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马浩:一个管理学个体户的旁白

发布日期:2021-11-28 07:49    来源:

学者马浩总在研究“成功”:企业如何获取竞争优势、创造价值、保持卓越经营绩效……在30多年的研究中,这些话题反复出现。大大小小被追求成功裹挟的企业,壮大或死亡,在他的思想中被抽象成理论的注脚,好不热闹。

但这些年,他似乎过着某种自我强加的游离者的生活:既不在西方主流学术圈,也不在国内的主流圈;既不做纯粹学术,也不天天跑场子。马浩说自己就是一个“对管理学感兴趣的个体户”。

学术个体户马浩同时也是教授马浩,他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树管理学讲席教授、BiMBA商学院教授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办公室不久前刚刚搬到位于北京大学西北部的承泽园新办公楼。

灰色砖楼与青瓦绿廊掩映间,楼道里回荡着他办公室传来的肖邦钢琴曲。屋里除上百张黑胶片、老式DVD、中式茶盏、中外著作和自己的专著,办公桌旁还立了一个一人多高的马浩卡通画像。

很难用哪个标签去定义教授马浩。只看他的学术履历足够光鲜:曾出任美国伊利诺依大学春田校区管理学教授,日本名古屋商科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在北美和欧洲的英文管理学期刊上发表论文近20篇,数次获得美国东部管理学会和美国竞争力学会的最佳论文奖。

但学术个体户的定位,多少隐含着他对当下学术体系的些许不满:不管有没有价值、是不是真正喜欢,“职业教授”都要在特定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对真理的追求,至少部分地为“职业”考核所掣肘,但“个体户”显然也让马浩摆脱了这种桎梏。

反映在他的文字上,很多艰深的概念显得生气勃勃:比如说他会告诉你运气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管理运气;他说企业采用开放式创新可能是错误的;国家是创新的源头;垄断是对创新的奖赏;战略就是有目的地不断折腾,从而增加歪打正着的可能性……

悲观的乐观主义

初入管理学,最初也来源于歪打正着。

马浩出生在河南郑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学习不错的他,却终究对学习本身没什么追求。高中前两年天天打排球、看戏,直到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他也没有目标。最后还是北京理工大学的老乡回家招生,告诉马浩家里人,管理学这个专业是最新的,很多老师的子弟都选这个。

“那就去吧。”马浩觉得那时真是鬼使神差。他不是没有想去的专业——北大图书馆系。可惜1983年北大该批次在整个河南省只招一人。顺应选择的马浩,泡在北理工图书馆里看了两三年的英文管理学著作,慢慢找到了入门的感觉。

之后的深造之路依然顺遂,他先是考上黄河大学经济管理的研究生,黄河大学是中美合办的第一所大学,代表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第一次在现有体制内建立与世界接轨大学的尝试。1989年的春夏之交,马浩又赶上了去往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深造战略管理学博士的那班车;毕业后在美国博然特商学院任教十年。

三十多年过去,中国的企业经历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并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与之相伴随的,中国自己的管理学、战略学、理论范式有没有可圈可点的成果,进一步说,有没有形成所谓的马浩管理学?

“没有。我们只是管理学的学生。作为一个学术学科,管理学有百年的发展历史和传承,有自身的逻辑和核心命题,谁敢说自己是什么管理学呢?”在马浩看来,至少在研究层面,很少有大师能够界定一个时代、创造一个流派、兴起一场学术运动,轰轰烈烈几十年的情况很少见。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带来学术的繁荣。“像哥本哈根学派在物理学界很厉害,其实就是几个聪明的脑袋;奥地利学派的三五个经济学家,跟奥地利的经济发展也没有什么关系。学术发展有自己的逻辑。”马浩说。

大多数真正的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是相通的,中国有独特性,但所有国家都有独特性,“从这个角度讲,作为后进者,东方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创造多少新鲜理论。学术上,只有日本的野中郁次郎提出过隐性知识,但也是继承迈克尔?波兰尼的认识理论。也许是我的偏见,整个亚洲文化圈对世界管理学文明没有做出多少贡献。”

而只有一本占据书架一整排的《战略管理学说史》,被马浩视为个人学术生涯过往20多本著作中的扛鼎之作。原因在于,这是一本战略管理领域的“英雄榜”,书中提到的全球管理学者超200人。每个人都是著作等身,这意味着背后需要巨大的阅读量,同时真正想读懂这本书,也要跨越不小的门槛:毕竟一页纸上就有很多学者的名字。

对现实有些悲观又无所求的矛盾性,在马浩这里被总结为“悲观的乐观主义”。似乎是受这种独特性的影响,马浩总有从底线思考问题的倾向。比如,在其自己的微信公众号里,他会极为率性地调侃说,“组织就是牺牲个体,管理就是扭曲人性,使命就是灵魂操纵”,在朋友间引发争议。同时,他还批评中国企业更多只是在流通环节创新。

但也存在他认为的理想状态: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志企业。马浩眼中的有志企业也并非依靠多么高深的理论,更多是强调要遵守本分,一是职业合法性,不坑蒙拐骗,真诚服务客户提供价值;二是社会合法性,要合乎政府社区民众的预期,不卑不亢;最后再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合法性。

最近,马浩的注意力又跳跃到了“生态系统战略”的研究中。当科技巨头、软件厂商甚至是传统制造业的核心企业,都跳出来说他们要发展生态、协作共赢,背后的企业组织形态、产业链协作、利益分配以及新语境下的竞争,究竟都意味着什么?

“生态是介于企业和外部环境之间的某种制度性安排,可以把生态当成外部环境,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广义的组织。”马浩的观察是,企业竞争正演变为一群企业和另一群企业的竞争。在这种情景下,战略的落脚点发生了重大变化。生态系统的构建、价值分配、协同与治理都将是生态系统战略的核心内容。

生态系统战略尚处在形成发展的阶段,“比如说,非市场因素的影响非常大,但据我所知,文献中还没有人过多把非市场因素纳入到生态系统。因为这样分析会更复杂,但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之间如何互动,这将是一个很好玩的问题。”

无论如何,这些都是通往管理最高境界的通路,在马浩总结的管理的最高境界里,无非是一群通达、靠谱的人,有幸聚在一起,心情愉快地做正确的事情以及正确的做事,在实现了共同目标的同时,获得了各自的期许。

对话马浩

MIR:开放式创新的虚妄,激活创新源头政府不可或缺的担当,包括如何靠运气增强竞争优势等,这些洞察与很多流行看法不一样的。洞察的背后有没有马浩管理学?

马浩:没有。我们只是管理学的学生。作为一个学术学科,管理学有百年的发展历史和传承,有自身的逻辑和核心命题,谁敢说自己是什么管理学呢?

至少在研究层面,很少有大师能够界定一个时代、创造一个流派、兴起一场学术运动,轰轰烈烈几十年的情况很少见。

事实上,大多数真正的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是相通的,中国肯定有独特性,但所有国家都有独特性。从这个角度讲,作为后进者,在东方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创造多少新鲜理论。

学术上,只有日本的野中郁次郎提出隐性知识,但这也是继承于卡尔波兰尼的理论,是结合日本情况的发挥。也许是我的偏见,我们没有对世界的管理学文明做出多少贡献。

当年我来北大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中国像金矿可以挖掘很多东西。但据我的观察或许是个人的偏见,中国崛起故事中的一些挣扎、改善、变革、创新,不一定是中国人解释得最好。

比如说哥本哈根学派在物理学界很厉害,其实就是几个聪明的脑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三五个经济学家跟奥地利的经济发展也没有什么关系,学术发展有自己的逻辑。

经济学家,尤其是对组织管理感兴趣的经济学家,都希望能够开发出自己的企业理论,研究企业为什么存在、如何成长。

但我没有这个雄心,也没有想去构建自己的体系。当然,我对某些事情会有一些极端看法,比如我认为中国大部分的创新是在流通领域里,电商是最典型的代表,但我们的原创技术和产品有哪些?包括从上个世纪开始,中国所有大学的学科几乎没有一个是自创的。

过去,学术研究是一种精英的脑力劳动,是一种享受和创造。现在的学术研究,很多已成为大规模的生产管理,变得日常化和标准化,不在规定时间内做规定动作就得“非升即走”。

但即使在西方,一些大牌教授尽管职业成就非常高,但对管理的感悟甚至对管理的实践,可能也是一无所知。

我本人就是一种自我选择的学术道路,既不在西方主流圈,也不在国内主流圈,既不做纯粹学术,也不天天跑场子做咨询,我就是一个对管理学感兴趣的个体户。

MIR:对开放式创新的批评涉及到了企业的边界,你是如何定义企业的?

马浩:对于传统经济学来讲,企业就是一群生产曲线:在什么价格下提供多少产品。

对于交易费用经济学来讲,企业是对于某种生产活动,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考虑之后最有效的存在。

对于社会学来讲,企业就是一群人为了一些共同目标而长期共事;对于法学家来说,企业就是一系列合同的组合。

但对战略管理学来说,企业的存在是因为在做某种经济活动时比其他企业更有竞争优势。

不管使命、愿景、远见、意图和战略目标是什么,企业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在做这件事情时比竞争对手要有优势,否则企业就是可有可无。因此一家企业的长期立身之本,在于独特的价值创造能力。

过去大家都说创新,像保洁过去拿动物脂肪做洗衣粉、肥皂,后来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人工合成;再往后走,没多少创新可做怎么办?通过外部创新去买。

但凡在公开市场上能买到的东西,都不可能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因为你能买别人也能。完全通过依靠外部创新不太可靠的第二点原因还在于企业的吸收能力。

但长久而言,如果行业放开,外资能参与竞争,中国企业也能马上发展起来。像电冰箱业,中国市场几乎没有外资品牌了。

未来,传统的汽车企业也将面临类似的局面,外国性溢价已经不存在,我们自己就能做起来。面临竞争就有创新动力,否则企业不会去创新,无论是封闭式的还是开放式的。

这里面也需要区分的是,对于产业集群来讲,生态系统有溢出效应,开放式创新或许是对的。

但一个企业说要采取开放式创新的战略,可能就是有问题的。企业必须要主导核心,或者说能够在迭代或递进的过程中占据优势,否则企业什么也没有。

而且,现在已经不再强调某个产品品类或行业,生态系统是一个跨行业的概念。比如说一家给波音生产座椅的企业,也可以把产品设计到家庭环境中;座椅上可以有很多功能。

相当于企业进入了跟飞机完全不相干的领域,包括激光、微波等基础技术都已经不再细分产业,因为可以进入很多生产系统。

MIR:关于创新,你非常强调国家的作用,国家是创新源头这个观点,很多人可能会有不同意见,能否具体阐述一下?

马浩:国家是创新的源头,几个方式可以去解读:一是自然呈现出的国家竞争优势,像古巴的雪茄、巴黎的时装等,这里的国家其实更偏重地域。

我们说法国葡萄酒,肯定不是说法国政府做的葡萄,只是在法国的某个区域恰巧有做葡萄酒的传统。这是对所谓国家的一种理解,和政府还是有所区别的。

另外确实跟政府有关系,比如日本的产业政策:前有NEC,富士通,东芝,再有企业要进入计算机行业,政府说不能支持所有人,下一步只能去做附件、做LCD,比如夏普。

日本由于这种产业政策的引领,早期某些企业在特定行业做得不错,同时使大家向不同领域发展,而不是集中到一条路上。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家效应,二战后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主打以技术为基础的中产阶级耐用的消费品,如汽车、照相机、微波炉等,这都是高技术含量、单品价值非常大、市场容量很高的产品。

我做博士论文时曾研究过美国零售银行,但要去比较全球银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是按总资产还是总储蓄,前十名没有一家日本银行。但到了1981年,全世界前11名全是日本银行。

钱从哪里来的?一定是制造业。大企业的中间是银行,金融实力证明了银行的指导实力得到了全球认可。

我们这里也是一个道理。由于产业政策的协调集中,一些产业做出来了,这时再说国家竞争优势,基本上就是指规模,像两弹一星、国家电网、高铁等。

我强调的国家对于创新的研究在于两种可能性。一种在于基础研究的支持,中国对于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非常大,美国新闻周刊已经把清华大学排到MIT前面。

但我们需要区分创新的成色,不要所谓的自主创新最后发现是融通创新。

另一方面,就像我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有一定的道理,完全没有规划的增长对于现在的大国是转不起来的。

很多创新恰恰是大企业做出来的,并不是小企业自由竞争创造出来的,后者没有那种规模,也没有那种眼界。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定的产业政策协调是必要的。

我们总说美国没有发改委。美国硅谷的大部分技术也都是美国政府和军方基础研究的成果。否则,你在自家车库创业,只能是倒腾运动鞋。

MIR:你提出产业的概念正逐渐模糊,企业间一对一的竞争和较量逐渐让位于企业群组间的对垒和交锋。最为典型的现象便是企业间的生态系统。基本分析单元、战略目标、竞争性质、竞争对手都不一样。生态系统战略的思想具体是什么,来源是什么?生态管理和非市场因素又是什么关系?

马浩:生态管理是个现象,可以说是自然生态,比如海淀的自然生态,是适合做军事工业、做适合做养殖业还是适合做其他高科技。

生态系统一定会有生产者、消费者;此外,生态系统肯定有天敌。现在讲生态的企业没有人提天敌,实际上这种是一种假想的存在。

比如在北大,你每天在教室、宿舍、食堂、图书馆之间活动。有些角落你从来不去,对你来讲那不是你的生态系统。

你的生态系统一定是与你的生活和工作学习息息相关的,这是你自创的环境。北大是一个自然生态,你的生态是足迹所致的地方。

因此,我所定义的生态系统,就是自己构建的一种外在存在,有时介于组织企业和外部环境之间,可以被看作外部环境;也可以把生态环境理解为一种广义的组织,是企业的一种延展。在个体组织和外部环境之间,生态系统是一种特定的环境。

另外,我倾向于定义生态为三方或者三方以上的同时合作,三人必须同时上手,形成一种“共同专业化”,这是我对生态系统的基本要求。

比如我跟甲合作,也跟乙合作,甲乙对我来讲是一个双边的联盟组合,这个组合并不是生态系统。只有我和甲乙三人同时协作才叫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不同于单一线性的价值链,更容易解释这种多项共存的交易关系或者合作关系。

实际上,研究生态系统的很多人,早期也是研究产业链的。生态系统的表现之一就是不强调纵向一体化。

过去苹果除了摩托罗拉的芯片,所有的零件包括模板都是自己做。引入生态系统概念之后,企业就已经假设一个企业不可能做所有事情,必须跟别人合作。

现在,富士康负责组装,苹果在iTunes上可以做游戏,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不再单一线性。

提到社会价值,做个类比如给宇航员做面包。甲是做面包的,乙是做酱的。一个环保组织说乙不环保,乙可能就不能中标,但中标的可能反而航天员不爱吃,影响身体和情绪。

但另外一种情况是,对于乙来说,因为不环保,可能拼命去找环保的材料,也许芦荟就比现在的肉酱更环保又健康,这是一种创新,是政策胁迫下的一种创新。

所以,如果把非经济因素、非市场因素考虑进来,生态系统分析会更复杂,但经济就是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如何互动的过程,这将会是一个很好玩的问题。

但现在据我所知,文献中还没有人过多把非市场因素纳入到生态系统,对此我还是非常赞同的。

企业要跟监管、客户、渠道、供应商等打交道,这也都是生态系统。再比如,波音飞机和微软都在西雅图,这是同一个商圈,等于是一个自然的商业生态系统。

假设当微软说中国买盗版软件损失多少钱;波音可能就会跳出来劝阻说,人家回头不买飞机了,我们亏钱,微软也不会好过。

所以,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之间会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在同一个社区、社群乃至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

一个公司内部的结构,取决于任务环境、技术特点,当然还有发展的历史和传统,如果外部合作需要多方协作,企业就不能自己闷在屋里,你一定要适应外部协作的要求。

文 / 高若瀛、邹卫国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旗下智库——管理与创新案例研究院

 


分享到: