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发院是经济学家、管理学者云集的地方，这里的院长该如何管理？

各个学派的高端智囊汇聚于此，

朗润园如何发出影响中南海的声音？

本文为凤凰卫视《问答神州》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专访。

2018年10月19日，履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半年后的易纲，再次谈及当下中国执行的稳健货币政策。21年前，从他加入中国央行这艘金融巨轮起，就一直深耕和货币政策有关的领域。当初中国央行向易纲伸出求贤橄榄枝时，他正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潜心做学问。这所在1994年创办的CCER（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被称为中国经济研究的乌托邦，于2008年更名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这里的学者深知，君子当以天下为己任，建设比批评更重要。20余年间，沉静的朗润园频频被中南海问策，从电信改革到医疗体制改革，再到农村土地问题、生育政策等等。几乎中国每一个重大问题的争论，都有来自这里的声音。

吴小莉：

您跟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跟北大国发院的渊源非常地悠久，您跟林毅夫老师的渊源也很悠久。记得当时您刚来时， 他和您说了一句话：要参与中国当下的历史进程。

姚洋：

1997年我回国后来到他的办公室，他跟我说的其他话我都忘记了，就记住了一句：“我们在创造历史。”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里能吸引很多优秀的老师来，因为大家都有这个理念，我们要参与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会让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加有意义，而不是只为了发表而发表。

国发院的前身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们大体上来说应该有两个渊源：一个渊源就是体改所和发展所；另外一个渊源是留美经济学会，我们有六位留美经济学会的前任会长，这个结合也很有意思，体改所和发展所让我们更加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留美经济学会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学术的素养，这两个结合起来，我觉得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现在海归机构已经非常多了，但像我们这样如此深入地参与中国历史的进程的海归机构是绝无仅有的。

提到北大国发院的前两位带头人时，姚洋坦言：林毅夫和周其仁都是学界德高望重之人，他们在管理时自然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而初任院长的自己并不具备这样的威望。中国顶尖的学术大牛云集在这里，其中还包括了自己昔日的老师们，如何管理国发院成为姚洋需要思考的问题。国发院的汪丁丁教授还曾专门发短信给姚洋说：过于强调制度化，将迅速扼杀朗润园的生命力。而完全没有制度，朗润园将陷入混乱。在变革与传承之间平衡的艺术，是朗润园无法回避的议题。

吴小莉：

国发院的前两任院长都是您的老师，而且都是经济学大师，他们对你的期望是什么？

姚洋：

林毅夫老师是我们这里的旗手，周其仁老师是我们的精神领袖，所以有时候我心里头有疑问，就会找他们去聊。两位老师都会指点我。从他们两位身上还学到就是：心胸要足够宽广，这个非常重要，特别在我们这里。

有些人也问我，你们那里那么多牛人，你这个院长怎么做？我说我学会的就是，我来搭个台子，大家来这里共同展现才华。

两位老师更多的是靠人格魅力打动别人，而我只能靠规则，所以过去这6年，这个规则慢慢建立起来，并且变得清晰。我们整个院子运转起来比较流畅，矛盾自然也少了。

吴小莉：

你们正在写《中国2049》报告，为什么选择2049？

姚洋：

20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百周年。我们要在报告里头做两件事情：首先，做一些前瞻性的预测，到2049中国会变成怎样？特别是人均收入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能不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其次，在实现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哪些问题，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地方政府融资的改革，如何应对老龄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我们怎么处理这个变化的世界关系。

和其他中国高端智库类似，北大国发院的调查研究，一般会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高端智库办公室、国务院参事室等渠道报送。不过采访中，姚洋说在媒体、论坛等公开场合发声，反而更容易让高层做决策。

吴小莉：

我记得我听到您说过一句话：国发院感觉上好像离政府很近，其实还蛮远的。它好像离老百姓很远，但是其实还蛮近的？为什么会这样说？

姚洋：

我们跟政府稍微有点儿距离，也许我们能看得更准确一些。另外，有人会觉得你们在北大，根本不懂老百姓。但实际我们的很多老师都是经常接触实际，但我们又不跟随社会潮流。我们希望能给社会的潮流注入一些不同的、理性的声音。所以我们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

其实我们最后发现，在公开的媒体上讲话、发表文章，影响力是最大的。因为你递上报告去，领导的秘书们他们拿不准。这件事情前因后果是什么样的呀？林毅夫老师这么说了，那别的人怎么说呀？他拿不准。你即使递到领导那儿去，领导恐怕也有同样的一个疑问。但是如果你在公开的媒体上讲，那他就有个测试，到底有多少人支持他的观点呀？这实际上是一个consensus building（建立共识）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样形成的国家政策是比较充分的。

本文北大国发院风景图片由曹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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