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对于许多燕园学子说,离开母校后,最怀念的便是曾经在食堂里吃到的一些美味的饭菜了,也有同学戏称,北大的食堂最能体现“北大是全国人民的北大”这句话。
本文作者:胡邦定,1942年——194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西南联大校友会副会长。
文章最初发布于《北京大学校报》2007年1月12日第四版。
1946年10月,我和西南联大复员北上的同学一道,从昆明辗转来到北京大学报到,注册为历史系四年级学生,住在北大的西斋宿舍,距今恰好整整60年。
当年北大的学生食堂是由学校庶务科管理的,学生吃饭大都享受公费,自己不掏钱。事实上同学们也没有钱,经过8年抗日战争,已经民穷财尽,国民党又发动内战,更是民不聊生。食堂一日三餐,早上馒头、稀饭、咸菜;午晚餐也吃馒头,有时搭点玉米面丝糕。吃米饭的时候很少。菜一般是4中碗,有1个带点肉丝,其余3个是素菜,但都有盐少油。当时,我们都是20岁上下的小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在食堂吃饭,尽管主食不限量,但副食差,没有油水,营养不够,容易饿。
我们住进西斋宿舍不久,就发现一个矛盾。上面说的伙食标准,是从昆明西南联大来的学生享受的待遇。而原来在北平上大学的同学却在另外的食堂吃饭,顿顿只有棒子面窝窝头和棒子渣粥。这就发生了所谓“黄白之争”。因为馒头是白的,而窝窝头是黄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这是北大训导长、三青团中央的头头陈雪屏一手造成的。当时国民党政府极端腐败,民怨沸腾。陈雪屏惟恐北大学生像西南联大学生一样,团结起来反内战、争民主,所以用“黄白之争”离间来自南北两地同学的关系。同学们识破了这一点,就选举代表,专门跑到东厂胡同胡适校长家里向他请愿,要求提高北方同学的伙食标准,让大家都吃的一样。胡适答应同有关方面交涉。不久问题解决,黄白之争也就不复存在了。
说到当时的饮食状况,还有个小插曲。我们在上海等待乘船北上的时候,清华大学校友会从联合国救济总署为我们申请到一批救济物资,分给每人一罐5磅重的咸肉和一桶5磅重的奶粉或冰激凌粉。初到北平时,由于伙食差,有时就三两个人一起到西斋附近的小饭馆要几份素炒饼,并请大师傅把我们带去的咸肉罐头夹几片出来加在炒饼里。那可是当时我们能尝到的绝顶的美味。用四川话说就是大大地打一顿牙祭了。但这种好事情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因为咸肉就只有那么多。不久冬天到了,小杂货店里卖冻柿子,价钱很便宜。聪明的同学买来放在凉水里浸一下,使它表层软化。然后揭开柿子上头的那个蒂,用小勺子点奶粉合上,那就是自制的冰激凌,其美味比“哈根达斯”不知要高多少倍。虽然这也可以补充一些营养,但一桶奶粉岂能吃一辈子?很快吃完之后,这点补充也就没有了。幸亏大家在8年抗战期间过惯了穷日子,伙食差一点,也还能够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北大附近很少有饭馆、小吃店或卖零食的摊贩。记得西斋宿舍所在的景山东街上(今为沙滩后街),仅有1家卖烧饼、豆浆的早点铺,1家卖炒饼、面条和小炒的饭馆,还有1家由一位四川籍老厨师开的川味小饭馆,小杂货店卖点香烟、白酒、花生、瓜子、心里美萝卜之类,此外便一无所有了。这说明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居民购买力很低,没有人买得起比较高档的食品。这就是60年前北大学生食堂及其附近环境的写照。
60年过去了,北大的学生食堂和60年前真是天壤之别。首先是规模无法比拟。60年前的北大,学生总数不过3000多人,并无统一的食堂。以我所在的西斋宿舍食堂为例,在此吃饭的不过200多人。而如今中午在北大食堂吃饭的,多达几万人。好在有12个食堂,总面积13000平米,最大的“农园食堂”就有9700平米。饭菜花色品种多,质量不错,价钱还公道。各食堂每顿供应主副食的品种,总计不少于500个。每个食堂各有特色,真是琳琅满目。食堂又都散布在校园南面的生活区,彼此相距不远,学生可以自由选择。
如今做北大学生是幸运的,且不说学习环境,单就生活条件讲,比我们当年不知高了多少。有比较才能鉴别。60年前后对比来看,一方面反映高教事业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更是我们整个国家经济生活水平提高的写照。这真是十分值得欣慰的事情。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校报》2007年1月12日第四版
实习编辑:郭海平
头图设计:武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