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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条件与推进策略”系列简报之一
发布日期:2015-05-19 11:4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5年第004期(总第1190期)
背景介绍:近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带领课题组成员徐高、林念、王艺伟完成“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条件与推进策略”报告。本期简报报告其中的国际经验部分。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各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背景
利率管制的普遍存在是利率市场化产生的背景。二战以后世界各国普遍加强了对利率的管制程度。以1973年为例,在Abiad等(2008)金融改革数据库涵盖的72个国家中,仅有加拿大、德国、荷兰和瑞士4个国家不存在利率管制,法国和英国等10个国家存在部分利率管制,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仍都采取了严格的利率管制政策。
政府之所以加强利率管制,很大程度上与二战后流行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念有关。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很多国家由于在战争期间遭到重创,百废待兴,迫切要求本国经济能够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东南亚和拉美等刚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更有强烈的实现经济赶超的愿望。在当时流行的经济发展理念中,不论是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还是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均强调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政府一度被认为比市场具有更强的信息优势。这就为包括利率管制在内的管制政策出台提供了思想基础。
不仅如此,利率管制还是降低银行道德风险这一微观经济理论推演出的政策主张。以美国为例,大萧条后,出于防止银行之间出现恶意提息以更多揽存等现象,美国政府发布了Q条例,宣布加强对利率的管制。根据Q条例,银行不得向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同时定期存款利率也不得超过2.5%(1962年提高为4%)。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3个月期国库券利率最高曾达约15%,Q条例确实对存款利率构成了实质性的上限限制。
除此之外,部分发展中国家实行利率管制其实还与其财税体制不健全有关。由于发展中国家通常缺乏健全的财政税收体系,政府获得税收收入的代价高昂且效果不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控制名义利率并加大货币供给而获得的通货膨胀税,便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低成本来源。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利率管制和高通货膨胀在这些国家通常如影随形。
然而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化,管制下的利率体系开始逐渐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矛盾最早于1960年代在以德国、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爆发。在这些国家,利率管制所导致的真实利率过低,引发了资本外逃现象的日益加剧,造成银行经营效率的不断恶化,一方面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放大了经济体所面对的风险。因此,这些国家对利率管制政策的支持性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并陆续开始着手利率市场化改革。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受自身发展需要推动,同时伴随着金融深化理论的兴起,发展中国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一场以利率市场化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在全球范围内应运而生。截至2005年,Abiad等(2008)金融改革数据库所覆盖的91个国家中,仅有17个国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利率管制,其余国家均放松了对存贷款等资金价格的行政管控。
利率市场化之下利率运行的国际规律
各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呈现出以下三条规律:
第一,存贷款实际利率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将短期上升。在利率市场化开始及完成前后,一国存贷款的实际利率水平总体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具体说来,在利率管制时期,政府通常将名义利率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从而人为压低了真实利率。一旦放松行政力量对名义利率的管控,名义利率将会在基本面因素的带动下回升至市场均衡水平,从而令市场观测到的实际利率也出现提升。而除了自发回升的因素外,利率市场化改革所伴随的金融机构的竞争加剧,也会在一定时期内对存款端的实际利率起到推升作用。而一旦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后,各国存贷款实际利率的变动规律主要与该国的实体经济走势密切相关,顺周期的特征愈发明显。
第二,利率市场化一般会推升长期国债收益率。在利率市场化初始阶段,政府的长债利率大多走高,长债收益率与GDP增速之间的差距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倾向,而在利率市场化完成前后,长债收益率与GDP增速的差距却由之前扩大的态势转为显著收窄。换言之,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初期,长债收益率与GDP增速之间通常存在较为明显的背离。但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顺利完成,这种背离将会逐渐消除,长债收益率的变化将会逐步收敛至与经济增速相适应的均衡水平。
第三,市场化改革未必一定对应着存贷利差的收窄。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国际样本中,存贷款利差的变化并没有一致的规律。在美国和日本等国,国内银行业的存贷款利差通常会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小幅收窄。这一现象符合经济学理论的预测——利率市场化导致的银行竞争程度的加剧,在存款市场会令存款利率上升,而在贷款市场则会表现为银行对优质客户贷款利率的下降,因此银行存贷款利差便开始缩小。不过应该看到的是,银行存贷利差并不会持续收窄。结合美国的经验,虽然更为激烈的银行竞争程度会在短期内导致银行传统息差收入的下降,但在中长期,竞争会提高银行的风险识别和监控能力,使银行能够接纳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而这些相对高收益但议价能力偏低的客户群体,将重新提高银行整体的贷款收益率,从而保证银行利差收入维持在相对稳定的区间范围之内。不过,法国、澳大利亚、香港和菲律宾等国的利率市场化实践就表明,银行存贷利差并没有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明显缩小,有些国家的存贷利差甚至还出现了小幅扩大的局面。
这三条规律表明,利率市场化改革会在短期内加大实际利率的上升压力。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国际经验
总体上看,各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和方向大同小异,均是以建立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为改革的最终目标。不过由于各国国情以及政府经济改革理念的不同,不同国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具体措施不尽相同。其中的一些差异便成为左右改革成功的胜负手。基于既有利率市场化改革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有以下几点经验:
第一,渐进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率更高。目前各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实践大体可分为以拉美为代表的激进式,和以美日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渐进式两类。其中,激进式改革是指一国在短期内(一般在3年以内)全面放松利率管制。例如,阿根廷的第二次利率市场化改革从宣布到结束就仅隔2年多。与之不同,渐进式改革强调改革应稳步推进,逐渐放松现有体制中的利率管制政策,其改革历时一般较长。以美国为例,其利率市场化改革始于1970年,直到1986年才彻底完成,历时16年之久。通过对比两种改革路径的成功率可以发现,渐进改革完全占据上风,激进改革则大多伴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倒退,甚至引发国内经济金融危机。这意味着激进路线在现实中往往是“欲速而不达”。
第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效与改革时点有紧密联系。利率市场化改革多是受现实经济条件约束而做出的“被迫”之举,即使是美国这类发达国家,其在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时也都在一定程度是受迫于通胀高、经济增速放缓等压力。尽管如此,不同国家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所面对的现实约束还是存在明显差异。例如,美国在开始利率市场化改革时,已经拥有良好的财政纪律、成熟的金融市场、以及相对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等内在条件,同时它所面对的整体宏观经济形势也较为稳定。而南美三国(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却截然不同:国内财政实力有限、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监管体系缺失、经济波动较大等,在这种局面下,还采用激进的方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应在正确的时机推出,而决定时机是否合适的主要参数既包括国内经济金融条件,也包括国际基本形势的走向。
第三,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功推进,需要存款保险制度、金融监管等配套政策的支持。配套政策的充分支持是保证利率市场化改革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以美国为例,在美联储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美国银行业因存贷利差缩小而面临巨大的盈利下滑压力,在观察到利率市场化的这一负面冲击后,美国国会适时解除了银行混业经营的禁止性限制,为银行业增强盈利能力创造了机会,有效地缓冲了改革对整体经济的短期系统性冲击,支持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与此同时,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失败案例则大多是因为配套政策失当所致,1980年代发生于阿根廷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名义利率大幅飙升就是一个例子。当时,阿根廷政府实行了过分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还采用了容易加剧民众通胀预期的“蠕动式”浮动汇率,这导致阿根廷出现了严重的恶性通胀膨胀,并导致了名义利率的大幅飙涨,从而进一步恶化了实体经济。
在众多配套政策中,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强金融监管是保证利率市场化顺利推进的必要条件。在那些具有完善存款保险制度且金融监管体制较为完善的国家,利率市场化进程通常推进得相对平稳,如美国和德国等。而这两者相对缺乏的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可能会对该国带来较大的负面冲击。澳大利亚的改革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在放松对金融业的行政管制时并没有配套上相应的金融监管体制,澳大利亚在金融自由化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信用和债务的过分扩张和膨胀,最终资产价格泡沫在1987年破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相继出现。澳大利亚的经验教训表明,利率市场化并不意味着不监管,相反,审慎的金融监管还将更好地配合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实施。
(应晓妮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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