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暮春三月，作者在朗润园里倚窗而望，但见柳絮飞舞，鹊鸟穿行，他“突然感到，北大的传统并不是抽象的符号”；“这好像是一个梦。但这又是一个真实的梦。人生如梦，却并不虚无”。“无论是纯粹的学术理想，还是经国济世，或个人的自我提升，我们都为了追求梦想而来。这既是朗润梦，也是中国梦”。到底什么是朗润梦？几番铺陈，作者在最后似乎找到了答案，“站在朗润园的讲台上，我确信这个愿景（中国之文化复兴）不再不可捉摸，而已经是那站在海岸线上可以看得见桅杆的航船”。

 

博士毕业之前，我的人生轨迹和朗润园并没有太多交集。从复旦本科毕业之后，在上海的一家商业银行工作了三年。因为对学术研究感兴趣，在韦森老师的鼓励下，考取复旦经济学院的研究生。按照原本计划，我可能会在复旦读完博士。但在研二的时候，纽约大学政治学系的普沃斯基教授到复旦访问授课，我有机会跟他聊了一个小时。那次聊天的结果是，我在研究生第二年结束后去了纽约大学读政治经济学方向的博士。这是在我的预期之外的，一晃便是六年。

 

在纽约的大部分时间被课业、考试、论文所占据，几乎没有喘息之机。我经常在晚上十点多钟离开办公室去赶地铁回家。这时候百老汇大街上依然是车水马龙，但曼哈顿的美丽和喧闹不属于学子们。说实话，在博士读书阶段，对于今后的择业方向并没有太多思虑，主要是没有时间——都用来想论文了。如果把读博士比作一场长征，可能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都在匆匆赶路，而不是周密地设计自己的未来路线。当我在华盛顿广场一角的那间密不透风的办公室里敲论文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过今后会到朗润园来教书——这也是在预期之外的。

 

2012年秋天，在学术的工作市场上，我开始认真的考虑应聘国内经济系的教职。从找工作到回国后的这段时间里，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从经济学到政治学，再从政治学到经济学做这样的“跨界”？为什么要回国？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做中国为主题的研究。”长期以来，在西方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里，关于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被边缘化，是研究的对象（objects）而不是主题（subjects）。比如在比较政治学中研究中国的论文要发表在西方的主流学术期刊上，往往要先贴一些意识形态的标签。在这种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学术研究上很难有大的作为。另一方面，近年来面对经济持续衰退和社会矛盾频发的挑战，美国的学术界莫衷一是，却提不出任何新的思想。事情正在起变化：同西方世界的经济和社会的衰退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大洋彼岸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勃勃生机。林老师在世行的工作经验总结出一句话，“西方国家没有真经。”相信很多08年经济危机后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对此感同身受。

 

在决定回国后，我面临的课题除了把自己的研究推销出去，还包括如何说服国内的经济系接受从政治学到经济学的跨界。这时候，韦森老师建议我申请国发院，原因是国发院从经济中心时代开始，就一直有重视政治经济学和制度分析的传统，现在又开始尝试跨学科建设的发展道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林老师和姚老师发了邮件，没想到得到了正面反馈。还记得林老师在邮件中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金矿，需要大家一起来挖。这句话对我的震动很大。于是在2013年初，我和太太（她是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一起从美国东岸飞到西边的海滨城市圣地亚哥去参加ASSA面试。

 

圣地亚哥面试的当晚，我们参加了国发院的欢迎酒会。林老师和姚老师在酒会上致辞，回望历史、审视当下、展望未来。提到规划中的承泽园新校区，大家都很振奋。致辞一结束，林老师就被学生包围在铁桶阵中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到近前，几乎没有寒暄，我就开始讲自己的jobmarket paper。今天想来，那场景还是有点滑稽。在人声嘈杂的背景中，林老师耐心听着，遇到不同意的地方就打断讨论。当时我太太也在，她在2011年在世行为林老师做过半年的研究助理，收获很大，一直心存感激。林老师一开始还不知道我俩的关系，特意给我们介绍说，“你们都研究历史，可以交流一下。”待解释明白后大家哈哈一笑。最后道别时，林老师高兴地说，“祝贺你们！祝福你们！”口气像一个熟悉已久的长辈。

 

在去圣地亚哥面试以前，朗润园对于我只是一个符号。我知道它是中国经济学家的“黄埔军校”，是很多经济改革的思想策源地，集中了经济学界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但仅此而已。2013年春天以后，我开始真正地关注与国发院有关的一切事情，朗润园在我的脑海中渐渐清晰了起来。现在，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在朗润园度过，这里的一草一木成为我的生活的组成部分。暮春三月，当我在办公室电脑前敲下这篇小文时，窗外是日渐繁盛的垂柳，柳絮如雪花般飞舞，喜鹊和啄木鸟在枝头穿行。不远处，看得到已经干涸的池塘对面的一排楼，是季羡林老曾经的居所。这时候，你会突然感到，北大的传统并不是抽象的符号。兼收并蓄、自由平等、民主科学，这些价值鲜活地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中，在很普通的事情中传承；而现在，你自己也成为这个场景的一分子。这好像是一个梦。但这又是一个真实的梦。人生如梦，却并不虚无。家国之梦，个人之梦，有大小之分，而无高下之别。无论是纯粹的学术理想，还是经国济世，或个人的自我提升，我们都为了追求梦想而来。这既是朗润梦，也是中国梦。

 

想说说朗润园赋予我的最大的财富。首先，是向前辈老师的学习。他们的阅历和

视野，是对我辈从象牙塔中走出来的学人的局限性的最好治疗。同姚洋老师聊政府治理，黄益平老师聊改革，张晓波老师聊产业集群，汪丁丁老师聊政治经济学，卢锋老师聊党史，都好像修了一门新课。在到国发院的半年多里，我有过数次和林老师长谈的机会。一次是在302办公室外的院子里，我们从经济史聊到新结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联。第二次是年底教授会回程的路上，从夏令营聊到未来和非洲发展相关的课题。第三次是在春节期间，林老师刚从广州回来，我和太太有幸在他的办公室聊了近两个小时。学术讨论中，林老师是典型芝加哥学派的路子，对核心概念有精准把握，用简洁的逻辑对复杂问题抽丝剥茧。在涉及工作和人生的问题上，林老师有禅宗之风，一语点到，又令人豁然开朗。

 

另一笔财富，是朗润园中的学生。他们中荟萃了杰出的头脑和心灵，以我的经验来看，不逊于美国一流高校的水准。教学相长，我从课堂教学中所收获的，不亚于自己做学生时所学到的。我觉得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都处在长期的上升趋势中，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作为教师的职责所在，是尽力为这些头脑成长为参天大树提供合适的土壤。“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一百年前，梁任公在纵论千年学术道统时，把中国自明清以降的时代归为学术的衰落期，而把他所处的二十世纪列为中国文化复兴的时代。这文化复兴之梦，亦是少年中国之梦；但在任公的时代，这只能是一个愿景，而没有成为现实。站在朗润园的讲台上，我确信这个愿景不再不可捉摸，而已经是那站在海岸线上可以看得见桅杆的航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