国在多边框架下引入和强调汇率政策调整议题，也有助于就美国国会在汇率法案问题上对奥巴马政府施压寻求缓冲之道。
第二，后危机时代美国经济处于“复苏不易，景气难再”局面，其经常账户逆差虽通过深度衰退有所回调，最近几个季度数据显示美国可能面临过度逆差与宏观经济一起“复苏”的困境。美国目前政策仍被试图通过超常刺激措施走出困境的思路主导，实际上美国长期利益则需要针对财政和外部双失衡进行结构调整。如能在多边框架下引入外部失衡上限目标，或许能通过某种外部约束推动美国实行长期必要而短期阵痛的结构调整。
第三，金融危机后痛定思痛，美国主流观点认为过度外部失衡导致“长期利率信号紊乱”具有潜在危害性，有必要通过多边框架加以限制。“上限”议案有助于显示美国重视全球经济治理的多边框架建设，有利于美国在G20这个重要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平台上保持话语权优势。从美国利益诉求看，这似乎是一个能把短期与长期、务实和务虚、国内和国外等方面因素和关系糅合到一起的动议。
二、我国利益与“上限目标”关系
在肯定“上限目标”直接立意包含对中国竞争性含义同时，也应看到这一建议与我国经济利益和国内政策取向，在客观上存在某些兼容性。对此可从三方面观察。过度外部不平衡不利于我国开放宏观经济增长，近年已成为我国学术界和决策部门共识。十一五规划把“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十二五规划建议更是把“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政策首要方针，重申致力于“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目标。实际上此前国内学术界就提出过对外部失衡定量限制观点，我国有关部门也在讨论通过政策调整计划在三到五年间将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2009年的5.8%降至4%。
诚如我国官方表示，我国并未刻意追求扩大贸易顺差。然而一段时期以来我国顺差确实呈现较快扩大趋势，成为与发达国家特别是中美经贸领域矛盾焦点之一，美国国会就人民币汇率立法议题间歇性发难成为干扰中美关系发展大局的重要因素之一。近来一些国家实行干预汇市和竞争性货币贬值政策，明里暗地也用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贸易顺差说事。巴西财长提议IMF创建"汇率操纵指数"报告机制以限制汇市干预，如被讨论通过在客观上对我相关政策将构成更为逼仄的限制。随着我国开放行经济成长改变全球经济格局，汇率弹性不足和外部不平衡扩大趋势会面临越来越多矛盾，如不采取有效措施调控外部失衡，在国际经贸领域可能会面临更为被动局面。讨论多边框架下引入外部失衡上限目标，客观上有利于通过一个建设性议程缓解我国面临的压力和矛盾。
我国和平发展利益与调整全球失衡目标相一致，也与利用多边框架合理协调国际开放宏观政策的新全球治理结构建设目标相一致。虽然“上限”目标具体内容还需要探讨，如能通过制定对各国特别是包括美国在内一体适用规则调节全球经济失衡，对通过多边框架协调主要国家开放宏观经济关系这个建设性目标也有积极意义。
三、我国实现“4%上限目标”困难与可能性
近年我国经常账户演变呈现多方面前所未有特点。一是出现总需求强劲增长同时经常项目顺差较快扩大局面，经常项目顺差GDP占比2005年超过7%，2007年达到11.5%峰值，去年下降为6%，今年估计为5.5%。二是贸易盈余快速增长。货物贸易和整体贸易占比都在2005年超过4%，分别达到5.98%和5.65%，2007年分别达到峰值9.72%和9.48%，2009年分别下降为5.01%和4.42%，今年估计货物贸易盈余占比为4.4%%。三是“收益差额”和“经常转移差额”规模快速扩大，过去三年占到经常项目盈余6/1到1/4。四是中国与美国外部不平衡形成明显镜像关系，2004年以来中国成为美国实现贸易逆差的最大伙伴国。
对我国实现上限目标可行性问题可以提出两点判断。第一，假如不推进汇率和结构调整政策，无论选择何种指标定义上限目标，我国达标都面临不同程度困难。随着外部经济复苏我国贸易盈余今年也快速回升：一季度海关统计净出口盈余为145亿美元，二三季度分别上升到412亿和656亿美元，根据“朗润预测”四季度将增加到746亿美元。另外依据较长时期我国总需求与外部盈余反向关系经验证据，在我国经济增长由于内部冲击进入不景气周期阶段时，外部盈余反而可能上升，这时如果需要依据上限目标限制盈余，可能面临外部平衡与内部平衡之间潜在矛盾。
第二，由于我国目前所处阶段和具体国情及其演变前景看，客观存在逐步向下调控不平衡比例的现实可能性，如能实行增加汇率弹性和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应有可能使得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比和贸易顺差占比，在3-5年中期范围调整到3%-4%以下水平。
我国扩大内需存在深厚潜力，深化改革推进结构调整以更好地促进内需增长，是降低外部失衡程度的可靠依托。我国消费每年两位数增长，构成扩大内需重要驱动力。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演变和市场力量推动工资增速提升，将给消费提供新的空间。包括汇率政策调整和放松管制改革措施，可以推动包括医疗服务、出境游服务在内的多领域消费需求更快增长。中国投资持续增长仍有广阔前景。先进制造业投资、城市住宅和农村建设投资、与大国规模相联系的基础设施投资，为继续成为扩大内需的引擎。
调整汇率政策、增加汇率弹性、允许人民币因应经济基本面演变适当升值，对降低顺差失衡具有关键作用。一项利用我国企业大样本统计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有效实际汇率升值对出口额占销售额比例弹性大约为1%，说明2005年汇改对控制外部不平衡发挥了显著作用。另外近年经验显示，经常账户某些子项目与汇率失衡具有内在联系。汇率偏低会通过两重效应放大经常项目盈余。一是通过经常转移和收益项目的异常流动直接扩大顺差；二是外汇储备快速扩张通过储备资产收益增长扩大经常项目顺差。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力度加大，我国资本项目正常盈余可能趋于下降。通过汇率调整逐步降低人民币低估程度，有助于减少“收益差额”和“经常转移差额”异常增长对经常项目盈余增长的推波助澜作用。
四、G20成员国经常账户特点及其立场推测
过去30年，G20成员国中有16国曾经历经常账户盈赤占比超过4%情况。发生频率最高的是沙特阿拉伯为25年次，最低的是加拿大为1年次。中国和美国分别发生5年次和8年次。外部失衡国家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能源和原料出口国即所谓“商品货币（commodity currency）”国家，如沙特、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国，经常账户不平衡超过4%频率最高。大宗商品价格与全球经济增长阶段性结构特点及宏观景气周期相联系大幅波动，投资回报较高刺激私人资本账户持续盈余为经常账户持续逆差提供融资，构成这些国家经常账户较大不平衡的重要根源。考虑这些国家接受4%上限目标难度较大，盖特纳建议信提出应将这类国家作为特例处理。
二是德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等不同频率出现顺差超过4%国家。据媒体报道，上限目标已引起其中某些国家质疑。日本和德国是历史上出现经常账户顺差年份最多国家，年均顺差占比是除俄罗斯以外最高国家，因而上限目标对其实际和道义限制效应较强。估计德国难以积极支持这一议案，也可能会利用欧盟整体对外大体平衡作为回避实质性调整理由。日本内需疲弱而增长乏力，外需是增长基本驱动因素，因而可能最不愿看到在多边框架下引入上限规定。
三是美国、英国、土耳其、南非、意大利、印度等经常出现经常账户逆差国家，其中前三国曾出现逆差占比超过4%情况。英国在希腊危机后把减少财赤作为优先目标，加上英国传统重视与美国协调一致，估计会倾向于赞同美国建议。土耳其和南非近年逆差占比持续超过4%，估计对上限建议可能采取比较审慎或质疑立场。意大利和印度逆差占比从未超过4%，但是经常面临逆差困扰，可能会结合考虑其他因素决定其立场。
五、我国面临对策探讨
我国对这一问题面临不同应对立场选择。就其与推进国内结构调整利益一致性角度看，从缓解外部矛盾谋求较为宽松外部发展环境角度看，通过多边合作和集体行动途径降低主要经济体外部失衡，对我国经济发展应是利大于弊。因而如果侧重从经济利益方面探讨，有理由肯定“上限目标”客观积极因素，并给以合作与正面回应。
具体讨论时我国可提出对我有利并对治理全球失衡具有积极意义的要求，包括用贸易账户代替经常项作为衡量外部失衡对象指标，建议采用3-5年调节期等。还可特别强调美国等发达国家财政赤字控制对实现治理失衡的机制效果和重要性，要求把主要贸易赤字国的财政赤字水平一并纳入多边框架监测和限制指标。
然而应对美国提出这一议案不可避免涉及错综复杂的非经济因素，在中美关系仍缺乏足够互信并且目前矛盾较多的敏感期，我国对这一建议采取审慎立场是必要的。从操作和技术性角度看，美方提出建议方式突兀意外；“4%上限目标”在指标选择和数量界定的学理依据有待探讨；G20多边框架运行不久就对重要敏感开放宏观指标设立数量限制也存在风险。全面考虑相关复杂因素我国如采取不支持立场也可以理解。
如果“上限目标”讨论因为美国行事唐突和大国利益分歧以及互信不足最终在即将召开的首尔峰会上无果而终，我们确能避免马上接受在G20框架下引入外部失衡量化目标建议可能面临困难。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根本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仍客观存在并存在趋于扩大的风险，我国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矛盾焦点并面临被动地位，破解这一难题仍是我国推进和平发展战略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十二五规划扩大内需方针实施成效，将是实质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就“失衡上限目标”问题而言，即便首尔峰会搁置这一设想，我们仍可考虑在非多边场合利用其中某些建设性因素。我们或可在评估相关形势基础上，考虑把这一问题适当纳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议程。还可考虑主动在十二五规划中适当引入相关量化指标，在避免更为复杂的涉外因素影响前提下，主动加大力度调整外部不平衡。在身体力行基础上，我国以一个负责任大国姿态更积极参与推动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从而在根本上改变我国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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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0-11-05 10:2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G20框架下引入“外部失衡上限目标”问题经济分析
卢锋
美国财长盖特纳先生10月20日向G20财政与央行行长会议提交信件，建议“G20成员国应承诺采取政策措施，在未来几间内使外部不平衡占GDP的比重降低到某个特定水平”，同时强调汇率政策调整和IMF监管对实施这一建议的意义。据报道，会议期间有关参与方把上述“外部失衡上限目标”进一步界定为“经常账户不平衡4%目标”。本文侧重从我国经济利益角度分析评估这一问题。
一、盖特纳建议背后三点美国利益诉求
第一，美国认为中国等新兴国家汇率调整是应对全球经济失衡关键。提出外部失衡上限目标议程，间接要求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更多发挥汇率调节国际收支作用，便于美国在多边框架下引入和强调汇率政策调整议题，也有助于就美国国会在汇率法案问题上对奥巴马政府施压寻求缓冲之道。
第二，后危机时代美国经济处于“复苏不易，景气难再”局面，其经常账户逆差虽通过深度衰退有所回调，最近几个季度数据显示美国可能面临过度逆差与宏观经济一起“复苏”的困境。美国目前政策仍被试图通过超常刺激措施走出困境的思路主导，实际上美国长期利益则需要针对财政和外部双失衡进行结构调整。如能在多边框架下引入外部失衡上限目标，或许能通过某种外部约束推动美国实行长期必要而短期阵痛的结构调整。
第三，金融危机后痛定思痛，美国主流观点认为过度外部失衡导致“长期利率信号紊乱”具有潜在危害性，有必要通过多边框架加以限制。“上限”议案有助于显示美国重视全球经济治理的多边框架建设，有利于美国在G20这个重要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平台上保持话语权优势。从美国利益诉求看，这似乎是一个能把短期与长期、务实和务虚、国内和国外等方面因素和关系糅合到一起的动议。
二、我国利益与“上限目标”关系
在肯定“上限目标”直接立意包含对中国竞争性含义同时，也应看到这一建议与我国经济利益和国内政策取向，在客观上存在某些兼容性。对此可从三方面观察。过度外部不平衡不利于我国开放宏观经济增长，近年已成为我国学术界和决策部门共识。十一五规划把“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十二五规划建议更是把“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政策首要方针，重申致力于“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目标。实际上此前国内学术界就提出过对外部失衡定量限制观点，我国有关部门也在讨论通过政策调整计划在三到五年间将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2009年的5.8%降至4%。
诚如我国官方表示，我国并未刻意追求扩大贸易顺差。然而一段时期以来我国顺差确实呈现较快扩大趋势，成为与发达国家特别是中美经贸领域矛盾焦点之一，美国国会就人民币汇率立法议题间歇性发难成为干扰中美关系发展大局的重要因素之一。近来一些国家实行干预汇市和竞争性货币贬值政策，明里暗地也用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贸易顺差说事。巴西财长提议IMF创建"汇率操纵指数"报告机制以限制汇市干预，如被讨论通过在客观上对我相关政策将构成更为逼仄的限制。随着我国开放行经济成长改变全球经济格局，汇率弹性不足和外部不平衡扩大趋势会面临越来越多矛盾，如不采取有效措施调控外部失衡，在国际经贸领域可能会面临更为被动局面。讨论多边框架下引入外部失衡上限目标，客观上有利于通过一个建设性议程缓解我国面临的压力和矛盾。
我国和平发展利益与调整全球失衡目标相一致，也与利用多边框架合理协调国际开放宏观政策的新全球治理结构建设目标相一致。虽然“上限”目标具体内容还需要探讨，如能通过制定对各国特别是包括美国在内一体适用规则调节全球经济失衡，对通过多边框架协调主要国家开放宏观经济关系这个建设性目标也有积极意义。
三、我国实现“4%上限目标”困难与可能性
近年我国经常账户演变呈现多方面前所未有特点。一是出现总需求强劲增长同时经常项目顺差较快扩大局面，经常项目顺差GDP占比2005年超过7%，2007年达到11.5%峰值，去年下降为6%，今年估计为5.5%。二是贸易盈余快速增长。货物贸易和整体贸易占比都在2005年超过4%，分别达到5.98%和5.65%，2007年分别达到峰值9.72%和9.48%，2009年分别下降为5.01%和4.42%，今年估计货物贸易盈余占比为4.4%%。三是“收益差额”和“经常转移差额”规模快速扩大，过去三年占到经常项目盈余6/1到1/4。四是中国与美国外部不平衡形成明显镜像关系，2004年以来中国成为美国实现贸易逆差的最大伙伴国。
对我国实现上限目标可行性问题可以提出两点判断。第一，假如不推进汇率和结构调整政策，无论选择何种指标定义上限目标，我国达标都面临不同程度困难。随着外部经济复苏我国贸易盈余今年也快速回升：一季度海关统计净出口盈余为145亿美元，二三季度分别上升到412亿和656亿美元，根据“朗润预测”四季度将增加到746亿美元。另外依据较长时期我国总需求与外部盈余反向关系经验证据，在我国经济增长由于内部冲击进入不景气周期阶段时，外部盈余反而可能上升，这时如果需要依据上限目标限制盈余，可能面临外部平衡与内部平衡之间潜在矛盾。
第二，由于我国目前所处阶段和具体国情及其演变前景看，客观存在逐步向下调控不平衡比例的现实可能性，如能实行增加汇率弹性和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应有可能使得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比和贸易顺差占比，在3-5年中期范围调整到3%-4%以下水平。
我国扩大内需存在深厚潜力，深化改革推进结构调整以更好地促进内需增长，是降低外部失衡程度的可靠依托。我国消费每年两位数增长，构成扩大内需重要驱动力。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演变和市场力量推动工资增速提升，将给消费提供新的空间。包括汇率政策调整和放松管制改革措施，可以推动包括医疗服务、出境游服务在内的多领域消费需求更快增长。中国投资持续增长仍有广阔前景。先进制造业投资、城市住宅和农村建设投资、与大国规模相联系的基础设施投资，为继续成为扩大内需的引擎。
调整汇率政策、增加汇率弹性、允许人民币因应经济基本面演变适当升值，对降低顺差失衡具有关键作用。一项利用我国企业大样本统计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有效实际汇率升值对出口额占销售额比例弹性大约为1%，说明2005年汇改对控制外部不平衡发挥了显著作用。另外近年经验显示，经常账户某些子项目与汇率失衡具有内在联系。汇率偏低会通过两重效应放大经常项目盈余。一是通过经常转移和收益项目的异常流动直接扩大顺差；二是外汇储备快速扩张通过储备资产收益增长扩大经常项目顺差。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力度加大，我国资本项目正常盈余可能趋于下降。通过汇率调整逐步降低人民币低估程度，有助于减少“收益差额”和“经常转移差额”异常增长对经常项目盈余增长的推波助澜作用。
四、G20成员国经常账户特点及其立场推测
过去30年，G20成员国中有16国曾经历经常账户盈赤占比超过4%情况。发生频率最高的是沙特阿拉伯为25年次，最低的是加拿大为1年次。中国和美国分别发生5年次和8年次。外部失衡国家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能源和原料出口国即所谓“商品货币（commodity currency）”国家，如沙特、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国，经常账户不平衡超过4%频率最高。大宗商品价格与全球经济增长阶段性结构特点及宏观景气周期相联系大幅波动，投资回报较高刺激私人资本账户持续盈余为经常账户持续逆差提供融资，构成这些国家经常账户较大不平衡的重要根源。考虑这些国家接受4%上限目标难度较大，盖特纳建议信提出应将这类国家作为特例处理。
二是德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等不同频率出现顺差超过4%国家。据媒体报道，上限目标已引起其中某些国家质疑。日本和德国是历史上出现经常账户顺差年份最多国家，年均顺差占比是除俄罗斯以外最高国家，因而上限目标对其实际和道义限制效应较强。估计德国难以积极支持这一议案，也可能会利用欧盟整体对外大体平衡作为回避实质性调整理由。日本内需疲弱而增长乏力，外需是增长基本驱动因素，因而可能最不愿看到在多边框架下引入上限规定。
三是美国、英国、土耳其、南非、意大利、印度等经常出现经常账户逆差国家，其中前三国曾出现逆差占比超过4%情况。英国在希腊危机后把减少财赤作为优先目标，加上英国传统重视与美国协调一致，估计会倾向于赞同美国建议。土耳其和南非近年逆差占比持续超过4%，估计对上限建议可能采取比较审慎或质疑立场。意大利和印度逆差占比从未超过4%，但是经常面临逆差困扰，可能会结合考虑其他因素决定其立场。
五、我国面临对策探讨
我国对这一问题面临不同应对立场选择。就其与推进国内结构调整利益一致性角度看，从缓解外部矛盾谋求较为宽松外部发展环境角度看，通过多边合作和集体行动途径降低主要经济体外部失衡，对我国经济发展应是利大于弊。因而如果侧重从经济利益方面探讨，有理由肯定“上限目标”客观积极因素，并给以合作与正面回应。
具体讨论时我国可提出对我有利并对治理全球失衡具有积极意义的要求，包括用贸易账户代替经常项作为衡量外部失衡对象指标，建议采用3-5年调节期等。还可特别强调美国等发达国家财政赤字控制对实现治理失衡的机制效果和重要性，要求把主要贸易赤字国的财政赤字水平一并纳入多边框架监测和限制指标。
然而应对美国提出这一议案不可避免涉及错综复杂的非经济因素，在中美关系仍缺乏足够互信并且目前矛盾较多的敏感期，我国对这一建议采取审慎立场是必要的。从操作和技术性角度看，美方提出建议方式突兀意外；“4%上限目标”在指标选择和数量界定的学理依据有待探讨；G20多边框架运行不久就对重要敏感开放宏观指标设立数量限制也存在风险。全面考虑相关复杂因素我国如采取不支持立场也可以理解。
如果“上限目标”讨论因为美国行事唐突和大国利益分歧以及互信不足最终在即将召开的首尔峰会上无果而终，我们确能避免马上接受在G20框架下引入外部失衡量化目标建议可能面临困难。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根本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仍客观存在并存在趋于扩大的风险，我国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矛盾焦点并面临被动地位，破解这一难题仍是我国推进和平发展战略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十二五规划扩大内需方针实施成效，将是实质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就“失衡上限目标”问题而言，即便首尔峰会搁置这一设想，我们仍可考虑在非多边场合利用其中某些建设性因素。我们或可在评估相关形势基础上，考虑把这一问题适当纳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议程。还可考虑主动在十二五规划中适当引入相关量化指标，在避免更为复杂的涉外因素影响前提下，主动加大力度调整外部不平衡。在身体力行基础上，我国以一个负责任大国姿态更积极参与推动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从而在根本上改变我国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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