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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05-12 03:5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38期（总第1133期）
背景简介：2014年5月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亚洲地区经济展望与区域一体化：对中国的含义”在万众楼小教室举行。本期简报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代表处高级代表Alfred Schipke博士与亚太局高级经济学家Kevin Cheng博士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Alfred Schipke：亚洲发展势头仍将延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对亚洲经济总体的增长前景保持乐观，预计2014和2015年的增长率分别为5.4%和5.5%。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包括发达国家的逐步复苏，以及亚洲各经济体更具竞争力的汇率水平、稳健的信贷增长、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尽管目前东盟五国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速放缓，但我们相信这种现象只是暂时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未来这些国家的发展势头仍将延续。
宏观政策方面，就亚洲各国总体而言，我们预计通胀率可以保持在可控水平。考虑到短期内复苏仍具有一定不确定性，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仍可持续一段时间，货币政策预计仍将保持适当宽松态势。一旦经济有了起色并且风险爆发的概率降低，就应当考虑恢复货币政策的正常化。为防止金融体系出现大的波动，宏观审慎和资本流动监管不可忽视。财政政策则应该以中性为主，以保持财政盈余与2013年基本持平。
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潜在的危机。其中可能性最大的是全球流动性的突然紧缩，这是因为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全球利率水平将逐步回升。我们发现，美国如果发生1%的超预期增长，将使得国债长期收益率上涨100个基点，亚洲各国面临更为紧缩的金融环境。一旦全球流动性危机爆发，那些通胀水平居高不下、基本面情况糟糕和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体将首当其冲。而潜在的内部危机则可能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发生，比如中国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集中爆发，日本安倍经济学失效，或是其他因政治压力导致的不确定性的上升。
中国当下的宏观经济风险主要来自于信贷的快速扩张和不断加速的金融脱媒现象。截至2012年末，中国非银行类金融中介所拥有的资产已经占到GDP的25%。这些游离于监管灰色地带的金融机构一旦发生系统性危机，后果将十分严重。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可能加剧金融体系脆弱性。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表明，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仅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将越来越难以为继，未来应转向更多依靠私人消费的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下一步中国如果能真正深化改革，将有利于实现产业升级，同时降低当前金融体系风险。
具体而言，中国的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改革财政体制和税收体系，使地方政府收支责任匹配，更多关注于中期财政目标而非短期财政目标，更多依靠财产税和环境税，并且健全社保体系。2）改革金融体系，逐步由目前更多地对信贷总量的直接控制，转变为让利率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放宽对中小商业银行的准入门槛，但同时保持金融监管力度。在转型的过程中很可能伴随着短期经济增速的放缓，如何落实政策将是一个大的问题。但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将有利于私人部门消费提振，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也使得未来增长更具可持续性。除此之外，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也将惠及周边其他国家。
对于日本而言，从现阶段来看，安倍经济学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主要体现在GDP增速的上升、整体温和的通胀水平和明显改善的出口。但是，相比于不推行安倍经济学的模拟结果，刺激政策下企业部门的投资反倒有所下降。这反映了企业作为市场微观参与者，由于对政策持续性的信心不足，难以形成稳定预期，因此不敢进行大规模投资。此外一些指标也表明刺激政策这剂猛药的药效正逐渐消退。未来第三波的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对于防止日本陷入滞涨、财政困境以及过度依赖刺激性货币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总之，未来亚洲各国经济的整体势头仍将以持续增长为主，尽管短期可能出现经济增速放缓。在保持乐观同时，也必须认识到随着发达经济体的逐步复苏，来自外部、内部的多方面因素都可能触发亚洲国家潜在的危机，届时危机在各国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各异。为了防范于未然，各国应以深化改革作为应对。改革可能造成短期的经济下行，但从长远来看，这将使得本国居民以及周边国家获益，也为未来经济的长期增长奠定可靠基础。
Kevin Cheng:亚洲一体化是否会加强经济周期同步性？
在最近几十年里，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快于世界其他地区，这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1990-2012年间，亚洲区域内贸易年均增速达到10%，是其他地区增速的2倍。尽管如此，目前亚洲总体的贸易开放程度仍差强人意，这主要是由于部分大国的开放进程较为缓慢。相比于贸易一体化，金融层面的亚洲一体化进程虽然也在加快，但速度仍不及贸易领域。
随着多维度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亚洲各经济体间的同步性随之增强。通过梳理1990-2012年间亚洲各国宏观数据，我们发现各国同步性最强的时期是在1997-98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之后同步性有所减弱，但在此次2008-09的金融危机期间同步性又有所上升。排除特殊的危机发生年份，总体同步性上升的结论依旧成立。
哪些因素会影响同步性的强弱呢？在贸易层面，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因素：1）贸易量的大小，更紧密的贸易往来会使得外部冲击在各国间传导更快、影响更大；2）垂直整合程度，当中间投入品替代性较低时，即使不存在来自终端需求面（如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冲击，任何来自中间环节的冲击都可能沿着产业链垂直传导；3）行业内贸易强度；4）贸易分工上的相似程度，当两国产业结构越相近时，在面临行业层面冲击时也必将表现出更强的同步性。
不同于贸易一体化对经济同步性的影响，金融一体化的作用则更为复杂。多数情况下，随着银行业和资产配置一体化的深入，各国同步性倾向于减弱。这主要是因为当一国遭遇不利冲击时，资本会流向其他回报率更高的国家，从而造成两国产出的反向波动，表现为较低的同步性。但在危机期间，情况则截然不同，以此次金融危机为例，当各国经济都遭遇不同程度重创时，银行业一体化会使得各国金融机构都要在短时间内回收资金，造成同步性的上升。尽管如此，目前亚洲区域内银行业一体化进程仍相对迟缓，因此对同步性影响也相对有限。
除上述因素以外，中国对其他国家产生的溢出效应也不容小觑。未来中国“世界工厂”的角色将逐渐弱化，而是更多地以终端消费品需求者的形象出现在亚洲经济舞台。这意味着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直接影响效果将更为明显，而不再仅仅通过中间投入品的渠道发挥间接作用。我们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亚洲其他国家在次年的经济增长率将降低约3个百分点，同时亚洲以外国家经济增长率将降低0.15个百分点。
各经济体间同步性的加强也给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严峻挑战，因为一国经济波动将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国家宏观经济影响。为了应对外部冲击，一定的宏观政策调整空间以及有弹性的汇率、工资和价格体系是必须的。同时，随着各国金融一体化的深入，建立一个超主权、更高层级的国际金融防护网也变得迫在眉睫。一些局部的央行间双边互换协议是一种可能的办法，大型的国际性机构如IMF也可以在构建金融防护网上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邹静娴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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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05-12 03:5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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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2014年5月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亚洲地区经济展望与区域一体化：对中国的含义”在万众楼小教室举行。本期简报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代表处高级代表Alfred Schipke博士与亚太局高级经济学家Kevin Cheng博士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Alfred Schipke：亚洲发展势头仍将延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对亚洲经济总体的增长前景保持乐观，预计2014和2015年的增长率分别为5.4%和5.5%。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包括发达国家的逐步复苏，以及亚洲各经济体更具竞争力的汇率水平、稳健的信贷增长、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尽管目前东盟五国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速放缓，但我们相信这种现象只是暂时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未来这些国家的发展势头仍将延续。
宏观政策方面，就亚洲各国总体而言，我们预计通胀率可以保持在可控水平。考虑到短期内复苏仍具有一定不确定性，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仍可持续一段时间，货币政策预计仍将保持适当宽松态势。一旦经济有了起色并且风险爆发的概率降低，就应当考虑恢复货币政策的正常化。为防止金融体系出现大的波动，宏观审慎和资本流动监管不可忽视。财政政策则应该以中性为主，以保持财政盈余与2013年基本持平。
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潜在的危机。其中可能性最大的是全球流动性的突然紧缩，这是因为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全球利率水平将逐步回升。我们发现，美国如果发生1%的超预期增长，将使得国债长期收益率上涨100个基点，亚洲各国面临更为紧缩的金融环境。一旦全球流动性危机爆发，那些通胀水平居高不下、基本面情况糟糕和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体将首当其冲。而潜在的内部危机则可能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发生，比如中国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集中爆发，日本安倍经济学失效，或是其他因政治压力导致的不确定性的上升。
中国当下的宏观经济风险主要来自于信贷的快速扩张和不断加速的金融脱媒现象。截至2012年末，中国非银行类金融中介所拥有的资产已经占到GDP的25%。这些游离于监管灰色地带的金融机构一旦发生系统性危机，后果将十分严重。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可能加剧金融体系脆弱性。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表明，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仅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将越来越难以为继，未来应转向更多依靠私人消费的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下一步中国如果能真正深化改革，将有利于实现产业升级，同时降低当前金融体系风险。
具体而言，中国的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改革财政体制和税收体系，使地方政府收支责任匹配，更多关注于中期财政目标而非短期财政目标，更多依靠财产税和环境税，并且健全社保体系。2）改革金融体系，逐步由目前更多地对信贷总量的直接控制，转变为让利率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放宽对中小商业银行的准入门槛，但同时保持金融监管力度。在转型的过程中很可能伴随着短期经济增速的放缓，如何落实政策将是一个大的问题。但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将有利于私人部门消费提振，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也使得未来增长更具可持续性。除此之外，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也将惠及周边其他国家。
对于日本而言，从现阶段来看，安倍经济学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主要体现在GDP增速的上升、整体温和的通胀水平和明显改善的出口。但是，相比于不推行安倍经济学的模拟结果，刺激政策下企业部门的投资反倒有所下降。这反映了企业作为市场微观参与者，由于对政策持续性的信心不足，难以形成稳定预期，因此不敢进行大规模投资。此外一些指标也表明刺激政策这剂猛药的药效正逐渐消退。未来第三波的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对于防止日本陷入滞涨、财政困境以及过度依赖刺激性货币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总之，未来亚洲各国经济的整体势头仍将以持续增长为主，尽管短期可能出现经济增速放缓。在保持乐观同时，也必须认识到随着发达经济体的逐步复苏，来自外部、内部的多方面因素都可能触发亚洲国家潜在的危机，届时危机在各国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各异。为了防范于未然，各国应以深化改革作为应对。改革可能造成短期的经济下行，但从长远来看，这将使得本国居民以及周边国家获益，也为未来经济的长期增长奠定可靠基础。
Kevin Cheng:亚洲一体化是否会加强经济周期同步性？
在最近几十年里，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快于世界其他地区，这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1990-2012年间，亚洲区域内贸易年均增速达到10%，是其他地区增速的2倍。尽管如此，目前亚洲总体的贸易开放程度仍差强人意，这主要是由于部分大国的开放进程较为缓慢。相比于贸易一体化，金融层面的亚洲一体化进程虽然也在加快，但速度仍不及贸易领域。
随着多维度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亚洲各经济体间的同步性随之增强。通过梳理1990-2012年间亚洲各国宏观数据，我们发现各国同步性最强的时期是在1997-98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之后同步性有所减弱，但在此次2008-09的金融危机期间同步性又有所上升。排除特殊的危机发生年份，总体同步性上升的结论依旧成立。
哪些因素会影响同步性的强弱呢？在贸易层面，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因素：1）贸易量的大小，更紧密的贸易往来会使得外部冲击在各国间传导更快、影响更大；2）垂直整合程度，当中间投入品替代性较低时，即使不存在来自终端需求面（如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冲击，任何来自中间环节的冲击都可能沿着产业链垂直传导；3）行业内贸易强度；4）贸易分工上的相似程度，当两国产业结构越相近时，在面临行业层面冲击时也必将表现出更强的同步性。
不同于贸易一体化对经济同步性的影响，金融一体化的作用则更为复杂。多数情况下，随着银行业和资产配置一体化的深入，各国同步性倾向于减弱。这主要是因为当一国遭遇不利冲击时，资本会流向其他回报率更高的国家，从而造成两国产出的反向波动，表现为较低的同步性。但在危机期间，情况则截然不同，以此次金融危机为例，当各国经济都遭遇不同程度重创时，银行业一体化会使得各国金融机构都要在短时间内回收资金，造成同步性的上升。尽管如此，目前亚洲区域内银行业一体化进程仍相对迟缓，因此对同步性影响也相对有限。
除上述因素以外，中国对其他国家产生的溢出效应也不容小觑。未来中国“世界工厂”的角色将逐渐弱化，而是更多地以终端消费品需求者的形象出现在亚洲经济舞台。这意味着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直接影响效果将更为明显，而不再仅仅通过中间投入品的渠道发挥间接作用。我们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亚洲其他国家在次年的经济增长率将降低约3个百分点，同时亚洲以外国家经济增长率将降低0.15个百分点。
各经济体间同步性的加强也给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严峻挑战，因为一国经济波动将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国家宏观经济影响。为了应对外部冲击，一定的宏观政策调整空间以及有弹性的汇率、工资和价格体系是必须的。同时，随着各国金融一体化的深入，建立一个超主权、更高层级的国际金融防护网也变得迫在眉睫。一些局部的央行间双边互换协议是一种可能的办法，大型的国际性机构如IMF也可以在构建金融防护网上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邹静娴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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